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农民观念变与不变的经济学分析

　　(二)均平意识故我
　　农民的均平主义是一种不顾起点和过程，追求结果的平等观，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工作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方面绝对平均。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工作方式，都具有重复性和相似性，阻碍他们交换和其他联系，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之间相似性。马铃薯似的相似性感受使得他们将其扩展到作为结果的财富形式的平均。体现中国农民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到民国一朝，却不再有条件像历代统治者那样做，由于推翻清朝统治者之后是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没有造就全国范围的人地关系调整的机会。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纲领，尽管其中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并没有发动农民起义来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提出二五减租后把地租比例改为三七五的改良政策，事实上没有真正实行。新中国政府由于其性质和威望，有能力就人地关系做出调整，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些成为新时期延续并加强农民传统均平意识的现代载体。
　　
　　(三)循环意识绵延
　　循环意识主要是自然、社会现象给予农民的启示。循环意识既来自对自然的观察，也有对生活和历史的直觉和感悟。自然界，寒来暑往，月盈月亏，花开花谢，周而复始。生活领域，贫富无常，“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富者贫，贫者富，贫富反复无常。历史领域往往是：改朝换代之后统治者先推行“均田免赋”，接着出现土地向地主集中或豪强大族占田，社会矛盾激化再发生改朝换代。这一幕又好像在农民身边重演，农民在有生之年，或凭记忆都似乎经历从起点到终点的轮回。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随人口不断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土地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随之出现了两种制度现象：一是两田制，即在所有权上表现为公田与私田相区别；二是两权分离，即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向自耕农相对集中。在高地租率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即中农和富农)集中。早在解放前已存在的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今天再次出现，伴随着这种重复是小农形式上的回复。这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制度的回复，起到了复苏农民循环意识的作用。
　　
　　(四)贵土贱农观念挥之不去
　　国家得到全局稳定这种制度收益的同时，没有支付的成本是由农业部门来独立承担的，并且由此而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也就不得不赋予农村土地三重功能：农业生产要素、农村生存保障和农村社会稳定。三重功能中，生产要素的作用最小，生存保障的作用最大。在当前农业外就业有限的情况下，土地养家糊口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的“贵土”意识随之强烈。但贱劳、贱农意识却挥之不去。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和土地占有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下，历史上小农经济土地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基本特征并不会因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品率提高而得到根本改变。在现行法律环境下，土地这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远不如劳动力。一旦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并且以不断抬升的外出打工的工价作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参照，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也就从过去不计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改变为需要考虑劳动力与其他可替代要素的比较收益再决定是否投入。这也就提高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由以前劳动的不计代价和市场化之后与外出劳动报酬的比较劣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事农业劳动，从“轻劳”进而“贱农”。“贵土”与“贱农”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的意识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论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一定意义上说，观念是经济的附着物。近百年以来，或因革命政权的夺取、或因现代化建设等对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支配、受益发生变化，附着在其上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蒙胧的革命意识萌生。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把过去农村中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的宣传，使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伴随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们会将现代城市的效率、公平、休闲观念带入农民中传播小农意识之壳中越来越注入新的内容。而农村有些制度不变，或形变而实不变，或虽变却为旧观念提供了新的载体起到了延续传统观念的作用，粘连其上的观念也变化不大。小农村社制度长期存在、土地按人口而非劳动力平均分配、两田制和两权分离的再现、农民土地的三重功能以及与外出劳动的比较劣势都是宗族观念、均平意识、循环意识、贵土贱农观念等存在的经济根源。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观念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作为观念之根的现实的消灭，观念也将自行消灭。农民观念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感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不触动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被思想运动清除掉而成为历史的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2页。
　　②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第3至11页。
　　③④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版第121、108、101、185、206、208、201、39、165、168、158、35、39、100、35、97、28、43、4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⑥《毛泽东农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8)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64至6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