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小凯的经济史研究

 被誉为“华人学界的‘骄杨’”的杨小凯先生已被上帝招魂而去，愿他在天国之灵永远安息；不必再遭受陷入尘世囹圄之苦。吾辈能前赴后继，将其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和学术成就发扬光大，应该是最好的哀思。
  对经济史之研究似非杨先生的主业，但他对经济史，尤其是近史的研究一直孜孜不倦；恐怕是对熊彼特的观点有认同感吧。要做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倘若以此“煮酒论英雄”，马克思、熊彼特、杨小凯可以受之无愧。司马迁曾云：“（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而杨小凯先生之“文采”一定会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
杨先生提出：“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他以史为鉴，学以致用；忧国忧民，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不可多得的人文主义精神。笔者不揣冒昧，充分利用WORD强大的编辑功能，“述而不作”；大做一次文抄公，傍一次经济学界的“大腕”。祈祷杨先生在天之灵宽恕吾等朽木吧！Amen!
敬录如下：
一． 经济，制度领先：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
 “英国当时除了大西洋贸易这点外，它在1688年有个光荣革命，它与西班牙的差别就是在制度上的差别。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把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那西班牙就一直是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也就是大西洋贸易的好处都到王室垄断的了。英国王室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给打破了，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大部分是和王室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得到了，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见有钱赚就投资大西洋贸易，他们发财了。这些人跟王室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因为政治改革以后，宪政改革后，他们发了财缴税，就可以在议会具有政治影响力，是因为由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出现了很多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括王室的财产和国家银行分开，执政党不准从事盈利性事业啦，成立企业不要批准，自动注册啦，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啦。很奇怪，你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以后，就没有高利贷啦，你限制高利贷它就有高利贷。现在温洲不是有很多高利贷钱庄啊，它就是因为政府限制私人搞银行。英国的经验就是你把限制一丢掉，就没有高利贷了。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它的专制制度改成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不是民主，英国到1830年才有民主，就是老百姓都有普选权。但是它1688年就有宪政共和了，但没有民主。那时候所谓的宪政共和就是只有缴税超过一定数量的人才有选举权。所以，那不是民主，但是一种共和宪政制度，也就是有政党自由，进入政治的自由，不准政治迫害,宗教迫害。王室的垄断特权，特别是对大西洋贸易，成立企业的限制都废除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正好在这里。中国的三十几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这跟光荣革命之前王室垄断很多商业机会的情况是一样的，很象西班牙。中国包括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电信，赚钱的外贸不但不准私人经营，它有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国营企业没有许可证也不准经营外贸，由外贸部等少数机关垄断了太平洋贸易。整个太平洋贸易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被国营企业、政府垄断了，就像当年大西洋贸易的好处被西班牙王室垄断了一样。所以它走的这条路就像当年西班牙走的这条路。那它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它制度创新就很难”。
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因进行了中西对比：杨小凯引用了的Baechler (1976,p.79) 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資本主義擴張源於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 (頁77)。“他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會從國家解放出來，但其更大的歷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敵對主權國家之間的分裂與競爭，這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權力，因而使經濟得以解放。這種政治多元局面使得各種不同的政治試驗以在較短時間同時進行，因而使得有利於提高國家實力的制度被發現，採用和被創造性模仿”。“他承認歐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權國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個很難解釋的謎。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個條件是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國家權力受到制衡不能無限擴張。第二是地中海和英倫海峽特別的政治地理環境有利獨立國家和獨立城邦之間經商卻不易武力統一 (正像台灣海峽的政治地理特點)。第三個原因是歐洲發達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權力”。对此，杨小凯认为：“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创造了一种格局，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统一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使得有竞争力的制度有机会胜出，而且会很快被创造性地模仿”。“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會大大增加制度試驗的多樣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發生在不同文化之間，其促進制度試驗的漿果就不會很顯著”。“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給了地主紳士和新的資產階級可乘之機，易於利用國與國之間的權力爭奪取得獨立地位，使資本主義得以發展起來。歐洲歷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國王之間爭權奪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此外，“自由城邦不但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基地，而且是歐洲形成城邦之間長距貿易和統一歐洲市場的基礎。而按 North 的看法，這個十五世紀形成的市場是工業革命的基礎。中國歷來沒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屬物”。“在欧洲，他们真正发达起来的原因，就是没有大一统，国家之间有竞争，政府之间有竞争”。（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型，也说明了国家、政府、民族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对此，杨先生曾提到：“North 指出很多亞洲國家相當成功地模仿了西方制度，但卻不模仿政治制度，也沒有吸納西方的意識形態，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為和道德準則決定，而這些又由意識形態決定。所以光模擬技術，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會如預期那麼好。而意識形態和信仰系統的變化會比硬制度慢得多”“如今中国很多人都同意：制度很重要。其实，"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创出来的。” “诺思和温格斯特 (North and Weingast,1989) 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後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笔者注）
 “而18-19世纪的东亚，中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统的，早至秦朝就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这应该是清朝制度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後于欧洲的根本原因”。（郡县制的设置使城市变成了政治与军事的中心，而非经济中心；此制虽然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但不利于地方自治，更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拓展。“比较欧洲和中国，欧洲的政治制度演变是以多个小国之间的平等竞争为条件的。如果欧洲出了个秦始皇统一了欧洲，政治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如此快。”“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之一。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标准这一演进过程中，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在对于统治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中扮演着两个互相制衡的基本的角色”。--笔者注） 
“就政策层面而言，18世纪的英国早就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并完全放弃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单方面自由贸易，无产业政策，放弃保护关税，以及逐渐放弃靠特许垄断特权获得税收的制度 (Mokyr 1993,p.44,north,1981,pp158-68)。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处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政策思维水平上，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
三。坏资本主义之制度原因：“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於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於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
