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发展劳动价值论文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资源配置—重申“泛价值论”并回应屈炳祥先生制造的“马克思迷信”

　　边际效用理论告诉人们:当消费者不断增加某一物品的消费时，它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而他对该物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也是递降的，当该物品的边际效用为零时，消费者所愿支付的价格也为零。当全社会的消费者对某类商品的边际效用评价为零时，它就确定了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该类商品数量的最终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无人购买。生产消费类似，当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为零时，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界限也被最终确定下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效用价值论正好弥补了马克思关于分配给某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于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规模的理论之不足。屈先生不加分析就将之斥为荒谬，难道屈先生有什么新的更好的发现和发明?肯定没有!
　　三、片面坚持劳动价值论不利于杜会和谐与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
　　“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一切有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面对屈先生提出的第二个这样的全称判断，我要断然说:否!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所演绎的结论是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一个宣判资本主义死刑的理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吗?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国，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演绎出来的结论曾适用于革“帝、官、封”的命，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大厦的今天，片面坚持劳动价值论，既忽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也不能正确对待企业家及资本所有者的特殊劳动和特殊作用，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其次，马克思预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一式消灭以后，但在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屈先生在文中引证这段话，以期说明劳动价值范畴“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普遍适用的”。面对此结论，我只能说屈先生对马恩原理回回吞枣，对资源配置知之不多。屈先生有欠考虑，在社会化生产中起“支配作用”的以劳动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其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因为社会劳动总量在各部门的分配和社会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在内容上是不一致的，和社会需要量也是不对称的。不论社会劳动总量怎么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到社会生产各部门，社会生产都将是有计划、无比例、瞎折腾，国民经济都将失调。为什么呢了因为满足需要的是使用价值财富，它是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使生产供给与需求平衡，就必须对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只涉及到了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即使对它的分配做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对其他资源的配置仍可能是杂乱无序的。劳动总量在各部门按比例地分配与满足需要的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之间的这种非对称性，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供求脱节，要么是产品短缺，要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虽主又见有计划，而客观上却是无比例。不排除人们工作上的某些失误，但与其指导思想也不能说没有关系。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更是以市场为基本手段来配置社会生产的全要素，而劳动要素显然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用此“支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必然是一个荒唐的结局。

    那么，劳动价值论是否一无用处了呢?否!作为一个“单要素”及其规律无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层次也不无参考意义，但作为“支配”理论，由于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与不足，就要慎重考虑了。把一个理论夸大到它不能胜任的地步，真理也就会变成谬误。相反，以“泛价值论”为基础揭示的规律则既考虑和兼顾到了各种要素的功能和作用，系统地配置各种资源，又能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对称与平衡，以全要素、多方位弥补了单要素、单环节之不足。
    四、屈炳样先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真相
    首先，令人不解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屈先生把坚持和创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比如，屈先生特别强调，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能形成价值、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精华与科学之处，也是它同一切庸俗价值理论的真正分野。如果放弃了和背离了这一点，自然也就等于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屈先生把是否坚持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不知依据是什么?当然，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范畴。按照传统观点，创造物质财富、提供使用价值的行业才是产业。据此，过去把产业分为农、轻、重三大部门或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门，其他非物质生产都被划在产业之外。但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建筑、交通运输以及其他为生产服务的部门，比重日益增大，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大发展，不断地从原有的生产部门分离出新的部门和行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科学研究、教育等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大;随着居民收人水平的提高，精神产品的消费支出日益增大，劳务的需求日增。所有这些变化，使传统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和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产业和非产业的界限，在理论上模糊起来，在现实中难以划清。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产业的看法已经改变，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都属于产业的范围。试想，巨量的服务产品(包括信息产品、精神文化产品)进人流通领域和外贸领域，和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产品相交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人均国民收人水平。难道说投人巨量劳动生产的这些(无形)产品就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那它们怎么和物质产品对等交换并在交换价值上形成一定的数量比例?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就解释不了，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突破马克思生产劳动的局限性，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由物质生产部门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部门。
    其次，对屈先生“在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根本前提下进行”的“真发展、真创新”要保持高度的关注。被马克思视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和作为理解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仅在屈先生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坚持”中就已被拆分成了“三重性”，也就是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基础上又将抽象劳动分割为两个层次，即“第一，它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或‘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理耗费’;第二，它是‘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或‘同一的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学说与商品二因素关系的经典结论就被屈先生“坚持”成了这个样子，即: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仍然不能形成价值，其结果只能是使用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一切劳动，从第三个方面看，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或同一的人类劳动，它才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三重性”理论仅是屈先生“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的“产出”，如果屈先生再来一个“真发展、真创新”，说不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会被他整出个四重性、五重性甚至六重性来。这样，我们在学习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部分时，恐怕连原汁原味的劳动二重性理论都找不到了。
    第三，屈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真发展、真创新”的杰作是他对马克思本人的“大发展”。屈先生在文中说:马克思“把所有形式的商品经济都作为自己研究的直接对象，并对之进行认真解剖与研究”，所有形式的商品经济包括哪些呢? 有“原始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乃至未来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等等。”要把以上所有商品经济都作为自己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间接对象，并深人进去认真解剖与研究，必须马克思本人身临其境，亲力亲为。不然，就不能说是把它们作为解剖的直接对象!然而，把各种商品经济所经历的时间加起来，其跨度有几千年，而人有限的生命不过几十年。要马克思把历经几千年的所有商品经济都作为自己研究与解剖的直接对象，对于只活了65岁不到的马克思来说，显然不可能!但屈先生有办法，那就是要求马克思的灵魂(如果灵魂存在的话)在投胎到人间之前就作为“鬼学者”解剖与研究资本主义及之前的各种商品经济，在他逝世后还要继续从事他“生前”和“生后”的未竟事业，并把垄断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未来的商品经济作为“直接对象”进行解剖，“找出作为这些形式的商品经济一般都具有的共有本质、共有特点和共有规律，并将其进行理论概括，构成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很显然，这种由屈先生通过迷信“鬼搞出来的”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便存在，它也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