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C=0.4×u4+0.3×u5+0.3×u6 ④
　　J=0.4×u7+0.4×u8+0.2×u9 ⑤
　　I=0.5×u10+0.5×u11 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 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