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演讲纪要

摘要：本次演讲主要涉及到学学科中最不可或缺的、传之久远的定律、理论、命题、概念及其基本思维结构，这些定律和理论横跨政治学的各个次领域。集中讨论了政治学中最著名的各项定律和理论，它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表现出持久性和重要性，并继续是本学科当今一般思维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定律和理论并无国界，因而它们对全世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都是重要的。

关键词：斯坦因•U•拉尔森 政治学 理论与方法
Abstract : The lecture involves the important laws, theories, propositions, conceptions and the structures of the thoughts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The laws and theories involve the various field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Discuss the famous laws and theorie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y are manifested the lasting and important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be still the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general thoughts in this science. Since these laws and theories are not national boundaries,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to the student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on the whole world.
Keywords: Stein Ugelvik Larse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and way

2006年11月16日，应上海社会院邀请，挪威卑尔根大学斯坦因•U•拉尔森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了一堂关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彩演讲。作为复旦大学北欧研究中心合作成员之一的斯坦因（简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法西斯主义研究，民主受挫和转型的理论分析。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领域，斯坦因教授无疑是当代权威之一。
本次讲座是斯坦因教授根据其同名学术专著《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8月初版）的主要内容进行的演讲报告。演讲内容主要是针对其专著思想与结构的梗概。
首先，斯坦因教授针对演讲主题提出几个富有启迪性的问题，即社会科学是否有可循，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去研究？带着这一宏大的疑问，斯坦因教授开始了他的精彩演讲。斯坦因教授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政治学经过多年，已经提出或形成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论述，尽管对它们的称呼各有不同，诸如定律、规律、理论、定理等等。但不管名称如何，所指的都是那些反复出现，有规律可循的现象，也指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与此同时，它们中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例外等。多年来，人们对其提出过种种问题并加以证明、引申、质疑或验证。在此过程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像学那样，政治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划分和在学术制度上得到公认的学科，并有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为支撑。政治学的这些经典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构成了这门学科的核心和基础。政治学在有了一定的经典理论、规律和定律之后，后继的研究者又通过质疑、辩驳、验证、修正等工作加以发展，理论就是这样前进的。正因为如此，掌握这些理论、定律、定理等就成为这门学科从业人员的必需，也是这门学科学习者的入门之阶。只有掌握了它们，政治学的从业人员方能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一些问题看得更清，看得更远。
斯坦因教授指出，由他主编的这本《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一书，汇集了政治学学科中最不可或缺的、传之久远的定律、理论、命题、概括及其基本思维结构。它讨论了最著名的各项定律和理论，它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表现出持久性和重要性，并继续是本学科当今一般思维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入政治学当中一些重要和著名的定律和理论，宗旨是为这些定律和理论提供一个导论，这些定律和理论横跨政治学的各个次领域，由于这些定律和理论并无国界，因而它们对全世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都是重要的。
