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与退出机制研究

　　 [摘 要] 不良资产对一国的体系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为处置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作为任务明确的特设机构,各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任务基本结束后,往往会被要求关闭､转型或者合并,其中的背景和过程很值得研究｡本报告从美国､瑞典､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几个样本国家资产管理公司实际案例入手,对影响转型､退出机制选择的各类要素作了汇总,并针对不良资产市场实际和机构运作现状,提出了针对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与分类改革建议｡
　　[关键词] 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市场;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也由于周期性的波动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等原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出现了巨额不良资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90年代在东南亚出现的金融动荡,甚至诱发了个别国家的危机｡为防范和化解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风险,各国际组织和各国的金融管理机构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在处置该国国民储贷协会(S&L)不良资产中的良好表现,使其所代表的特设资产处置机构模式被视作高效率资产处置的典范｡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运行周期波动以及改革的深入,中国银行业在规模扩张同时也暴露出万亿规模的不良资产问题｡1999年开始,中国先后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和华融等4家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推进､治理水平提升和经营效益改善,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将面对新剥离资产日益减少､传统业务收缩的新情况,因此,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下阶段如何发展的命题｡,对国际主要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转型､退出等机制进行分析､,提升决策的性与针对性,顺利､平稳地实现相关机构的体制和机制变迁｡
　　
　　一､各国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转型或退出方式
　　
　　由于不良资产的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与处置机构的渊源等具体情况不同,世界各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退出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各国的总体政策取向仍是具有一定共性的,简单地可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关闭清算;二是由政策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三是几家同类型机构合并为一家继续经营｡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方式之间界限并不绝对,可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明显界限,比如,某些国家选择几家资产处置机构合并可能是为了专注政策性处置,也可能是后来政策性机构商业化转型的前奏,甚至可能是最终关闭这类资产处置机构的序曲;而某些政策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后,有的机构仍伴有政策性功能;即使是被关闭的某些机构,其不良资产处置功能并未彻底退出,在国家的金融体系内,不良资产和风险机构处置功能仍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存续｡
　　(一)关闭｡关闭不良资产特设处置机构的策略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资产管理公司关闭后,不设存续机构;其二,尽管资产管理公司被关闭,但仍设有存续机构,并保留部分人员管理剩余资产｡
　　1.资产管理公司关闭后人员并入母体机构——以RTC为例｡当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贷款协会陷入危机时,承担金融稳定职能的美国存款保险体系(FDIC)立即承担了重组工作,其附属清算功能在此期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989年8月成立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1995年12月31日结束运营｡在RTC营运的七年间(1989-1995),RTC效率极高地处理了747家问题储蓄贷款机构,处理问题资产总值达4025亿美元,处理成本约875亿美元｡到RTC关闭时,剩余77亿美元资产(账面价值)移交FDIC的清算部门继续处理,参与资产处置的人员重新回到FDIC,其中大部分人员并入FDIC的清算和破产管理部继续负责清算问题银行､担当倒闭机构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和清算人｡
　　2.剩余资产转给清算留守机构后直接关闭——以Dana-harta为例｡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和比例快速上升,1998年上半年,该国贷款不良率一度达到11%-12%,1998年8月,马来西亚成立国民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以管理､清算银行不良资产为主要职责｡中央银行为Danaharta提供了15亿林吉特的初始资本,但Danaharta尽量少地使用公共资金,主要依靠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Danaharta在2005年底完成使命被关闭,存续资产由Prokhas托管｡关闭后的Danaharta遗留了28.8亿林吉特资产｡
　　(二)由政策性资产机构向商业化转型
　　1.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兼营的情况——以KAMCO为例｡KAMCO的前身是成立于1962年的“成业公社”,最初是作为韩国产业开发银行的一个附属机构存在,只负责处理该银行的不良债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减缓金融危机对韩国国内金融系统的冲击,韩国国会特别立法扩大了成业公社功能,规定其可以接收和处置国内银行和企业的所有不良资产,还明确其将作为永久性的资产处置机构长期存续｡从1998年底开始,成业公社以各种方式对政策性接收的银行坏账进行处置,到2000年基本处置完毕,剩余部分大多为来自大宇集团的产业类不良资产,对这部分产业类资产,成业公社更多地采用重组等“精耕细作”的方式进行处置｡
　　2000年1月1日,成业公社正式更名为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定位强化了商业化业务, 2004年,经过韩国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许可,KAMCO进一步扩大商业化业务范围｡它可以购买企业重组债权并进行再投资,促进企业结构调整,提升被重组企业价值｡从此,KAMCO属下的多个股本基金,可以对企业投入新的股本金,或进行债转股,通过下设的产权交易所,该公司还可以把拟拍卖资产和实物处置工作日常化｡2005年,KAMCO投资海外市场的计划也得到政府支持｡KAMCO可能将首先选择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合作来开发周边国家不良资产市场,输出资产管理和处置业务经验｡
　　2.彻底转型为商业化机构——以瑞典资产管理公司为例｡Securum和Retriva通过在内部设立下属的专业子公司来管理不同类型的资产,如资产管理子公司､房地产资产管理子公司等,由于瑞典经济很快在1993年下半年恢复增长,加之Securum和Retriva运作措施得力,到1996年底,瑞典已成功解决了不良信贷资产问题,在1996年7月,瑞典政府开始逐步取消对国内银行的担保｡此时,Securum和Retriva剩余资产中房地产类资产的价值开始凸现,于是,瑞典政府安排这两家公司合并,成为一家商业性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Venantius,并将剩余约100亿克朗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注入｡合并后的Venantius不久即完成其他类别的资产处置,并彻底转型为房地产投资持股公司,同时兼营商业化不良资产处置业务｡
　　(三)合并国内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家资产管理公司,则在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难免会出现功能重叠､利益冲突,因此,有些国家在对待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功能转换问题时,也会从机构间首先实现充分协作､提升效率的角度出发,选择将若干家同类型机构进行合并作为过渡方案｡ 　　以泰国为例,该国实际上设有多家处置不良资产的特设资产管理公司,如建立于1997年的官方部门重组局(FRA)､建立于2001年的泰国资产管理公司(TAMC)及更晚建立的､源自曼谷银行资产处置机构的曼谷资产管理公司(BAM)｡早先的设计方案中,泰国政府确定由职能最接近政府机构的FRA首先接管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并进行公开拍卖,然后,泰国国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Radhanasin银行作为FRA主要买家,购买FRA拍卖的较优质资产,实现“好坏分离”｡
