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外贸效益 巩固向好势头

新技术服务贸易是知识资本化与铸就高端附加值和资源最节约、最环保的产业，天津滨海、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建议国家把“十二五”发展超高附加值的新兴高增值业态和新项目放在高新区，并以天津滨海、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武汉、西安、成都的国家级高新区为重点，悉力创建与国际强势高新区比肩共进的世界一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富聚园区。
　　（四）在提高稀土附加值上下功夫
　　稀土是一种电子结构极为特殊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又难以替代的“工业维生素”。稀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新能源、军备工业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稀土储量高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的59%，开采生产占世界的95%；出口第一、占世界的80%，更为难得的是优质成矿品位很高，稀土元素的品种也最全。国际稀土专家立夫顿指出，没有稀土就毫无科技可言，而中国稀土的战略地位，堪比中东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稀土也是我国外贸出口中最具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稀缺矿产资源，但在稀土的加工应用上技术落后，长期出口“过度开采”的低附加值稀土原料制品，而高价进口精炼后的高附加值稀土制品。近5年，我国稀土储量已由占全球的59%下降到39%，短短5年我国这一稀世的战略矿藏资源，就得不偿失的下降了20%。美国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二，一度是国际市场最大的稀土精制品供应国，但在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自家的稀土，并封存了美国最大的芒登帕斯稀土矿山，转而低价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稀土原料。日本从中国低价进口的稀土占日本稀土进口总量的85%，但日本不急于精炼，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稀土存储在海底。在稀土的附加值构成链上，稀土精矿制品、新材料和光电子器件之间的附加值之比为1:50:500，而我国大量出口的是附加值更低的初级稀土原料。建议“十二五”期间，再出台强限稀土原料出口的禁令，严惩偷采、偷运走私出口的恶劣行为。建议国家选择高端立策，通过创建国家级稀土高附加值精加工园和国有强势企业控股的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光电子元器件原创基地，促进稀土产业链由矿产品粗加工向精加工、产品由低端向高端、产品附加值由低向中高和超高的方向转变。通过“补偿贸易”和以资源换新兴材料技术装备的新模式，引进国外先进的精致化、清洁化的稀土高技术加工装备，不断提高我国自主生产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能力。在满足国内需要和替代进口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出口份额，让稀土这一国之瑰宝成为中国外贸综合效益跃上高附加值征程的领航产业。
　　四、优化转型成本，提升外贸效益
　　在出口产品质量、技术和服务附加值含量同等的条件下，出口企业的效益和国际竞争能力，关键取决于企业内在的成本控制。因此，出口企业在实行积极的经济增加值促进措施的同时，还要用“成本增效”的理念，推进企业不断优化转型成本，努力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一）借助动态理念权衡转型成本
　　其一，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控制转型成本。当企业为转型升级而投入的资本要素呈递增状态时，企业实现利润也随之递增，但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是合理利润被满足后，次要要素局限性和关联产业链的缺陷，就会上升为影响利润上升的主导因素，从而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最终导致利润递减。如果转型成本继续加大，对企业中短期的利润增长是无差异的，就必须调整降低转型成本或是增加创新要素，实现边际效益有效递增。其二，按“优序融投资”理念实现转型升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企业转型升级是一种伴随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一次投资行为（而非投机）或成本支出。我国出口企业要按照“优序融投资”的理念，尽量遵循先国内、产业内和企业内存量资源融投资，再债务或股权增量融投资，最后才是利用国外资本或跨国并购。后危机时期企业转型升级信息的非对称成本很难量化，企业依靠内源融投资转型升级，既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减少风险损失，又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益。权衡企业投资和转型成本的支出是否有实效，其考量指标是转型升级的投资回报率。建议出口型企业以30%为投资回报率的底线，如果低于30%，很可能就意味着这项转型成本的支出是低效或无效。其三，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要大幅提高出口型企业集群存量和增量的聚集效率。努力实现企业集群转型成本投入最小化，进一步优化集群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学习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
　　（二）转型成本与利润目标相匹配
　　机会成本是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为了达到转型升级预期目的和谋求利润有效增长，而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存量要素，又同时增加新要素的成本支出。在转型升级中企业要用机会成本的概念，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要保证转型成本新投入的效益，能较大程度超过所放弃存量要素的收益。机会成本小具有比较效益优势，但过低又不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转型效益。沉淀成本是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可利用成本，亦称企业存量中的沉淀成本，是企业长期投入产出中已经支付且不可回收的成本。沉没成本与可变成本相比，前者很难改变，而后者相对可变。出口企业在转型升级时，要遵循成本效益的原则，对沉没成本要倍加珍惜，其去舍和投入要越少越好，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低付出和利润增长做务实性贡献。企业要在日常出口经营中规避汇率风险和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可以从稳健的角度出发，考虑将该影响量化到成本中，即在成本预算时，将汇率损失按合理的水平，预测出成本的合理上浮空间，尽可能的保住合理的盈利水平。
　　（三）降本增效与保员工权益结合
　　员工效率与效益效力的增长力，是决定企业竞争力和效益的基石。优化转型成本与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一定要以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为先决条件，与保就业和创新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优化转型成本要竭力远离裁员减薪的非人本化模式，以人本化理念，提高出口企业员工的效益增长力，这是新时期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也是外贸提高综合效益和保就业的民生型商务模式。致力保障出口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全员的公平正义，应最大限度的让员工享受他们所创造的企业效益。即便是在日后再遇到经济危机时，只要企业运营可以承受，企业都应立足保障就业，选择减低企业利润、高管工资和股东回报，而不是减少员工岗位和降低收入。国际上通常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达到企业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上海是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之一，其实际占比约为31%。我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左右，而世界平均为58%。我国企业要逐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占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加快缩短与国际企业和欧美企业的差距。企业提高低工资的标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是对以往最低工资标准增长过慢的弥补，是对严重滞后于出口增长而拖欠员工工资的“还债”，这与企业转型成本上升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却可以为企业的效益带来持续递增的正效应。加快提升出口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占企业平均工资的比重，还可以使企业的员工成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有能力的消费者，为建立“内需拉动型、消费支持型和出口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