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文化批评
【摘 要】本文试图把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来加以认识和定位。在文学现状越来越复杂的当今,语言文化批评对我们深入认识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试图从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合法性以及标准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认识。
【关键词】语言;文化;批评;美;深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成了心,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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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沌的秩序》 赵奎英 花城出版社2003.
[2]《文学理论教程》 童庆炳 高等出版社 1997.
[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