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件的成功与思索(下）――2006年热点民事案件的有益启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25
2005年2月5日，彩献宝的妻子焦霞怀孕7个多月，突患感冒，便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家私人诊所进行治疗。20天后，焦霞感到腹内的胎动减少，遂到另一医院就诊。医院检查发现，胎儿已经死亡，由于该医院条件较差，建议其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进行引产。2005年3月4日，焦霞到北京某医院剖腹产下一名死胎。随后，彩献宝向警方报案，控告私人诊所非法行医，造成死胎的损害后果。警方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要求对死胎进行法医鉴定。但彩献宝找到医院提出给死胎做法医鉴定时，医院告知其死胎是病理性医疗废物，不需要按照一般尸体处理方法进行处理，死胎的父母也没有对死胎的处分权，因此，医院已经把死胎作为“医疗废物”处理了。故无法进行死胎检验，致使彩献宝夫妇无法追究私人诊所的法律责任。彩献宝夫妇将该医院诉至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法院审理认为，医院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利处置原告娩出的死胎，死胎应归娩出死胎的产妇所有，产妇享有对死胎的合法处分权。被告医院未经原告同意，按照医疗废物自行处理死胎，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并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应承担侵权责任，判决被告医院给付焦霞精神抚慰金2000元，就其侵权行为以书面形式向焦霞赔礼道歉。
[点评]
本案当事人争执的核心问题，是死胎的权利归属，即死胎的权利究竟归属于何人所有。这是我近年来专门研究的一个问题。尽管还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是这个问题的法理还是非常清楚的。
所谓的人体医疗废物，就是从人体上分离出来，不再存在人格上的价值，不再对人体健康存在作用的人体组成部分。从人体医疗废物的称谓上看，它就是物的属性，即人体医疗废物从人体分离之后，就具有了物的属性，产生所有权。
这个所有权归属于何人所有？医院认为既然是医疗废物，应当属于医院，由医院行使权利，进行处置。可是问题在于，人体的组成部分本属于人的人格利益，由权利人自己享有权利，一旦身体的组成部分从人体分离，产生所有权，那么这个所有权一定应当归属于权利人所有，是由权利人对于这个所有权原始取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属于医院。彩献宝和焦霞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这就是，从我自己身上产出来的死胎，怎么权利就归属于医院了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因此，法院的判决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本应当归属于患者本人的死胎，由于医院错误地认为归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归属于权利人，因此未经权利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销毁的处理，造成了权利人无法控告侵权行为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损害后果，构成侵权行为，应当判决医院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采用法理作为依据，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值得赞赏的，是一个很好的判决。
这一判决也对所有的医院提出了警告，在处理医疗废物的时候，应当尊重患者的权利，不能随意处置。
不过，值得思索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严重侵权行为，只判决其承担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似乎不足以抚慰受害人的损害，也不足以制裁医院的侵权行为。这一点是值得研究的。
[民法规则]
人体医疗废物的所有权属于患者，对此必须尊重，不得侵害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对不同的人体医疗废物应当作不同的处理：对于尚有利用价值且没有危害性的，应当交由权利人；对于没有利用价值且也没有危害性的，也应当尊重权利人的意见，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处置；对于其他对社会和环境具有危害性的人体医疗废物，尽管权利归属于患者，但其处置权不属于患者，应由医院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统一处置，防止危害社会。
10．皇帝肖像权，商业性使用不担责有违法理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弟金友之（原名爱新觉罗·溥任）于2005年11月发现，杨来福、王庆祥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故宫博物院端门东朝房内举行“中国最后的帝王世家展”（票价5元），展览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公开。该展览大量使用了溥仪的照片，历时长达6年。杨来福、王庆祥未经同意，擅自大量使用溥仪肖像，且以营利为目的，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了溥仪的肖像利益，同时也对溥仪近亲属造成巨大精神伤害，侵犯了自己对溥仪肖像的使用权，要求判令杨来福、王庆祥立即停止“中国最后的帝王世家展”的侵权行为；在至少五家全国新闻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承担因案件发生的公证费2000元及诉讼费。王庆祥以“溥仪与其亲生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脱离了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关系”为由，对金友之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认为溥仪属于历史公众人物。杨来福、王庆祥就其生活和政务活动的照片举办展览，不构成对溥仪肖像的侵权。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经审理均认为，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经历了从我国末代皇帝转变为新中国一位普通公民的过程，其活动内容与我国历史紧密相联，因此，属于历史公众人物，杨来福、王庆祥就其生活和政务活动的照片举办展览，不构成对其肖像的侵权，因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
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应当予以法律保护，是我国民法人格权法的一项基本规则。如果未经死者近亲属的同意，或者死者生前的同意，对死者的肖像进行非法使用，就构成侵权行为，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当然，末代皇帝溥仪确实是历史公众人物，就一般的对其肖像的使用，应当不构成侵权行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商业性利用，这个权利应当归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而不能基于公众人物的理由而确认其不构成侵权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杨来福和王庆祥举办“中国最后的帝王世家展”，是营利性的展览，每一个参观的人要收取门票费5元，且已经展出了6年，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这就不是一般的使用了，而是商业性使用。对死者的肖像进行商业性使用，尽管使用的是历史公众人物的肖像，但是，应当事先征求死者近亲属的同意，未经死者近亲属的同意，擅自对历史公众人物的肖像进行商业性使用，构成侵权行为。因此，法院认为本案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是值得研究的。这也是本案作为一个典型案件所提供给我们的思索。
[民法规则]
商品化权，也叫做公开权，是人格权法中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权利的含义，就是对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开发，权利属于权利人，而不是属于开发者。如果是对死者的人格利益进行商业性开发，则应当经过死者近亲属的同意。商品化权所保护的，就是人格利益进行商业性开发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应当进行合理分配，不能由开发者独享。经过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死者近亲属的同意，协议对这种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方案，就不构成侵权。