为了便于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定律和理论的一般功能性，斯坦因教授指出，不管个人作出何种政治决定，相关的定律和理论都在起作用。谈到政治学中的定律和理论，我们始终应该记住，它们指的是独立于各种政治决策、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而发生的诸过程。然而后者是作为理论建构中的诸要素出现的，这就说明，理论和定律一方面是作为解释，另一方面是在作为论点或辩护之间作出区分。理论不能仅作为工具使用，好象它们是政治行动的实际指导。定律和理论“有其自己的生命”。因此，对它们加以分析以理解各种条件对我们的生活实际影响是绝对必要的。
论到政治学理论建构及其功能间的复杂性，斯坦因教授强调，政治学是关于公与私的社会环境下的权利研究，个人或集体是在相互关系中运用权利的。一个个人或集体从来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使用政治权利的；权利的运用总是在他人或集团的关系中发生。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并非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划分的一清二楚。在其它国家，这一学科有各种名称：政治科学、政府研究、政治社会学、公共行政、政治经济学等等，侧重点因时而异。因为政治学家们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不是这门学科所独有的，而是与法、经济学、文化及其它各种相关学科所共有的。
因此，在政治学中，新理论是少有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发现了或提出了一个假设，而且真正概括了大量研究的一个结果，新理论也许会碰巧产生。当从事大规模研究计划的研究队伍就新的理论研究途径达成一致意见时，也可能产生。自1945年（政治学的突破时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主要研究途径有：1、行为主义；2、功能主义；3、系统分析；4、理性选择（公共、社会选择）；5、（新）制度主义等五种研究途径。而现代政治学对之都感兴趣的是系统分析与新制度主义。在对二者内容的具体展开中，斯坦因教授援引了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吨“动态政治体系刺激—反映模式”。即：由（生态、生物、人格、社会）等诸系统构成的社会内部环境同由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构成的社会外部环境所形成的环境流，共同反作用于对上述诸因素产生影响的政治体系核心——“权威”的输出。从而形成一种“刺激—反映”的互动模式。为了有利于对这一模式的进一步理解，斯坦因教授还引证了约翰•奥尔森等受这一体系模式激发而发展的“垃圾箱模式”，并分析了这一模式诞生的背景、适用前提、及其曾经引起的激烈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政治过程中或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结构要素和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思维方式和变迁的。
斯坦因教授通过对历代有关“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考究，尤其是通过对戴维•伊斯吨与约翰•奥尔森两派政治体系模式的精研，得出它们都没有产生一个确切的定律、理论或假设。因此，他强调，我们并不奢望每一种定律和理论本身都应抓住参与者的全部行动或具有某种制度效应，而是说它应理清一种制度的运作，一种国际冲突解决办法的机制，或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的影响。因此，在政治学的发展中，一般或更为抽象的研究途径或“流派”，以及包括在这里的，对理论和定律的梳理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既需要富有成效的描述经验的现实途径，也需要简化和准确。因为经验描述需要形式综合，而形式模型则被要求证明其经验的重要性。
必要的背景综述之后，斯坦因教授把重点回归到他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模式的创新思维及其主要特点上。他强调，他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体系、模式构架，是建立在对传统政治学体系划分标准的批判、甚至漠视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尽管传统政治学划分标准（如把政治学划分为国际政治、公共政策、组织理论、比较政治等）也许有益于教学，但这些划分代表了理论透明度的一个障碍。目标必须是通过在其研究中使其熟悉各种经典理论，以培养完全合格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按照传统方法划分出的有些定律与理论常常能够适用于不止一个次领域，这样反而会造成对定律和理论本身功能的界定不明。如“顺风车效应”不仅在选举研究中有效，而且在国际冲突、决策过程、和议会等研究中也有效。同样性质的还有“依附假设”，“趋同假设”等。
通过对传统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划分标准及其理论构建模式的批判，斯坦因教授提供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划分标准及其理论构建模式。这是建立在对前人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宏大体系。简而述之，其体系与模式的精要部分可作如下归纳：
