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显意义规避手段的隐喻
摘 要：话语的内隐意义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话语表达的实际意义总是大于字面意义。话语意义的内隐性是语言交际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外显意义的规避有规约性的策略，隐喻是这样一种规避手段。隐喻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语境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隐喻从本质上可以看作一种语用现象。
关键词：隐喻；外显；内隐；规避手段；动态性；语用策略
1. 话语意义的内隐特征
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语言的内隐意义。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不能完全依赖话语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说话者意思。Verschueren认为意义完全外显是不可能的，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总是要大于句子的字面意义。无论多么面面俱到，话语措辞所留下来的隐含信息总比能明确表达的更多。（Verschueren，1999：26－27）为研究话语字面意义之外的那部分隐含意义，J. L. 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并造了说话用意/施为力（illocutionary force）这一术语，他认为话面意义或句子意义（locutionary meaning）和说话用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P. Grice则提出了会话含意理论（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并使用了含意（implicature）这一术语，表示“隐含之义”，与“所说内容”相对。（见何，陈新仁：2004：91）在此二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用学可以认为就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学科。（姜望琪，2003：3－4）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赖于语境和释话人的相关语境知识。Verschueren把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的生成和获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把话语所携带的未披漏的信息世界叫做背景信息或者共有知识，因为必须假定这种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为发话人和释话人所共有。（Verschueren，1999：26）他把交际双方放入由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共同构成的语境中，语言交际中发话人和释话人依赖语言语境以及更深层次的这三个世界的背景知识。关联理论的提出者Sperber and Wilson则指出，话语与语境特征联系越小，意义就越外显。（Sperber and Wilson, 1995: 182）反之，话语与语境特征联系越大，则意义越内隐。Verschueren（1999：33－34）了传递隐含意义四种手段：前提（或者预设）、蕴涵、常规会话含意和非常规会话含意。常规会话含意由话语中特定词语的意义所决定，可以看作是使用特定词语的话语所常规带有的特征。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产生于具体的场合，其推导离不开对当时语境特征的把握。（何自然，陈新仁：2004：92）前三者是隐含意义传递的常规手段，可以加以策略性利用，而非常规会话含意则涉及外显意义的策略性回避。（Verschueren，1999： 34）在书中的另一处，Verschueren（1999：156）指出了外显意义策略性回避的几种手段：会话含意、反讽、隐喻、礼貌和幽默。
2. 隐喻：一种语用现象
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词metapherein，即meta + pherein，大体可以理解为带到[字面的]后面。（见陈嘉映，2003：374）隐喻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的实际含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隐喻的意义总是内隐的。对于隐喻的认识，学界经历了从修辞学到语义学再到跨心、、语用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的几个阶段。隐喻理论对于隐喻本质的认识概括起来有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是一种语用现象、隐喻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互动、隐喻是一种述谓现象等几种。（见束定芳，2000）这几种认识其实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隐喻进行的描述和解释，相互之间构成互补的关系。但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必须承认，隐喻意义的生成和理解都依赖于语境特征，隐喻是一种话语现象。用M. Black（1962）的理论来说，隐喻是一种以句子（话语）为框架（frame），以词为焦点(focus)的话语现象。（在更大的语境下，焦点不仅限于词语层面，它可以延伸至句子和篇章层面。）隐喻的判别必须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语境里。在一般情况下用作隐喻的表达在某些情况下会回归字面意义，如死隐喻的复活或者语义的回归现象。例如，“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般情况下都作为隐喻表达来使用，甚至被视作一个死隐喻，表示不能惹的人或事物，但是如果在动物园的虎笼旁边贴上了这样一个告示的话，其意义显然已经由隐变显，回归了字面意义。离开了动物园、老虎和游人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物理世界，人们很难孤立地判断“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表达究竟是否隐喻。再来看一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对胡适打麻将的精彩描述：
一次在他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适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适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引自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天涯社区网站之关天茶舍版，2004－2－20）
如果只从字面出发的话，是无法体会这两段话的深层含意的。孤立地看第一部分，读者可以认为这就是对胡适打麻将的描述，是字面表达。但是结合下文看，第一部分显然是一个隐喻表达。麻将的颜色隐喻不同学术流派、学科和思想流派、见解（当然，对胡适了解程度不同的人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解释）；“打麻将”隐喻胡适对学术、对思想或者对政治的态度；而“摸清一色”、“手忙脚乱”则分别指两种对待不同学术领域或者思想以及不同政治观点的态度。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读者的相关背景知识和心智世界，该语篇层次的隐喻是无法得到判别和建构的。
不但隐喻的判别需要语境，隐喻意义的理解也离不开语境。Parmegiani（1983）指出，交际者获得意义一般通过一下几个阶段：1. 预测将要说的内容；2. 了解产生这一话语的语境特征；3. 观察说话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势；4. 利用文化形成的可能时间的世界知识。（见束定芳，2000：31－41）
John Searle（1979）在其著作《表述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论述隐喻问题。他认为句子意义是话语意义的一部分，但是却不能穷尽话语意义。很多情况下，我们因为字面表达无法准确传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义而使用了隐喻。Searle还引入了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来对隐喻现象进行解释。他举了以下例子说明话语意义对语境的依赖：
