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原经济区教育发展之路径

　   为统筹全国协调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了“中部崛起”策略。为能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在中部发展中有所作为，河南率先提出了“中原崛起”的口号，并于近期提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设想，试图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走出“东西夹击”的重围。
　　然而，人们在谈到中原崛起及中原经济区建设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认为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着力之处。实际上，无论是中原崛起还是中原经济区建设都是指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建设中原经济区，要在中部崛起中有所作为，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因为教育是基础工程，只有它才能提供经济发展及其他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省内各区域间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并且发展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因此，经常有人说豫东黄淮平原是中原经济的局部“塌陷”区，因而也是中原崛起的“瓶颈”“和“软肋”。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河南教育的发展才真正是中原崛起的“瓶颈”和“软肋”，因为河南省的在校生人数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且大多数又在农村及经济不发达的县域，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异常严重，已经影响到社会公正价值的追求。正是这种情形，决定了能否把这些地方的教育搞好，将直接关系到中原崛起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为此，在中原崛起和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必须要在教育的发展上进行统筹，实行“差别待遇”发展，对农村和“塌陷”地区进行弱势补偿。
　　一、从依存的现实看，需要对农村“塌陷”地区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实行差别待遇发展
　　由于河南的城市化程度较低，农村学生在全省所占比例很大，解决好农村学生的在校学习问题不仅能为河南的教育崛起奠定基础，而且还能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找出突围之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这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农村的办学条件与城市的办学条件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但是城乡间不协调之表现，也是促使其在未来发展中差距继续增大的潜在因素，是中原崛起的不和谐之音。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平等是人才培养上的不平等，因为人才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眼前的“脱贫”,而且还关系到未来的“脱愚”。
　　从河南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中原崛起之路上我们已具备了对豫东黄淮“塌陷”地区和农村教育进行劣势补偿的财力。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22942.68亿元，比上年增长12.2%。财政总收入2293亿元，增长19.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81亿元，一般预算支出3413亿元，分别增长22.6%和1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585.85亿元，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166.68亿元，增长3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93.46亿元，增长19%。这是河南经济发展上的纵向比较，简单的数字明示出河南的经济已逐渐走出困境，彰显出中原崛起的应有姿态，也为中原崛起提供了物质条件。
　　再通过横向比较看河南在全国中的发展情况，根据当前各省公布的GDP（亿元）数据显示：2010年河南居于全国前列，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在河南的经济发展史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综观河南经济发展的状况，完全有实力在中部崛起中托起农村和“塌陷”地区的教育发展，它将为中原教育的崛起奠定基础。
　　二、从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上看，需要对农村和“塌陷”地区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实行差别待遇发展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掷地有声地说：“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何为正义？正义并不是指绝对的公平，公平只是它追求的应有之义之一，它最大的意蕴应是在公平分配中如何照顾到那些因公平分配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弱势群体。在这里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规则给了最好的诠释。罗尔斯认为，在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如果某一种不平等的分配能够给那些“最少受惠者”带来利益补偿,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就是公平的。显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就不可能出现不平等的分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平等地分配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能的。因此,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规则更为现实的表述是：在尽可能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如果某一种不平等的分配能够给那些“最少受惠者”带来利益补偿的话，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就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