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理论范式之变：从垄断优势到寻求创造性资产
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跨国公司理论是以垄断优势为出发点的。虽然随着跨国公司的，跨国公司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但垄断优势在跨国公司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一直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跨国公司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跨国公司理论的重点开始发生转移，一股以寻求创造性资产为核心的跨国公司理论思想开始兴起。由于这种思潮抛弃了垄断优势的既有前提，因而对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范式形成了严重冲击。
一、从垄断优势到折衷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是以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国间资本丰裕程度的差异，资本短缺的国家利率高，资本丰裕的国家利率低，利率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从资本丰富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要素禀赋论既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国际投资。
1960年，斯蒂芬-海默（s.Hymer）在其博士“国内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海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要建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必须摒弃传统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海默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原理用于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垄断优势理论。
1966年，弗农（R.Vernon）在《学季刊》上发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认为，垄断优势理论还不足以说明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和国外子公司生产之间的选择，其理论是静态的，应该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
1976年，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as－son）在《跨国公司的未来》①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有综合性的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理论。巴克利和卡森认为，以前的有关跨国公司的著作缺乏综合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没有考虑企业除生产以外的许多活动，如研究与开发、市场购销、培训、建立管理班子等，这些都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与中间产品有关。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较为常见的是结合在专利权、人力资本之中的各种知识。这些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最终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同样重要。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面对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性的企业将力求使这些中间产品在其体系内实行内部转移。因此，凡是发生跨国界内部化过程的地方，就会产生跨国企业。
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ning）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一文，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它们对各自国家特定时期的跨国公司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都不具有普遍意义。邓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地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邓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把跨国公司拥有的优势分为三个方面的特定优势，用以系统地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从而把自海默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Heckscher-Ohin）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三个方面的特定优势是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和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这就是所谓的折衷范式（Electric Paradigm）或称OLI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
二、折衷范式面临的挑战
虽然折衷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各主要流派，并对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折衷范式并不能完全履行如邓宁所说的跨国公司一般理论的职能。理论上的缺陷和现实中的挑战，推动着折衷范式向新的方向演进。
理论界对折衷范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缺乏动态性和难以实证两个方面。为了弥补折衷范式缺乏动态性的缺陷，邓宁1981年在《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国家定位：一个动态或发展的路径》③一书中提出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投资发展水平理论旨在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关系。邓宁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国直接投资的流出量或流人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投资发展路径。虽然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给折衷范式注入了某些动态的因素，但是这种修正的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其原因是这种修正只是从宏观的层面对三种优势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描述，而未能对跨国公司特定优势本身的变化作动态的分析，它仍然遵从折衷范式的基本逻辑，将跨国公司的特定优势，尤其是所有权优势作为分析跨国公司行为的既定基础。
对折衷范式形成重大冲击的是跨国公司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动摇了折衷范式的理论前提，而且揭示了跨国公司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只将其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向外转移，而将其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R&D（研究与开发）活动保持在母国进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只有为数极少的跨国公司开展全球性的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许多欧洲跨国公司，如瑞士的ABB公司、荷兰的飞利浦公司、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成为推动研发国际化的开路先锋。随后，美国、日本、德国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如美国的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日本的丰田、富士通，德国的戴姆勒等公司也加入到研发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从大约300亿美元上升到670亿美元，国外研发投入的比重则从10%上升到16%。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在国外从事的研发活动不再是为了适应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并与跨国公司的知识创造过程融为一体。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对于以垄断优势为前提的折衷范式理论框架构成了挑战，因为白海默到邓宁的跨国公司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或特定所有权优势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在这一理论的框架中，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利用优势并获得利润回报的过程。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不仅是利用优势的过程，而且还是创造优势的过程。如何将跨国公司知识创造过程的国际化纳入分析框架，是既有跨国公司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2.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的主要方式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主要包括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建投资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并购开始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据《2000一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1987年到1999年的12年间，每年完成的跨国并购的价值从1987年不到1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跨国并购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52%上升到11999年的83%。