1. Sally is tall.
2. The cat is on the mat.
3.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这些句子中，依赖语境的句子成分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都得到了外显表达：人们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些指称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但是这些句子也仅仅决定了一部分真值条件，还有很多真值条件没有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得到外显实现。Tall和hot都是相对概念，对于一定语境来说的高和热在另外的语境下不一定为真。如在女性普遍身高较低的，170cm的Sally会被认为是高，但在女性普遍身高较中国高的俄罗斯，170cm的Sally只是一般身高水平，不能称为高。above也可以是相对的，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句子的真值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比如说，如果把猫和垫子一起放到失重的外太空中，在上下位置关系界定条件失去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说猫在垫子上吗？在字面话语（literal utterance）的情况下，说话者意义和句子意义是相同的，因此就所指对象作出的断言为真，当且仅当该断言满足词语（the general term）意义应用于一套共有的背景假设时所决定的真实条件。但是，在隐喻话语中，断言的真实条件不由句子和句子中词语的真值条件所决定。为了理解隐喻话语，释话者需要的不止是语言知识、话语条件意识、以及他和发话者共有的背景假设。
在Searle看来，隐喻表达的字面可以陈述为命题S is P，但命题S is P的实际含意却是S is R。对隐喻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R的值的过程。Searle指出了释话者解释隐喻话语时的三个步骤：
1． 他必须有某种策略以决定是否对话语作出隐喻解释；
2． 一旦他作出寻求隐喻解释的决定，就必须有一系列策略或原则来计算R的可能值；
3． 他必须有一套策略或者原则来限定R的范围——以决定哪些R可能是发话者断言的S的内容。
相应的三个策略：
1． 如果话语从字面理解有缺陷的话，就寻找与句子表面意义不同的话语意义；
2． 在听到“S is P”时，要找出R的可能值，就必须寻找S可能与P相似的方式。在填充S与P相似的方面时，要寻找那些显著的、广为人知的和有区别性的P的特性；
3． 回头看S，看R的多种可能值中的哪些接近S。
Searle还用图形形象地描述了隐喻句子意义与话语意义之间的关系：
简单隐喻话语：说话者说S is P，但是却意指S is R。即R只有一个值，或者一个隐含意义。
开放式隐喻话语：说话者说S is P，但是却隐喻性指向多种含意R1、R2、R3、R4等等。亦即R有多个可能值，或多个隐含意义。
死隐喻：原始的句子意义被忽略，句子获得了和原来的隐喻话语意义相同的字面意义。
Searle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隐喻是一种依赖语境来建构和解析的语用现象，隐喻意义的获取，即藉由P值推断R值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由外显转向内隐的过程。
3. 隐喻：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
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不断从可供选择的语言范围（variability）中作出可协商的选择（negotiability）从而达到顺应（adaptability）交际的需要的过程。语境和语言结构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相互作出顺应，从而动态地生成话语意义。语言使用或者选择过程的动态性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动态性与时间密切相关；其次，语境因素，如作为交际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他们的认知心理状态也都影响着顺应的动态性；第三，语言的线性结构序列特征对交际过程的许多现象起着制约作用。在Verschueren看来，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或者事件，如课堂教学、求职面试、公事晤谈、商务洽谈等。各种类型的言语活动构成不同的言语行为框架，但言语体裁的灵活性使言语使用者在各类活动的稳定框架范围内作出语用上的动态顺应。这样，话语意义的生成除了要考虑语境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以外，还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语用策略，这样才能作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适切的语言选择，表达出符合语境的意义。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显性和内隐性间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他把隐喻视作一种回避意义外显的语用策略。隐喻意义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时间、语境、语言结构和建构者的心智以及百科知识都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不妨结合下面例子对隐喻内隐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进行说明，这一例子选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份10日刊登的作家池莉写的“上海的现实主义”：
上海的现实主义不是鹿茸，不大补；不是大黄，不大泻；不是吗啡，不麻醉；不是罂粟，不痴狂。上海的现实主义是冬虫夏草，兴味平和；是的温补，既补内虚，还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这是我学过医的毛病，喜欢乱开处方。
套用Searle的公式，我们可以把池莉对上海的现实主义（S）的描述看作一个命题S is P（其否定形式则可逻辑表述为Not S is P），与P对应的字面表达是鹿茸、大黄、吗啡、罂粟、冬虫夏草、温补等。直接从字面理解的话，这个命题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实主义不是药品，也不是药品的属性，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域（这一过程显然已经涉及到释话者的认知能力和百科知识），因此必须寻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话语隐含意义，即R的可能值。根据Searle提供的第二个策略，我们应该寻找S与P可能相似的方式或方面。那么，上海的现实主义与这些药品的相似之处如何能得以建构呢？这就需要释话者对话语产生的时间、上海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池莉本人的背景（医学出身）加以考虑了。同时，话语本身的文字线性结构也给了释话者以提示（鹿茸之于大补、大黄之于大泻、吗啡之于麻醉、罂粟之于痴狂、冬虫夏草之兴味平和等皆提示了上海的稳重平和、脚踏实地、不急躁冒进等城市特征，即R的可能值）。这样，语境因素和语言结构的共同作用就通过释话者的建构动态生成了该隐喻表达的含意。
4. 结语
Searle把只有一个R值的隐喻视作简单隐喻，而有多个可能R值的隐喻则被称作复杂隐喻，或者开放式隐喻。一般来说，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策略，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文字意义内隐的审美效果，是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是表达的婉转和礼貌。隐喻表达中本体和喻体的认知距离，或者说字面意义（P）与内隐意义（R）的差异程度构成文字表达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成就了隐喻的诗性，使得隐喻成为诗歌的语言。Sperber and Wilson（1995：236）也认为，总体而言，潜在含意范围越大，听话者建构该范围的责任越大，则话语含意越具诗性，隐喻越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隐喻应该是能作出多种解释的，能浓缩进多种隐含意义的隐喻。作为一种外显意义回避手段的语用策略，成功的、有创意的隐喻之奇之美就在于这种浓缩，在于一个随意使用的表达可以决定很大范围的可接受弱含意。（同上：237）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perber, D. & Wilson D.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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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2003，语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陈新仁，2004，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姜望琪，2003，当代语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束定方，2000，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