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及主要理论贡献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5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研究；特点；理论贡献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经济学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门学科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工作中心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国内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及国外先进思想大量引进；三是1980年11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舒尔茨(T·W· Schultz)教授首次到中国讲学，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些都促使教育经济学迅速传人中国，从此，我国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本文在回顾与评价教育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并从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教育财政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几方面探讨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
回顾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建立后的发展历程，它既是一个学科引进与创建的历程，也是一个学科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这一历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学科研究具有组织性
前已述及，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从此，全国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教育经济学研究。如1984年10月，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并在它的指导下在全国成立了省、市教育经济学会；教育部还在部分商等学校增设该学科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等。这时期的研究，除了在研究内容上有着质的飞跃外，有组织地在全国广泛开展这门学科研究，则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与美国、日本等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这种组织性特点为我国教育经济学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它使各种有利于这门学科研究的条件在短期内迅速成熟，从而促使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迅速建立，并快速发展。
2.选题和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
从研究选题和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具有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为主，逐步转变到以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的特点。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自该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学科研究立足实际、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宗旨。学科建立之初，人们研究的选题和内容多以学科的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这对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和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时代变迁，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面向现实，研究选题和内容随之也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生产属性、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教育投资与效益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转变为以教育财政体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与就业、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公平与效率、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异等紧贴教育现实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
3.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任何一门学科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高低，除了取决于研究内容外，还取决于研究方法与否。从研究方法看，起初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多采用价值研究、定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内容现实性增强，则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定量研究等研究方法，注重价值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学科建立初期，一些研究多从价值角度用思辨理性分析方法探讨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用比较方法研究教育投入与效益的差异问题。现在。在大量现实问题研究中，一些研究更注重用调查、量化的方法对教育经济现象进行较精确的定量描述研究，更加重视价值研究与事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二、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
自从教育经济学引入我国以后，20多年来，这门学科的研究，立足于经济改革和教育发展的现实，坚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这些成果表现为研究报告、、著作和教材等多种形式。其中有的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理论，有的被政府教育经济决策所采纳，有的直接影响社会、学校和个人的教育经济行为。它们既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
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何作用和地位？这既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我国对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教育的经济性能、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关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有争议的问题开展了讨论。例如，1980年于光远在《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杂志上连续刊登文章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关系问题。他在呼吁建立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同时，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问题，首先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即“教育劳动基本上是生产劳动，教育基本上是生产力。教育部门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部门”。之后，厉以宁(1980)、邱渊(1986)、李建蔚(1985)等分别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教育的经济性能”和“教育生产性变迁”，等方面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密切关系，得出教育的生产性是财富之源的认识。另外，王洪全、张春茹(1984)从教育的专业结构必须适应经济的部门结构角度，也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处于初创的条件下，学术界对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是否生产力”和“教育事业是否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问题上，并对此开展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首次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上面提到，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的问题，并在他的“三个基本”中提出了教育本身是生产力的观点。由此，还有人也认为，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甚至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决定于生产力。对此，一些学者予以明确的否定。张家祥(i980)通过对教育作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分析，提出了“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的否定观点。他认为，虽然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劳动者只能称为未来的劳动者。未来的劳动者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只有把未来劳动者转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现实的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因此。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只是培养人才。或是将未来劳动者转化为现实劳动者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观点，邱光(1980)也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他通过对社会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分析，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其规模和速度）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而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虽然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会生产力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和人们充分满足它的能力，但它只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它不能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则是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不是培养抽象的劳动力。仅有劳动能力而没有某种思想品德的人，或者说仅仅传授劳动经验或技术知识，而不培养某种思想品德的教育，实际上不是一个健全的劳动者，或者不是社会的完整的教育。我们不能因为教育起源于劳动，就把教育的永恒性看成教育仅仅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培养年轻一代的思想品德行为，并使之适应所处的由一定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构成的社会，这是任何社会、任何社会历史时代都赋予教育事业必须承担的基本任务。这次讨论的意义：(1)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教育与经济的密切关系；(2)从理论上理清了教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差异；(3)从理论上明确了教育对社会生产增值的实现条件和范围。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当时学术界正确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教育财政研究
