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经济思想及当代价值

摘要：孔子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并且反映其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总体说来，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藏富于民与利民的思想，经济活动服从道德规范的重义轻利思想，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中的尚俭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经济思想；利民；重义轻利；尚俭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它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资源作后盾，而且也需要思想文化资源的大力支持。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对于人类摆脱资源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姚电、涂平荣（2007）认为，孔子积极入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必然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他特别提出贸易自由、“信”以生利的交换伦理观；依“名”配财、“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伦理观；“戒奢尚俭”的消费伦理观等内容 [1]。唐明贵（2008）认为，孔子思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其中的义利思想、和的思想以及诚信思想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2]。刘丹忱（2008）发现，孔子的义利观是其德治方略中经济主张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们的欲利和求富观念乃人性所在，但“利”应受“义”制约，应义主利从、重义轻利 [3]。雷永强（2009）提出孔子的“仁”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他积极入世，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二分、“富国而教”的生产劳动伦理观；贸易自由、“尚义守信”的交换伦理观；“不患寡而患不均”、依“名、位”配财的分配伦理观；节用崇俭而“度于礼”的消费伦理观 [4]。
　　本文在以上学者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孔子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并且反映其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总体说来，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藏富于民与利民的思想，经济活动服从道德规范的重义轻利思想，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中的尚俭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藏富于民与利民的思想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从经济上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原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归王室所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制度，反映出土地已经开始私有。人们用各种手段来扩大对土地的占有，结果就出现了诸侯富于周天子，私家富于公室的情形。《左传·哀公》有这样的记载：季氏要用田赋制度增加赋税，使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是冉有仍旧听从季氏，实行田赋制度聚敛。孔子不满冉有这样的行为，评论说：“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5]，并且不承认冉有是自己的徒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6] 孔子认为，财富集中危害极大，“财聚则民散”[5]，财产过于集中，而百姓就要散失，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7] 孔子盛赞富有天下而自己却不独自占有的舜和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赞扬均分财富的“博拖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是圣人之德，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分配主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8] 孔子认为，财富不应该集中于诸侯天子中，而应该使人民富裕。《论语·颜渊》中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忧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关于“百姓足”的看法，体现了儒家“藏富于民”的一贯思想。有若提出十抽一的税率，与孔子反对统治者对百姓进行贪得无厌的搜刮，特别是反对那些“苛政猛于虎”[9]的暴君，主张薄敛轻税的思想也是相吻合的。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进一步把“百姓足”的观点发展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且认为这是以达到“惠而不费”，作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的第一美。
　　二、经济活动服从道德规范的义利观
　　孔子的经济思想还体现在他的义利观中，虽然“子罕言利”[10]，但在孔子为数不多的言利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出孔子义利观的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指孔子的义利观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他对于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价值要求，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是说，君子应该明白，通晓义，在价值取向上先义后利，而小人即普通百姓是讲求物质利益的。儒家道德人格的模型是“君子”，对于君子来说，仁义道德是其生命的价值所在，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仁义道德也就成为他们至上的追求。在《论语》中，有多处对君子先义的行为有要求，比如“君子以义为上”[11]，“君子以义为质”[12]，“见义不为，无勇也”[13]。而小人，即普通百姓是讲求物质利益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14]，小人不同于君子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以仁义道德为做人之根本，他们暗于仁义，却明于财利。
　　第二层是指如何取舍和对待利。《论语·子罕》中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述而》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可见，对于财利，儒家不同于道家采取完全排斥、绝对轻贱的态度，在符合某种原则的前提下，儒家也是看重财利的，其原则就是“义”，以“义”作为财利取舍的准绳。“欲富贵而恶贫贱”，虽是“人之常情”，但不符合于“义”的财利，君子是坚决不取的，即“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15]，如果符合于“义”，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16]。可见，儒家并不是不要利，只不过他们是用“义”这样一种尺度限定了一个取利的范围，求取的是义中之利。孔子还以“义”作为求取利禄的途径，不仅把“义”作为财利面前决定取舍的尺度，而且把“义”作为迂回取利的手段。《论语·子路》有樊迟请学稼一条，“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认为，君子只要讲礼、讲义、讲信，天下的老百姓就会归顺他们，供他们役使，供养他们食物。这样义就转化为利了。孔子认为，参与生产劳动，追求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些并不是构成君子人格的本质内容，君子必然淡视和疏远这一类经济活动。与任何人一样，君子也不能离开物质资料而生存。物质资料的取得离不开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只能由普通老百姓承担。孔子看来，稼与圃只能是小人之事，作为君子根本不应去考虑这类事务。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7]就是这个道理。儒家总是以道德的和政治的眼光看待问题。一切事物的取舍、褒贬、扬抑，皆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儒家所确立的道德律令和政治准则。虽然经济对于人们生命的维持、延续、发展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但在儒家那里，它没有成为凌驾于道德和政治之上的首要任务。经济与道德、政治之间，在儒家那里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关系。经济生活往往被看做是由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决定的，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只有在遵循他们给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规则时才具有价值。
　三、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中的尚俭思想和先富后教思想
　　孔子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孔子所说的节俭，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节俭财产物用，减少资金支出；另一方面又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节约财物，减少支出是很必要的。有一次，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政在节约”[18]。孔子一生都过着俭朴的生活，不赏繁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9]，而且要求有道德情操的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0]。对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1]的颜回大加赞赏，而对“志于道，耻恶衣恶食”和“士而怀居”[22]的“士”则显得不屑一顾。儒家的俭是以礼、义为其存在前提的，或者说，俭是“义”这种道德规范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一方面，俭是保持“义”这种道德节操的手段。与处理财利关系时碰到的问题一样，儒家看到了“义”与物质生活享受之间的矛盾。为了获得或保持君子的道德人格，才宁愿生活在清贫之中，即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另一方面，俭又不能有损于礼义。比如，子贡因为鲁君废了每月初一祭告祖庙的礼就想索性省去祭告时所用的一只羊，孔子却不同意。
　　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孔子主张“先富后教”[23]。认为在解决吃饭问题后，抓教育就成为头等大事，主张“有教无类”[12]，普及教育，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从而使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对孔子经济思想的评价
　　1.孔子的经济思想有严重抑制经济发展的一面，其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孔子经济思想弱化了经济主体。儒家把生产活动的主体界定为非道德的小人，这种小人给社会以这样一种反面示范作用：在思想上使人们对生产劳动产生轻贱，在行动上引导了人们尽量逃离生产劳动。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