跨国并购的发展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折衷范式构成了冲击：其一，由于折衷范式未能区分FDI的不同进入方式，且分析的基本素材主要来源于新建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因此很难解释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其影响。其二，折衷范式强调企业的垄断优势及其内部化使用，跨国并购则强调通过整合外部资源来提升企业的优势和创造新的优势。其三，折衷范式未能考虑时间或速度因素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而跨国并购则将时间或速度因素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微不足道的。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79～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3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为2.3%。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1986～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17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7%。1995～1996年，发展中国家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92亿美元，占比达到14.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新兴化国家和地区的推动。1996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0%，达到了460亿美元，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9%，和存量的80%。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外向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北美、欧盟、澳大利亚和拉美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东道国或地区。北美-直是亚洲的主要投资区位，与此同时，亚洲企业对欧盟的投资也快速增长。1989～199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欧盟的投资每年平均1亿美元，到了90年代前期，年均对欧盟的投资上升到50亿美元。
为什么缺乏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会对美、欧等发达国家投资呢?这在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以垄断优势或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为既定前提，这种理论比较适合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很难解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
三、寻求创造性资产成为跨国
公司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正如邓宁在“国际生产的折衷范式：过去、现在和未来”①一文中所说的，折衷范式作为分析国际生产的决定因素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最好的，但它并不适合作为跨国公司的预测理论。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包容跨国公司各类价值增值活动的单一理论，因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折衷范式扩展和重新组合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关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竞争优势的问题。
邓宁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传统意义上利用公司已经存在的所有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一种产权，转变为跨边界活动的一种日益重要的形式。这种跨边界的活动不仅能够获得公司在多个国家经营所形成的技术的市场协同效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和获取国外竞争者、供应商、顾客、国家和创新体系所提供的创造性资产。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是邓宁1993年在《跨国企业和全球经济》②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邓宁将资产分为两种类型：资产和创造性资产，也称为战略性资产（strategil Assets）。自然资产是自然界产业的结果，包括自然资源和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创造性资产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经过后天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基于知识的资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创造性资产可以是像资产存量和像通讯设施和销售等物质资产那样的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有很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知识。无形资产除了包括信息存量、商标、商誉和智能外，还包括技能、态度（如对财富创造者和商业文化的态度）、才能（技术、创新、管理和学习才能）、能力（如富有效率地组织提供收益的资产）、关系（如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与政府的联系等）。这些资产体现在个人和公司之中，并且有时由于公司和经营活动的聚集而得到加强。
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无形的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许多最终产品和服务，从谷物等简单的产品，到书和机，再到汽车，它们的大部分成本是R＆D、设计、广告、销售和工作等创造性资产的成本。现在，劳动力的成本不到汽车生产成本的10%，其余成本则与各种创造性资产的贡献有关。而且，国际竞争日益通过新产品和新工艺展开，这些新产品和新工艺往往以知识为基础。产生新产品和新工艺的R＆D活动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和资产的市场正日益开放，拥有这些资产的企业可以进行买卖。在追求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对获取创造性资产，即主要的创造财富的资产和公司竞争力的关键源泉，给予了特别重要的关注。跨国公司可以将FDI作为获取创造性资产和提高公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邓宁在1998年发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一个被忽视的因素?”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的快速增长，这时FDI较少地强调利用既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而更加关注通过并购新的资产，或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自身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FDI与早期的自然资源寻求型FDI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区位选择上却有很大的不同。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利用的创造性资产，如技术知识、学习经验、管理专长和组织能力主要集中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增长的最好证据就是作为FDI形式的兼并收购不断增强。根据联合国会议（UNCTAD）1997年的统计，在1985－1995年间，有55%～60%的FDI流量是以并购形式完成的。这些并购大部分集中于北美、欧洲和日本，主要集中于知识和信息密集部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Kogut和Chang1991年在《技术能力和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一文中，重点考察了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究竟是为了利用日本企业的特定优势，还是以获得美国的技术为目标?结果发现，日本企业更倾向于与美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获得美国的技术。Chang在1995年发表的“日本企业的国际扩张战略：通过顺序进入建立能力基础”④一文中指出，日本制造企业是在有步骤地进入美国市场，其主要动机是为了能力的发展。
阿尔梅德（Almeida）1996年在“外国跨国公司的知识寻源：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专利引文分析”一文中指出流入美国半导体行业的FDI所建立的国外企业，比美国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引用当时专利，从而证实了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中的外国企业的FDI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当地的技术资源。Shan和Songl997年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寻求技术优势：来自生物技术行业的证据”一文中证明，在美国生物技术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同样是寻求技术资源。
库玛（Kumar）1998年在《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与展望》一文中对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进行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FDI增长迅猛，而且这些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通常利用对发达国家的FDI来增强它们的非价格竞争力。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公司对欠发达国家的FDI则主要是为了增强它们的价格竞争力。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建立品牌，获得新的生产技术和获得更大的分销网络的捷径。这种意图典型地表现在它们对发达国家公司的建设性并购及与当地供应商和顾客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方面。
近年来，技术进步的加快、日益激烈的公司之间的竞争、新市场的开放和公司特定资产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动机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利用现有的特定优势的手段，而且是扩展公司特定优势的工具。大量的研究证明，公司的特定优势不仅来源于专有资产的占有，而且还来源于获取或者有效地协调东道国其他公司所拥有的互补资产的能力。这种观点的根本含义是公司所要寻求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将更多地由某一特定空间所决定，而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任何单个公司的内部。因此，那些倾向于通过FDI建立优势的公司就会寻找机会投资于特定的区位（东道国），以获取和利用公司所需要的创造性资产。
正如邓宁在“国际生产的折衷范式：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以寻求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FDI已经成为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寻求创造性资产动机的研究，为FDl分析框架的合理化提供了新的维度，促进了对传统OLl范式中各相关变量的重新组合。虽然相对于现有的资产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言，以寻求创造性为目标的资产扩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处于幼儿期，但可以预言，在未来的10年中，对于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的研究，必将提升跨国公司理论对现实的影响力，并对理论工作者形成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