首先，在政治机制的影响下，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有关某一种技术特征的制度影响的四条定律，即表现于宪法或数字实践中的正式规则：1、冰点假设。即解决了民主机制对政党制度的解释。为什么政党的各种选择，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的组织，其都比各国选民的多数派要长。2、立方定律。说明了单一议员选区大党的过度代表性：当实行这种选区制时，各政党在选举中赢得的议会席位的比率大致是选民选票数比率的三次幂。3、迪维尔热定律。解释了选举制度对政党数的影响：单一议员选区制下的多数选举制总是趋向于产生和加强两党制。4、最小胜选联盟。表明了政治联盟为何总是趋向于由尽可能少的成员构成。诸如一个缺乏绝对多数的政党将与他党结成正好够数的联盟，以跨过50%的标杆。
在给定条件下的机制中，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五种不同的假设或构造：1、原初状态。介绍了以一种简化的模式为出发点尽可能公平地建构制度。在所谓的原初状态中，那些为宪法建立起了公平原则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的所有知识”，因而在与他们所建立的原则关系上变得中立或有法定资格；这是普遍公民的一个保证。2、因果漏斗模型。帮助理解在给定情形（选举）下的政治行动是怎样跟某些事件的序列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政治史”通过他或她的政治行动（以及他或她在其中的辩解）全面地表现了自身。3、囚徒困境。解释了政治决策中的个体理性是怎样产生了集体不利结果的一种理论：当两名囚犯在分开审问中具有保持沉默或相互告发的选择时——每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都会招致不同的判决——他们往往都以较之假如他们事先商量后会出现的情况更糟糕的结局告终。4、多米诺理论。用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作类比，解释国际政治中战略行动的定律：当第一张骨牌倒下去时，其他骨牌就将无可避免地跟着倒下。5、均势理论。说明了可以怎样解释一个体系中的稳定，以及为什么稳定得到了维护：由于很多国际机制和很多受权力政治影响的情形其特征都是无政府状态和派别斗争，因此，唯一持久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稳定平衡体系。
在政治过程中的不经意结果中，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试图解释各种无计划影响的五种定律：1、顺风车效应。说明了关于一场选举的期望或知识是如何影响结果的。“顺风车效应”总是与选举相关联的，不管此过程中的参与者是否想要它。问题在于要确定和估判之。即当投票给那些要通过正确估判后预计会赢得选举的候选人时的估判。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了两种特定的现象在历史中的某一时期是如何相互联系，之后又相互独立的。资本主义是作为禁欲的新教不经意结果而出现的，但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它从其来源“剥离”，并作为自我强化的社会机制开始运行。3、彼得原理。表明了组织的不经意的结果趋向于损害领导：尽管作出努力通过领导者的选择实现一个组织的理性发展，但是可以看到高层征募总是产生非理性的结果。4、中间选民定理。首先解释了选举竞争不管最初情况如何，总是趋向于集中在中心；其次说明了脱离这一稳定性的不可能性。因为对选票的竞争迫使各政党及其政策变得相互类似，不管政府或议会是哪种类型。5、廷格斯吨定律。表明了社会集中是怎样独立于政党纲领而影响了选举结果的。因为社会共同体的集中或分散，具有指数力量的不经意效应；人们愈相似，他们的行动也愈接近。
在政治体系变迁和冲突的诸模式中，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说明政治冲突情形下，稳定演进特征的四种假设：1、戴维斯的J曲线。解释了革命是怎样由物质期望和真正的变化之间的紧张所引起的。革命的形势不是以实际的贫苦水平为条件的，而是以从好的条件向差的条件的突然变化引起的。2、大众社会假设。解释了民主是怎样作为制度瓦解的结果而遇挫的。大众反抗和煽动家获胜不是因为缺乏有组织力量的抵御，而是因为冲突的形势瘫痪了这种力量的有效运用：有组织的社会变得既无法保护普通民众又无法保护精英。3、扩展和收缩假设。解释了不同社会中的价值冲突是怎样影响政治领导和民主的：当价值冲突紧张时，权利变得集中在选举产生的精英手中，而当这些冲突解决后，权利又回归到了官僚机构。4、冲突交叉假设。解释了政治冲突是怎样加剧或缓解仰赖于冲突界线跨越或趋同的程度。即当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界线同时出现时，冲突就加剧。当它们交叉时，冲突就减弱。
在政治组织的必要后果中，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五条定律，表明了政治组织是怎样与某些社会机制相联系的：1、寡头铁律。即米歇尔斯假设：所有的政党都会发展成领导人统治的寡头组织，而且在以民主作为组织目标的地方还经常得到加强。2、帕金森定律。表明了当组织建立后即发生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组织会日增夜长，使其原先的目的变得无关紧要；此外它们还会按照某种“管理——人员”比率不对称地增长。3、组织变迁定律。表明了一个组织的结构是如何总是反映其原初情境的。诸如在一个给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所有组织都有某些共同特点，即组织遗产决定了它们如何应对以后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挑战。4、全方位型政党假设。解释了政党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是怎样造成了它们反映现存社会利益的倾向；尽管它们是从有明确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党开始的，它们都被竞争所迫而诉诸更广大、更有差别的选民。5、梅氏定律。解释了各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形象为什么总是聚焦于中间两侧。领导层和普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如中低层政治领导者那样纯粹。
