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文社会学科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的探索——兼谈经济文化学的建设问题

摘要：人文社会在探索制约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它是一门专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文化因素；经济文化学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质与量的进步。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经济量的增加，故往往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衡量。按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定义，即“人均产量增长”，简称“增长”或“产量”，也称“（经济）进步”或“（经济）发展”。[1]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含义有所变化，认识到增长之中应该关注经济公平，因此新含义涵盖“旨在平等的增长”[2]。发展伦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文化含义与价值定位。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置于科学发展的平台之上。
      从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因素的探索局限于经济因素之内。虽然，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难以度量而以理想模型（古典模型）略此不计。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热衷于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3]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4]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5]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6]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7]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8]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应用所致。[9]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同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界限也在不断争论。对经济学科和经济研究不断的反思促使经济学家加强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格林菲尔德认为，文化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物质客观性相距最远，因而也最微不足道。文化所代表的仅仅是经济发展在大脑中的投射。但是，只有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即假定历史为一连串的阶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要求，同时又忽略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偶发性质之间的经验性差别，才有理由将这一变化看成是自然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易捉摸的层面。其实是对形形色色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的挑战。解释的范围严格局限于引导经济行动发展的动机因素。[14]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他指责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使人误入歧途，强调“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5]经济学者何清涟强调：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扩充到经济学之外。[16]诚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惟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因素的区别。”[17]
 

二、探索与争鸣
 
      关于影响的因素的主要学说有制度说（有了正确的制度结构，则人的本能反应自动地实现经济增长）；资本说（只要有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都会消失或改变）；需求说；消费说；技术说；资源说（有自然资源保证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资本和制度）；政策说；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还有文化说和心理说等等。[18]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侧重考虑市场经济范畴之内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与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口增长、技术创新与转移、国内外贸易、资源廪赋与资源流动、生产结构、市场拓展与市场供求、产业转移或升级、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等。经济学则着重思考各种政治因素。制度经济学则重点把制度（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9]。经济文化学与经济人类学则关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心重点研究人格、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等。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之间既协力又争鸣。
      （一）   自由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引发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是人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或资本积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只是错误的制度抑制了这种反应。自由派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主要通过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资源的扩展或土地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不过，自由派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也认识到人类作为道德情操载体的复杂性。由此为对自由派经济学进行不断的修正开了一道裂口。
自由经济学派以及在批判反思自由经济学基础是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经济学派，主要在经济增长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基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英国自由派学者约翰·格雷相信：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自由市场代表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惟一非强制性手段。市场自由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都将相似于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德国的某些地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清晰地体现了它根植于其中的具体文化。在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之间将保留深刻的差别。[21]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虽然猛烈地抨击所谓“亚洲价值观”决定亚洲经济增长的论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变革”、“人类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普遍的联系”。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22]
      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之解释经济增长。他批评新古典理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无法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和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制度包括一些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23]
      （二）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
      增长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研究指向发达国家的增长因素和增长途径等。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发展家的经济增长。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经济政策等。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派虽然有不同的研究分工，但在研究经济增长方面纠缠在一起。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一开始深受自由派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因素自身分析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结构变迁的角度，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劳动和资本投入质量的不断提高又源于教育和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高增长，主要是其经济增长的底子薄、人口增长快，劳动生产率低下。库兹涅茨强调，要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把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还强调制度和个人的适应性，特别是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变化。[24]库兹涅茨虽然从生产率入手分析经济增长，但最终对制度和人的因素还是给予了关注。
      约瑟夫·熊彼得从创新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问题，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最终来源于“创新”或“创业”。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创新”或创业，这种创新就是“产业突变”，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产生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而且产生人和手段。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理性科学有充分的成长。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资本主义过程使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25]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分析中，越来越重视制度分析与态度分析，并认为二者是难以割舍的。
      威廉·阿瑟·刘易斯，1955年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他从态度（愿望或欲望）、制度、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六方面分析经济增长。前三方面属于文化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6]