11．探险遇山洪，判决“驴头”、“驴友”担责欠当
2006年7月7日，被告梁某（俗称“驴头”）在南宁时空网发贴，召集网友报名到武鸣县两江镇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费用AA制，周六8点整准时在安吉站集合。受害人骆某答应与陈某一同前往参与活动。7月8日上午，共有包括骆某及另外11名被告（俗称“驴友”）在内的12名成员在南宁市安吉客运站与梁某汇集，在每人交付给梁某60元的活动费用后，乘坐由梁某提供的车辆，前往武鸣县两江镇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当晚，因活动区域的周围地势险峻，该团队就在赵江河谷裸露的较为平坦的石块上安扎帐篷露营休息，其中骆某与被告陈某同住一个帐篷。从晚上至7月9日凌晨，该团队露营地区连下了几场大暴雨。7月9日上午7时许山洪爆发，在河谷中安扎的帐篷被山洪冲走，骆某被冲走。12名被告在混乱中通过自救、互救基本脱离危险后，发现骆某已经失踪，遂打电话报警。镇政府组织搜救队在赵江下游找到遇难的骆某遗体。骆某父母向法院起诉，请求参与探险的其他12位人员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户外探险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参与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属自发参与活动，虽然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但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梁某是此次户外活动的发贴人，具备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未尽职责的重大过失；其余11名被告盲目跟随梁某前往，主观上亦有一定过错，对于骆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仅需承担本案中最轻的责任；骆某在团队中既未完成自救的义务，也未完成救助他人的义务，故在本案中应承担比除梁某之外的11名被告更重的责任。因此，酌定骆某、梁某与其余11名被告按2.5：6：1.5的责任比例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定梁某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6.354万元，其余11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838509万元。
[点评]
自发组织团体进行户外探险，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对此，法律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的规则。审理本案的法院进行探索，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组织者和参与者承担责任，赔偿受到损害的参与者的损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但是，对于这样自发的组织户外探险活动，判令组织者（驴头）和参与者（驴友）承担侵权责任，甚至是很重的侵权责任，尚值得研究。
在侵权行为法中，自冒风险是处理这种纠纷的重要规则。按照自冒风险的规则，可以认为，户外探险活动是具有极大风险的体育活动，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骆某是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自愿参加这样的活动，应当视为其已经放弃了对风险造成的损害的赔偿权利。同时，在体育活动中发生体育意外，造成损害，也不应当苛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从另外一个理由上说，此次户外探险活动造成损害的原因，并不是因组织者个人的过错引起的，而是意外的自然原因，也就是不可抗力所致，即使是组织者梁某存在组织上的过失，也不是严重的过失，而仅仅是一般过失。基于以上理由，我倒是认为这个判决值得斟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判决。
依我所见，本案可以责令梁某承担适当的责任，但不是十几万元的损害赔偿数额，这是不公平的。同时，其他队员完全没有责任，何以让他们也跟着承担侵权责任呢？
因此，我不赞成这个判决。
[民法规则]
自冒风险，是说一个人如果知道其所参加的活动具有较大风险，还自愿参加，愿意冒险，应当视为其放弃风险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基于该风险发生的损害，无权请求他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损失自担。
12．体内留针头，43年后索赔被驳回不妥
1962年出生的于某，日前将鞍山铁西某医院起诉至法院。于某诉称，他一岁患病到该医院治疗，静脉注射完毕时，由于医院医护人员处置不当，输液用的针头突然断裂留在腕部血管中。医院为于某实施了手术，然而手术失败，针头没有取出来。由于保护措施不当，针头顺血液流入肩部卡住。医院为他再次进行手术，针头突然随血液通过心脏流到肺部，手术再次失败。当时医院承诺，今后终生为于某免费治疗。于某认为，43年来针头仍留在他的肺部，给他和他的家属造成巨大精神压力。由于手术造成于某颈部歪斜，给于某生活及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为此要求医院支付取针费10万元，残疾补助费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由于本案事故发生在1963年，《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施行时，于某民事权利被侵害已超过20年。于某在《民法通则》实施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该诉讼时效依法应从1987年1月1日起计算，一年后诉讼时效期间完成。原告提出诉讼主张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
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我也不赞成。理由是，本案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完成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不错，《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民法通则》实施之前发生的侵权行为案件，其诉讼时效的计算应从1987年1月1日开始，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按照这样的规定，似乎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当一个侵权行为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其侵权行为并没有终结，仍然在继续，因此，其诉讼时效期间并没有开始计算，只要侵权行为没有结束，受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医院一方在当时就承诺，今后终生为于某免费治疗，这说明当事人已经排除了诉讼时效的约束，任何时候都对于某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官有什么理由可以判决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呢？这样做，是不是我们的法官对于受害人还确少一点同情心呢？
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尽早行使权利，而不是保护加害人的工具，如果侵权行为人都不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完成作为抗辩理由，法院就无权援引诉讼时效期间完成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对于受害人一方应当予以同情，只要具有合法的理由，就不要轻易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应当尽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值得研究的，带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思索。
[民法规则]
诉讼时效期间完成，是给债务人以抗辩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抗辩权。这个抗辩权的性质是永久性抗辩权，只要合法的抗辩权一经行使，就可以永久地对抗请求权。既然是抗辩权，就必须由债务人依法行使，不经行使诉讼时效完成产生的抗辩权，法官无权依照职权援引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