浅谈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风险控制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 发展中国 家风险控制
    论文摘要：金融业重振，是“后危机时代”的核心环节。此次金融危机引发我们最大的深思，便是怎样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风险控制难以渗透其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往往是被动的风险承担者。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风险分散机制不对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对等,发展中国家不但难以获得收益,反而要承受其成本。 
　　上世纪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海外投资的扩张和金融工具的飞速更新，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资源大规模地一边倒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推高世界资产价格,而虚高且不断增高的资产价格更进一步虹吸着全世界的资源,向虚拟经济部门集中”加之混业经营的多元化模式，极大的催生了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加上金融市场作用扩大,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发生模式 
　　“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促使美国之外国家的经济繁荣,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世界低利率渠道而不是贸易渠道。低利率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投资和消费增加,从而使产品市场流动性充足,同时也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指数,与此相关的证券化产品也大量充斥于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进而使投资者的虚拟财富增加,但这种虚拟资产不是以生产和投资者均衡消费为基础的,而是资产市场流动性膨胀的结果。”另外，当今世界处于不对称状态，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发达国家总会转嫁经济风险，因而发展中国家总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金融工具的复杂性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连动性，使得原本只存在于某一经济利益体系的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 
　　“特里芬悖论”认为对美元的信任直接关系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架使这一信任难以长期维持。“新特里芬悖论”则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储备主要来自美国的赤字。美元本位制的现状，使得美元负债向其贸易伙伴输入，而中国是其现在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其又不得不以美元外汇储备来改善国际收支。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加重美元的贬值预期，使得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因此，“此次危机不同于以往的金融危机,它是‘全球新型金融危机’,是在非对称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次贷危机和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缩水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的混合体。” 
　　二、发展中国家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窘境 
　　金融危机来临后，美国率先推出了应对其的重振措施，最主要的是在金融监管的改革上。由此看出，金融监管仍不失为控制危机的第一选择。发达国家面对已经步入轨道的金融业发展，其首要任务是保证它的安全。这与首要追求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不一。以中国来说，中国正处于建设金融体系的奋斗时期，秉承着效率优先的准则。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每一次变革。“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信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大资金带动大增长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模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刺激经济的政策和“保八”的影响，2009年中国信贷总量陡增了9.59万亿元，贷款增速约为32%，创10年来的新高。”然而信贷激增会导致经济过热，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如何在效率与风险控制间找到平衡，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