      冈纳·缪尔达尔和理查德·布隆克都主张研究经济增长要区别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国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文化分析，而其经济增长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即制度和态度的现代化。缪尔达尔强调，“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27]理查德·布隆克认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人口增长、资源的发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常常在程度上和本质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和宗教背景会使他们对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变化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28]
发展经济学家非常关注民族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影响。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29]刘易斯也认为，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30]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后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31]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认为，日本与中国，出于国家生存、抵挡西方的需要，最早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以后继续追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其动机部分是考虑国家的力量与地位。阿恩特强调：经济增长还依靠现代技术、现代意识和现代制度。[32]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主要从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方面分析经济增长。他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也会制约经济发展。[33]速水佑次郎也认为，传统文化或价值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34]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可以说属于文化因素的范畴。马克思本人生活在19世纪，虽然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但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是肯定的。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片面关注物的发展，由此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出有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马克思在对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亚洲文化特殊性以及对亚洲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斯威齐，认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5]保罗·巴兰则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普世性角度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最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交往联系不是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而是真诚的合作和帮助，那么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的和平移植就会在各个地方成为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促进剂。[36]依附理论则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任何“赶超”都是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赶超”，即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而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的“赶超”其实是不能实现“赶超”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37]依附理论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四）经济社会学派
      经济社会学派主要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经济社会学与正统经济学有过长期的论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精神”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包括理性的禁欲精神、“入”世而不“属”世所特具之系统化的——是冷酷无情的、也是宗教式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性资质”，其精神载体就是新教伦理，又称为新教理性主义，[3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敏感地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容易捉摸的层面。他反对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恰恰相反，他认为韦伯理论是对形形色色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挑战。[39]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相信，新教伦理的确是一种明显的革命性的力量。它的主导精神不是要个人毫无批判地去适应社会现状，而是要求个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建立人间天国这样一个超念理想的名义去改造世界。[40]
      不过，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韦伯发现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定位于经济增长的民族主义，即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任何民族主义形态都具有嵌入其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要素）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经济强弱关乎国家声望）的经济表象。古典经济学，即自由经济学，得益于英国（也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质。即其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想象为天赋自由平等的个体所构建的联合体。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41]
      金耀基则认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是相关的。他认为，对于现代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解释，更有潜在的说服力的是“文化的解释”。由于东亚这些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素是儒家，因此儒家伦理乃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深层原因。儒家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它的内在结构有多元的组成，并且具有本身转化与更新的能力。金耀基呼吁对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更细微深入的探索。[42]
      W.摩尔批评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关心态度和动机。人类的态度往往被简单地假定为与理性选择最大化满足有关。人的欲求被认为是本质上无止境的，且人的本性是极为相近的。摩尔强调，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态度和动机被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欲望被看作是有限的，文化被看作是相对的。人群被看作具有“非理性”和“无理性”。人类动机具有复杂的丰富性。只有那些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正式的教育或教育和培训最迎合工业经济需求的地方的经济增长才是最迅速的，同时也是最可能持续的。[43]英国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也肯定资本主义模式或商业体制类型是有路径依赖的。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普遍依赖于它的既定发展路线的。“东亚资本主义”或“东亚商业体制”与儒家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权力的合法性的认可方式，是形成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模式的原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儒家的价值观促使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是获得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主要手段。[44]
      曼纽尔·卡斯特在多年研究发展社会学后，断定：明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深植在制度当中、为文化所引导、由社会整合所支持、由社会冲突所塑造、在政治上竞争并由政策和策略所指引的。[45]
      （五）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
      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因方面不遗余力。与正统经济学派主要关注影响经济增长的共通因素（如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生产率等）不同，他们更倾向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特殊道路。
美国经济文化学家彼得·伯格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相信东亚地区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承认文化的特质也是会改变的（虽然某些人类学家并不乐意这么认为），它通常会适应新情境而自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计划性的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经由教育政策）。彼得·伯格认同在美国学界相当流行的“后儒家思想假说”。“后儒家思想假说”指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或者称之为后儒家伦理，因为其中的一些道德价值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有差距）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彼得·伯格强调说，要落实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使用的概念是“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也持贝拉同样看法。伯格深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后儒家思想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46]
拉尔夫·林顿虽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无疑包含文化因素与人格因素。但他强调，人格的作用仅仅是人格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个人通常按照他们社会的文化要求而行动，只要了解这种文化，而无须了解他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你就可以预测他们对大多数情况的反应如何。林顿重点研究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文化诸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7] R.本迪克斯探讨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英美文明中的管理思想的变迁与从早期到成熟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大量发展变化相提并论。[48]