　　FRA前后共收购了约2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大部分较好的资产通过交易实现了价值,但无人应拍购买的资产却沉淀下来｡2001年开始,泰国政府将这部分质量较差的资产交由具备政策性金融机构背景的TAMC处理,这之后,TAMC又陆续接收了200多亿美元资产,合计共持有了300多亿问题资产｡由于TAMC和BAM之间存在职能定位重叠的问题,同业之间也形成了不健康的竞争局面,因此,泰国银行管理当局决定合并TAMC和BAM,使之协同工作,加快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二､国外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经验
　　
　　从来自国际间主要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来分析,无论转型或是退出,抑或是选择合并,各国的具体政策措施都与特设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一)机构定位对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1.定位类型I:快速处置不良资产的机构｡如果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成立目标是为了快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即资产管理公司被定位为快速处置机构,且该国内部不良资产市场规模经过处置后明显缩小,则该国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会被关闭｡
　　2.定位类型II:注重对资产进行整理和重组的机构｡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除了具有不良资产处置职能以外,还被赋予投资､重组和管理所接收资产的功能,并且,该机构所接收的资产如果经过日后有效且耐心的重组能够显著提高收益,则政府可能选择将原有政策性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化进行转型｡
　　(二)所处置的资产特征与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前景关系密切｡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资产对其前景也有很大作用｡如果其所持有的部分行业景气前景向好的不良资产,经过有效运作能够凸现出重组价值,且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又来自体制外,政府没有过多参与,则借助资产或经营的机遇,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获得长期存续的机会,并得以强化商业化职能｡
　　(三)不良资产市场发展前景决定着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前途｡资产管理公司是关闭还是转型的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如果一国国内或者周边的不良资产市场业务机会多且具有参与价值和可能,则也意味着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方向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反之则不然｡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体制尚不健全的发展家,由于本身金融体系仍较脆弱,尽管不良资产经过剥离后,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内的不良资产占比有明显下降,但未来仍面临不确定的问题前景,这样,专门处置不良资产和参与金融机构整理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就可以长些｡
　　(四)机构合并只能算作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定位､资产､市场的三重约束下,资产管理公司会被政府要求转型或者退出,对于一些国家选择合并多家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情况,我们认为,合并尽管可能出于多种考虑,但是,仍应只被视作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启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往的政策､市场等环境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已到了需要明确下一步转型､重组或退出等改革思路的时候｡如前所述,定位､市场和资产情况对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影响极大,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也拥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和市场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途径一定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方式,而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经验借鉴｡
　　(一)中国仍然需要特设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目前,我国国内尚有万亿元以上的不良资产存量,由于金融体系改革难点尚多,来自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增量发展趋势尚难以判断,新的不良资产可能仍会出现｡特别地,由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殊融资结构特征,如果银行体系因为不良贷款问题出现风险,则可能使整个中国金融领域都受到影响,从现实需要出发,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也需要国有性质的专业化队伍｡在此基点上,转型发展应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下阶段发展的趋势,而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处置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也随之成为必然要求｡
　　(二)存续资产管理公司仍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过去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综合运用国家赋予的回收手段,专业化地实施了债务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多类型业务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损失并有效地提升了不良资产价值｡事实证明,在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特设处置机构具有明显优势｡
　　利用好资产管理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形成的经验,借助资产管理公司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体系稳定,中观上有利于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微观上也有利于中国不良资产市场体系的完善｡
　　(三)“分类改革”应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核心策略｡在转型发展的前提下,现有的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体制也需要进行适当改进,在这方面,分类改革可考虑作为基本策略｡我们认为,在对现有4家机构职能高度重合的局面进行调整后,应以强化存续机构的资产重组和风险防范职能为改革方向,增加商业化业务种类,保留部分必要的政策性功能,打造符合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需要的､活跃于不良资产及周边业务服务领域的金融机构｡“分类改革”的重点是根据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进度､处置业绩和管理水平出台有针对性的转型指导政策｡首先,应选择适当时机对目前4家公司参与同一个市场造成业务高度重合的情况进行纠正,对处置业绩较好､管理水平较高,且已经完成政策性现金回收任务的资产管理公司应逐步转型成为主营不良资产批发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融入存款保险体系,成为担负问题金融机构的清算职能的重组部门,完善国内的金融风险预防体系｡另一方面,在所有资产管理公司均完成剩余政策性业务后,积极为资产管理公司整合和向商业化运营转型创造条件,适当扩大经合并后存续机构的业务范围,同时完善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机制和业务整合｡使商业化机构产生“协同效应”,并逐步成为按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具备不良资产处置､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多种金融服务功能的综合性金融｡通过转型发展和分类改革,在中国金融领域形成政策性､商业性资产处置机构并存的格局清晰､业务独立､各负其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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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小川.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2]范以端.韩国金融监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资产管理公司考察报告[M]. 台北:鼎文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