“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 (见费正清1993.p19)。这种官商勾结是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徵，正如 Landes(1998,p222) 所言，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而Landes认为18 世纪的法国也是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官商勾结的坏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的英国是个税法公平，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中产阶级有相当高购买力，整个经济为平民生产的好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时英国的市场容量大於法国 (虽然人口和国土小於法国)，分工可以加深，人均收入比法国高30%。(Mokyr,1993,p.56)，费正清 (1993,p24)记载了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 (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 (关於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见费正清1993,pp19-20及何炳棣，Ho 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rin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而“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後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1996才有专利法(费维恺, 1999下卷第一章，pp73-75)，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按照 Mokyr(1990,pp.235-50) 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於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他还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 (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 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 (Fairbank,1992,p179),　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　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 (见费正清1999,上卷p.19)。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 (见费正清：第一章，导言：旧秩序，上卷，p29；张灏，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下卷，p345；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0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之家天下意识深根固柢。只有贪官而无贪君。而民众之私有产权观念也极其淡薄，此乃社会财富难以保障，市场秩序难以稳定之原因之一。对此，杨先生还指出：“没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两极：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斗争起来，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极就比较稳定”。“至少是三极或更多极的”。“我觉得共和思想在欧洲比较深入人心。如十二十三世纪的英国，它的法庭就有三个，一是国王的法庭，二是宗教裁判所，三是地方的封建法庭。三个法庭共存，这就有点像共和了。老百姓打官司可以在三个法庭中选择。当时一般都认为国王的法庭比较公平。为什么? 是因为有另外两个法庭的存在，如果把另外两个法庭砍掉，那国王的法庭也肯定不会公平了。但是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只一个‘王法’” "私有财产制度是民主宪政的基础"。--笔者注） 
特别是官府由於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制度下，需要大型私人企业来保护企业家思想和知识财产的迂洄生产行业中的分工当然不可能发展起来，加上1906　年前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以技术发明，技术在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特徵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但与1949年後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更像一个近代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陈锦江，p488-490)”。
 “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博弈，自古有之；权力资本是坏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对于当代中国，杨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十六大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官商勾结，现在资本家也可入党了。以前还有些限制，当共产党员不能赚钱，不能追求利润。那种制度当然也不好，但是至少还有些限制。那现在你到中国去，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在抓油水大的项目。他就是利用他有权有势的地位来搞钱。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它会使中国更多腐败和官商勾结制度化。这是一个坏资本主义。它的前景不是美国英国的好资本主义，它是西班牙的坏资本主义。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 “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机构不允许有创收动机，只能花钱，不能自己创收。收入是只有国会才能批准的统一税收。美国制度严禁追求执政的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而中国80年代以来就鼓励有各种政府批准权、垄断权的政府机构创收，这就是与民争利，并会鼓励政府机构加强垄断以追求垄断利润。这在各行业都造成了不公正的坏资本主义现象”。“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尽管杨先生对当代中国的批评有些偏激，但有助于我们识别什么是好的或坏的资本主义，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笔者注）四．近代农业落后之制度根源：“按照Perkins(1975,　pp.115-65)和Feuerwerker(1983,pp.28-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後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Rankin,Fairbank, Feuerwerker,　1986, pp.12-27)。Perkins (1969,　p.72)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记载。”“ 中国农村大约分成 7 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於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路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经济的关键并不在於土地改革 (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 ，而在於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Sachs and Yang, 2001)。”
“由於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当经济制度落後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之间的分工，每个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著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於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
此外“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 (例如国民党) 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後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於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後导致经济灾难，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杨先生在此指出了商业与农业、城市贸易与农产品结构、私有产权与土地制度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落后的小农经济背后的制度滞后和制度制约，这些论点不仅具有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笔者注）
五．制度趋同与宪政秩序：“国家机会主义被制度化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和1949至1979年的中国，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如和南韩，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19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也开始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振汤疗法转轨之後，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於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1990年代日本的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於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Sachs and Woo, 1999) ”。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徵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级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　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不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伟大的制度创新”。“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逾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杨先生在此以现代社会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以史论今，提出了“制度趋同”与“宪政秩序”等的一家之言；此论似乎在学界孤掌难鸣，是否有悖于国情亦或学理不够充分，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故只能“存而不论”，“述而不作”矣。--笔者注）

文献：
《杨小凯文集》，引自“思想评论”(www.sinolibe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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