      余英时认为，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此即所谓“新教伦理”，他也称之为“入世苦行”。这一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其他任何世俗的愿望。它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他考察了中国的新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认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确有其文化因素，但不能仅仅注意儒家伦理。[49]日本研究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历史学家依田憙家认为，日本现代化比较迅速，而中国现代化则饱经挫折，有其广阔的社会基础方面的背景，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而且要从文化形式的差异这个深度来理解。他认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的作用。[50]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也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有关，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儒学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学门徒了，但在某种意义是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儒学门徒。[51]
      中国学者在探讨东亚的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制度论、文化论（文化论未必是文化决定论，也可能是文化视角论），还是综合论（多元论），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东亚文化及其更新的影响问题。
      刘宗贤等认为，关于东亚模式的“儒教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对以往的现代化即西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东亚奇迹用事实说明了现代化不仅有西方的一种途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价值观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潜力。东亚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使单纯的各色各样的经济理论都难以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东亚模式”的问题。[52]香港的霍韬晦教授提出：导致经济增长要至少具备五项条件，包括：法制、科技、态度（工作意识）、管理、训练。法制和管理能保障生产不受非生产性的原因干扰或拖累。科技、态度、训练则为积极意义，既有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工作态度的培养与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问题。[53]陈峰君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有人称之为“东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第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第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第四，倡导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4]余新天认为，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转变，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过去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的成功，人们比较多地探讨了儒家价值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然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的发展，必将会提出更广泛的文化动因问题，即使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以儒家来概括。[55]
蒋庆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障碍的说法，他竭力声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认为，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56]梁燕城则承认，韦伯对中国的分析不无洞察，近数十年的东亚文明的成功也可被解释为摒弃儒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果。有历史学者寻索早期香港商界领袖的背景，竟然大部分信仰基督新教，与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一致的。不过，这些商人行事的方式也有儒商味，故也可以说是儒学与新教融合产生的一些新文化特质。拉丁美洲信仰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菲律宾也与拉丁美洲文化接近，同样发展不起来。[57]
      赵吉惠把儒家伦理在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归结为两点：第一，儒家伦理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谐人际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但是，有人把东方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解释为促成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显然有些片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第二，儒家伦理在经济、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经研究与分析，批判与继承，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所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58]
      盛邦和将儒学乃至于一切东亚传统（经过转换与更新）中能激发当代经济活力的因素的总和，称为“东亚新儒学”或“东亚新文明”，为东亚优秀文化的代称。认为，它被证明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东亚发展发挥推力作用。[59]东亚新文明与西方新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这表现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与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换言之，勤勉、节俭与职业伦理是两个“新教”的共通行为伦理。[60]吴建华也承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模式，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受到了东亚学者的重视，而且受到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世界学者的普遍重视。[61]
      冯天瑜从“儒家资本主义”角度分析了有关东亚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以经济高速发展、通货膨胀率低、社会相对安定的实绩，创造了东亚现代化奇迹，被称之与欧美、苏东相区别的第三种工业文明体系。因为上述东亚诸国家及地区，大体在儒教文化圈内，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相对应，有“儒家资本主义”之称，其特色是以东方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国家主义、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注重家族观念和个人修身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市场原则、科学管理、追求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这两大契机，创造出耸动世人视听的局面。[62]
      刘力臻虽然承认儒教文化无可争辩地促进了战后东亚经济的繁荣，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的根源。东亚经济崛起的最本质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儒教文化的作用（尽管它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之一），而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63]贺圣达也认为，文化对经济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把文化或伦理作为经济发展或不发展，产生危机或避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还在于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制度、现代的科技。[64]李锦招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经济起飞的成因是多元的，把现代化成果归源于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是过分化约的。但同样将之渊源于西方文化、技术主义或制度主义，也是太简单。[65]
      （六）经济心理学派
      经济心理学派主要从社会控制系统与行为模式的调适、儿童教育模式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现代人格或创新人格的获得（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A.巴洛齐齐认为，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这种研究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的作用，部分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只是认为全面的发展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66]
      J.H.昆克尔指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增长因素时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人的行为调适。他认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若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只需要改变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的程序，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精英的角色作用。[67]
      D.C.麦克勒兰德从性格养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论。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则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麦克勒兰德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的水平的角度来理解。[68]
      亚历克斯·英格尔斯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现代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批评经济学家只重视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忽视了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推进现代化进程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只有形成了现代的人格，才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否则，即使引进了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英格尔斯坚信：人的现代化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进步。[69]E.哈根分析了创新人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创新人格会影响生产创新，也会影响新一代的价值观。创新人物将根据需要指导制度改革。从而经济增长就将获得所需要的动力。[70]
      （七）经济人类学派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 墨菲在阐述经济人类学时认为，经济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有着追求最大利润的“无限冲动”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但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深知除此外还有很多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类动机。他相信，经济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假定“经济人”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休止地工作，决非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他呼吁经济人类学要研究价值、制度、角色、集团，甚至非理性的时尚、模仿和声望等与经济增长的关联。[71]