教育财政直接涉及政府、学校、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权利、责任及利益问题。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富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反映在教育投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教育财政体制等方面。
过去，我国教育投资不足，一是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二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多年来，我国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千家驹首先通过国内外比较，分析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的现象。“六五”期间，厉以宁等(1988)通过对38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了国际教育投资变动，并据此预测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一1000美元之间教育投资比例的下限，同时提出我国教育投资至200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政策建议。之后，随着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我国实施义务教育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有的学者又对教育投资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研究。如王善迈(1989)针对1978—1987年10年教育经费增长与使用情况，提出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初、中、高等教育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顾清扬(1990)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44个国家在1965—1985年21年间的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分析，认为我国三级教育的数量结构是高等教育规模小，中等和初等教育规模大。教育投资结构也应高等教育小，中等和初等教育大。一些研究表明，我国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比重较低，尤其是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
在教育投资总量、结构问题研究基础上。如何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也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1989年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受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委托，起草了《教育经费法》征求意见稿和《教育经费暂行条例》。韩宗礼(1996)依据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条款，提出了建立各级财政教育支出所占比例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教育财政保障机制的建议。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在对如何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如我国推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变了过去农民教育负担过重的状况，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从农民转为政府财政。王善迈、袁连生认为，为了充分发挥县级财政的作用，在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责任的同时，应该建立中央、省、地、县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设计了财政转移支付模型以鼓励县级财政的努力。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面对新问题，范先佐(2006)认为，“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不能切实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不能由基层政府承担，而应从“以县为主”转为“以省为主”，省级政府应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承担者。
有关教育财政研究成果还有许多，这些成果有的已被政府采纳变为已经实施的政策，有的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既是国外教育经济学长期不懈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学者需要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
就现有研究成果看，我国教育经济计量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国外教育收益计量方法的借鉴和修正，运用我国的统计资料，估算我国一定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如曲桢森(1985)运用“劳动简化法”，估算我国1952—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韩宗礼(1990)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劳动简化系数，估算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6％。焦季才(1990)以劳动者的培养成本来确定劳动简化系数，估算我国1982—1987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所作的贡献为25.09％“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又可以分为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收益估算、个人经济收益估算和外溢收益估算三种：(1)我国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收益估算。如史清琪等(1989)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我国1964—1982年教育投资对社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为12％。崔玉平(2001)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构造教育投资的劳动增长型生产函数，估算我国1982—1990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谭永生(2006)也借鉴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估算了我国1978——2003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72％;(2)我国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收益估算。如李实、李文彬(1994)运用明瑟收人函数，通过对1988年城镇17981名职工的收入与其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的回归分析，估算个人教育的经济收益为3.8％，也就是说，就业时间不变，每增加1年教育可以提高个人收入3.8％，魏新、曾满超采用明瑟收入法研究了我国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收益率。结果为基础教育对农民个人的收入有着显著性影响。农民多受1年教育月收入可以提高4.8元。诸建芳、王伯庆等(1995)也采用明瑟收入函数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进行估算，结果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1.8％，专业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3％，专业教育比基础教育收益率要高很多；(3)我国教育投资的外溢收益估算。所谓教育投资外溢收益，是指教育部门不同于物质生产部门，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具有以个人的人力资本影响社会生产率的内部作用，而且还具有提高受教育者子女的品质、个人及家庭成员健康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的效率等影响社会生产率的外部作用，这些作用可以从经济活动外部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有蔡增正(2000)采用明瑟收入模型建立劳动者受教育时间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运用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统计数据，估算了1980年正规教育投资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回报率，分别是18％、22％和9％，并认为由低到高三种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正规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由上可见，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评估和计量教育收益的问题。就我国现有的教育收益研究来看，大多数教育经济效益的评估和计量，主要是运用国外的教育收益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如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收入函数法等。常用的计量教育收益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劳动简化计量模型，劳动简化模型以确定劳动简化系数的因素来分类，它又分为劳动年限简化、劳动生产率简化和教育费用简化三种；另一类是利用生产函数和由之建立和发展的数学模型。生产函数模型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析产出与投入量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分析产出与投入要素之间绝对量的关系，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生产函数。现有的教育收益计量，除了方法上的借鉴、修正和改进外，再是分析数据的选择与变换，至今尚未有人成功地把教育当作一种非纯粹的人力增长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或劳动简化模型。因而。面对复杂的教育经济现象和具体的中国国情，加上现有教育收益计量方法的局限，今后的教育收益计量研究，还将有待于继续深入和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