在大系统中的周期或弹回过程中，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纳入了七条定律或理论，详细说明了固定的政治发展模式：1、马克思历史。表明了生产力的演进和政治上层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发展和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政治机构间的紧张，而这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是不断出现的。2、高度均衡陷阱假设。解释了诸社会政治体系的主要演进路线是怎样依人口增长而不同的。当人力绰绰有余时，对政治体系的要求会非常不同于劳动力稀缺时期的情况。3、经济选举周期。解释了政府固定的选举周期与某些时期通货膨胀和失业周期性上升之间系统的联系。即假定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在选举前它总是采取主动减少失业的政策，而当赢得选举后，它会采取措施对付通货膨胀。4、瓦格纳定律。解释了国家财富增长与公共经济控制之间的直接联系：国家愈富，财富由国家控制的部分就愈大。5、趋同假设。表明政治如何向某一方向发展的理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状况追随趋势引导者的榜样，稳步地接近之，或曰趋同。其中技术—关系是这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6、依附假设。解释了全球经济中的依附机制，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由此增强或削弱：发达世界强大的中心与不发达世界的政治权利中心密切合作，因此损害边缘穷国的发展。7、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描述了全球层次上贯穿整个历史的政治和经济的平行发展，以及世界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态性：外围、半外围和中心。围绕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斗争在这些层次上进行，而体系本身则无情地扩展，半外围作为后二者之间的缓冲，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综上所述，斯坦因•U•拉尔森教授希望这种新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能为未来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提供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基础。斯坦因教授指出，在当今社会，为解决各种危机作出贡献的强大需求挑战着我们的和我们的专业。这些需求来自媒体，它要求政治学家对当前政治事件作出负责任的评论；来自重要的国家机构或地方当局，它们要求对紧迫的公共问题作出具体的陈述；来自我们的学生，他们也许会不耐烦，因为我们提供可靠答案的机会很少。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面对这些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政治评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后者与当代政治评论的混乱相比，构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针对同学们对科学方法论（包括对定律与理论的思维模式）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质疑，斯坦因教授强调，就政治学的科学品质而言，尽管其理论和定律的模式不同于自然科学，部分是因为人是理性的，他在行动中解释和运用其关于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但还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为理论是在一个因变量和一个以上自变量之间确定因果（或相关）关系的一个一般陈述。在许多情况下，“理论”一词的运用跟某种抽象而非具体的东西有关。但是当一个简化了的和简洁的陈述抓住了经验性规律时，并在专业圈中得到认可时，就能够作为一个经典的论点、定律或理论，生存下来。针对同学们提出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斯坦因教授指出，尽管经济学有别于政治学，但经济学所关注的真正主体同政治学所关注的主体一样，是人。人在经济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非理性的感性，同样可以影响经济行为本身的性状变化。针对由于一种理论通常具有可多次实证性的特点而引起的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不可重复性证明的质疑，以及日本等一些非新教国家和民族（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等）的资本主义精神同样存在的可能性问题，斯坦因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是在非新教国家和民族中产生的，但却可以在非新教国家和民族中扩散。关于前一个问题，斯坦因教授仍坚持它的合理性。
最后，大会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博士作演讲点评。童书记充分肯定了斯坦因教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论水平与创新价值，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范畴、作用和所面临的困难。同时，童书记也指出了斯坦因教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的不足之处与有待进一步讨论之处，尤其是对其在“马克思的历史规律”分析中所引述的美国经济史家W•W•罗斯托对马克思的武断批判，颇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