      人类学家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非常关注。他们特别注目沉潜在东亚民间的儒家伦理与经过现代化更新后的以新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基层伦理。日本的小林多加士教授认为，在以东亚华南经济圈为代表的局部地区性整合的背后，存在着广泛影响东亚的儒教文化，但这种儒家文化并非是中国传统儒教的复活，而是在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侨和华人为媒介在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一带广泛传播，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72]
      学者萧新煌在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强调，单方面强调文化或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论都有偏差，但他强调：东亚成功经历中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各种文化因素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坚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73]
      （八）经济学派
      经济哲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自由派经济哲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及其必然产物的自由市场对规定和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由个人在完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其无限的欲望冲动和利润追求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自由市场观念。自由市场是有它的文化墙基和文化诉求的。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符合自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故而许多哲学教授对亚洲经济增长进行另一种哲学思考。儒家经济哲学成为思考的主要对象。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在60年代，大多数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都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然而，到了70年代末期，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飞跃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他们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这样一些价值，恰恰正是在60年代被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74]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和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动态共生性原则的高度来看，儒家伦理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儒家伦理是转化和发展的总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启动和维持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中英教授反对简单地以西方的新教伦理解释东亚的发展，也反对将东亚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引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功本身就需要我们加以解释。[75]
      方克立等认为，在东亚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儒家传统在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和生活中发挥了某种引导和调节的作用，如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和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方面，都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和勇猛精进的品格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谋求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76]汤一介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为儒学，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化的坚实内核，这个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77]
 三、成就与缺陷
 
      人文社会在探索增长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研究难题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的成就如下：
      第一，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缪尔达尔、库兹涅茨、诺斯、森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关注经济增长的文化学、人类学、心、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注目和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自由派经济学在向家推介自由市场理念和自由市场制度之 时，也逐渐关注自由市场的文化基准与文化诉求。
      第二，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梳。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第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正统学派（自由学派）、制度学派、文化学派都开始了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的探索。后两个学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们展开了对各种规范、体制、精神、伦理、态度、思想、动机、欲望、情感、风俗、传统、知识、科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精神或家精神、行为模式等因素的详细探讨。
第四，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还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经济学领域基本上还是奉自由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经典经济学）为正统，而自由经济学基本忽视文化因素。为什么会这样？缪尔达尔分析，“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但在运用到欠发达国家时，却没有考虑它们的情况与西方根本不同，因此自由经济学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78]
      第二，对文化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与计量处理。从系统性来看，对制约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没有整体的认识，对各因素之间缺乏关联分析；从复杂性来看，学者们要么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文化因素，要么把复杂的文化因素化约为单一因素；从历史性来看，经济学家对历史的长时段动态分析和各种文化因素的变迁分析关注不够；从计量处理来看，对各种文化因素的计量处理极其缺乏，这固然与文化因素的复杂多变有关，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足的。
      第三，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有待加强。经济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的社会复杂性和属性直接相关，没有跨学科的研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的。而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展开还刚开始，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还建立不久。另外，经济学有一种数量化的趋势，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经济现象，由此决定了经济学科其实是“文化学科”，而不同于自然学科，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经济学应该也必须是人文学家和哲学家。
  四、进一步的思考
 
      增长，或者说经济，还是发展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这个难题显得尤其突出。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人文社会，尤其是经济学，不能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各种制约发展的各种要素和深层次因素的分析，认真、积极、理性地对待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问题，是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但经济学并非纯工具性或功 利性的学科，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关怀的。
      第一，经济学研究要有大学科视野。经济学研究要拓宽视野和学科领域，不要有森严的学科壁垒和局促的学科视野，经济学科要多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宽厚的人文社会学科底蕴，要有学科的协同和整合能力。经济学的本质是经国济世。上至国家经济战略，下至个人经营理财，经济学无不涉及。在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无孔不入，而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需要学科的协同和整合才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如此。
      第二，其它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理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不是经济学一家的研究范畴，其他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其实，整个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都需要各学科的积极参与。
      第三，深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子。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的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重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我国要加倍警惕的。
      第四，亟需推进经济文化学的建设。经济文化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不仅研究经济法则，也研究经济生活；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关心经济正义；不仅关注发展，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学关注经济为什么发展或不发展，文化在其中的影响如何，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如何，文化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在推进经济变迁中如何联动，以及各国文化对经济发展观念的理解和诠释等。因此，经济文化学采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学、学、学）、甚至数学、心、统计学、数据库等交叉研究的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而言，经济文化学并不认定单一文化因素能够决定经济发展，也不只重视研究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因素，甚至也不局限于研究文化因素，而更重视文化因素与其它非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文化决定论并不是经济文化学的研究导向。但是，一切有关文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可以纳入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视为经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应该包括两大类：“无意识文化”和“自觉文化”。文化是在人与、人与社会（包括国家、个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群）、人与自身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无意识文化”指的是以潜移默化状态存在的文化，这种文化无须人的自觉和反思，就会在下意识里不自觉地体现于行为之中。“无意识文化”大约包含习惯/风俗、风气/时尚/潮流、心理/欲望、伦理/精神/态度、大传统（社会传统或民众传统）/小传统（精英传统或上层传统）等。“自觉文化”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自觉了解而理性地贯彻于行为之中的文化。包含知识/科技/教育、信仰/宗教、思想/意识/观念、国家//制度/规范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其中有交错的、难以分辨的成分。在理性反思缺位的地方，“无意识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深刻，甚至根深蒂固，形成某种思维和行为之茧，需要借助强大的外来文化刺激，乃至轰击，才能突破。而现代性社会则是张扬理性的社会，文化自觉表现为制度自觉，从而发展出能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与规范，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自觉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体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波士顿大学已经在1985年成功地组建了以彼得·伯格教授（Peter L. Berger）为主任的经济文化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主要从事文化（信仰、价值与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是宗教。后来扩大到研究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世界事物的影响，关注的视野日益全球化。2000年又成立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同样以彼得·伯格为主任。2003年经济文化学研究所与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合并为文化、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日益提高。[79]
      我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经济增长之中蕴涵一种“文化执行力”的问题。“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惰性的、阻扰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即所谓“心中贼”，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思想创新，才能漫漫转化。“精神生产的转型应该成为物质生产转型的先导”[80]，经济文化学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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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7] 指Herman Kahn，著有“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8]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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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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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经济增长理论》，第4、5页。
[27]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28] [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前言第5页。
[2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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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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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简惠美译，见《韦伯作品集》（V），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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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美] 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13——614页。
[4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1、2、628、629页。
[42]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张文达、高质慧编：《学者论中国文化》，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9年，第308、309、316页。
[43] [美] W.摩尔：《发展的动机》，载《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选》，第678——686页。
[44] [英]理查德·惠特利：《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公茂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42、260、275页。
[45]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5页。
[46] [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台湾《中国》1984年12月第19卷第6期。
[47] [美]拉尔夫·林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与人格因素》，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21——635页。
[48] [美]R.本迪克斯：《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载《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636——645页。
[49] [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401页。
[50] 《依田憙家著作集》（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332——341页。
[51] [美]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德胜、刘文涛、汪绍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52] 刘宗贤、蔡德贵：《当代东方儒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
[53] 转引[香港]李锦招：《儒家伦理与21世纪管理》，见祝瑞开：《儒学与21世纪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54] 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6——347页。
[55] 余新天：《东亚现代化的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56]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4页。
[57] 王元化、李慎之、杜维明：《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9、20——21页。
[58] 赵吉惠：《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5——325页。
[59] 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0页。
[60] 盛邦和、[日]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61] 吴建华：《东亚现代化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37——238页。
[62] 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640页。
[63] 刘力臻：《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0——242页。
[64] 贺圣达：《风暴后东南亚儒家伦理的再探讨》，载《儒学与21世纪中国》，第209页。
[65] 李锦招：《儒家伦理与21世纪企业管理》，载《儒学与21世纪中国》，第186——187页。
[66] [美]A.巴洛齐齐：《发展的社会心分析》，载《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711页。
[67] J.H. Kunkel. Society and Economic Growth：A Behaviour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Value and Behavi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转引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354页。
[68] D.C. McClell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urkey and Irag；The Achieving Society.转引《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第351页。
[69] [美]亚历克斯·英格尔斯：《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载[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505页。
[70] [美] E.哈根：《人格与经济增长》，载《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662——677页。
[71] 参考 Robert F. Murphy.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An Overture. Prentice-Hall，Inc.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86.
[72] [日]小林多加士：《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李文译，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73] 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尹保云译，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07、414、415页。
[74] 《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25、26页。
[75] [美]成中英：《整体性与共生性：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载郑家栋主编、[美]成中英著：《合外内之道——儒家论》（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156页。
[76] 方克立、郑家栋：《杜维明新儒学思想述评》，《东岳论坛》1992年第1期。
[77] 汤一介：《略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理论月刊》，1987年第1期。
[78]《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9页。
[79] http://www.bu.edu/cura/about/introduction.html
[80] 姜义华：《在文明转型和民族复兴中发现和创造——中国社会科学百年视域与语境》，该文为姜义华教授在2005年11月1日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