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和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如果将贪污腐败看作是一种对财富分配制度的扭曲，那么新古典学将不适宜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而古典经济学却为此提供了非常完善的分析工具；本文扼要回顾了李嘉图的财富分配模型——谷物模型，并将该模型运用于分析腐败问题，认为地主的“收租”行为和贪官污吏的“设租”行为一样会侵蚀利润剩余，对经济增长不利。

    关键词：腐败   谷物模型   设租行为  寻租行为

    在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介绍了一个以在世界范围内打击腐败行为为己任的非官方组织——透明国际组织TI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该组织刚刚公布了一个 “腐败观察指数”，该指数将102个国家的家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按照一定的标准顺序排列起来，得到的结果很有意义。根据TI的分类，以最廉洁的国家为10分，得分在5分以上，即中等廉洁程度以上的国家不到30个，绝大部分国家的得分低于5分，其中一些腐败最为猖獗的国家是一些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等均低于2分。该资料还显示，在一些民主受到威胁，腐败日渐严重的国家，经济也正在走下坡路，包括很多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等，所有这些国家的得分都在3分以下。最廉洁的国家往往是一些较为发达且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比如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香港的廉洁程度也很高，排在美国之前，仅次于英国，排名第14位，得分超过8分。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廉洁程度比较高，而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则特别严重呢？腐败行为和经济增长之间这种联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近年来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专门化，正在演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在本文中我们将从阐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的局限性开始，借用一个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分配模型来解析腐败行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新古典经济学不适宜于腐败问题的分析
    什么是腐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给腐败下了一个定义，并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他认为：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作者认为，腐败行为既然是权力和财富的违规交易，那么这种交易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将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扭曲，所以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分析应以财富的不正常分配为切入点。
    就目前的来看，大部分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都是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背景的新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内做出的,但是，如果将腐败行为理解为一种社会财富的不正常分配，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将不适合于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独立的分配理论，其分配问题实际上隐含于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之中，即所有生产要素（生产函数中的各个自变量），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家才能都按照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生产函数关于各个自变量的偏导数）。但是，我们看到，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官僚”这么一种生产要素，所以它无法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对腐败行为进行分析。当然，也可以将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稍加扩展，将官僚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我想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同意这么做，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们对政府具有强烈的敌对情绪，绝不会甘愿将官僚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来对待。
    但是，古典经济学就不一样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以财富分配为中心议题的。李嘉图曾明确指出，“经济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到收入分配之。为实现这一目的，李嘉图沿袭了法国思想家魁奈在著名的“经济表”中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财富分配模型。
    下文中，我们首先简单介绍李嘉图的模型，然后再引申一下，使之应用于腐败问题的分析。我们将试图说明地主的“收租”行为和贪官污吏的“设租”行为的同一性，最终阐明腐败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危害。
    二、谷物模型
    在原始的李嘉图模型中一共有三群人：地主、农场主和工人，其中农场主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农场主从地主那里租用土地并支付地租，同时又雇佣工人来耕种土地并支付工资。在模型中，整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谷子，所需的投入物也是谷子（即作为种子的谷子），地主的地租、工人的工资以及农场主获得的利润都以谷子支付。所以这是一个单一产品模型，也叫做谷物模型。
    李嘉图采用的分析工具是“边际原理”和“剩余原理”（这两种分析工具后来分别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他用边际原理来解释地租，而用剩余原理来完成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体如下图：

 
    OY表示谷子数量(边际产品或平均产品)，OX表示农场主雇佣的工人数量。P-Ap指在给定技术条件和环境下的平均劳动产品，曲线P-Mp指边际劳动产品。谷子总产出数量由劳动力数量唯一确定，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劳动力OM，总产出为CDMO，这时土地的租金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之差CDAB，其大小决定于曲线P-Ap和曲线P-Mp的弹性。这就是李嘉图的边际原理。
    扣除地租之后的产量并不都是工资，而是工资和利润之和。为了说明工人和农场主之间的分配关系，李嘉图引入了“生存工资”的概念，认为工人在收入分配的博奕中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即无论何时工人们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生存工资完全独立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图以OW表示。生存工资概念意味着李嘉图暗含了下述假定：在给定的劳动力价格（即生存工资）下，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
    生存工资最初是基于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原理提出来的，马氏认为人有一种不断繁衍的生理需要，如果工人的工资高于生存工资，他们就会不断生育，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最终又使工资回到生存工资水平。后来马克思改进了这一概念，以存在大量的工人后备军这一事实来说明生存工资，并在其中加入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社会关系的内容，从而避开了马尔萨斯赤裸裸的自然规律和生理需求的表述。
    这样，利润率便是一种剩余，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之差，如上图，对于任意给定的劳动力数量M来说，总利润量为BAKW。
    三、租金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
    李嘉图曾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证券交易商，后来运用积蓄购买了大量土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却一直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的笔下，农场主都是雄心勃勃、勤勤恳恳的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扩张自己的事业，所以总是将所得利润尽数用于扩大投资（即购买种子和增雇工人），因而利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地主却是一群坐享其成、生活奢靡、不思进取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将所有的不劳而获所得都用于消费，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酝酿、滋生了各种低级趣味的生活方式。
    根据上一节的模型，李嘉图的分析如下：刚开始时（雇佣制度初期），工人数量只有M1，土地的稀缺程度很低，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这时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很高，几近于平均生产率，因而地租很低（地租总量仅C’D’A’B’），农场主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率(利润总量为B’A’K’W)，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新增投资。这时的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土地被租用、大量的工人被雇佣，整个社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肥沃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一段时间后，随着雇佣工人的增加（假设增加到M），人们不得不开始耕种较为贫瘠的土地，这样肥沃土地的级差利益就显现出来了，农场主之间对肥沃土地的竞争行为将会抬高地租（地租总量增加到CDAB），最终地租将把肥沃土地的所有级差利益全部蚕食。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却在不断地下降，而工资处于最低水平，无法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必定会下降，其结果是，投资也将随之下降，经济增长停滞。这样，李嘉图便证明了一个重要命题：地租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
    在社会中，工人和企业家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加强，但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却已经很难识别了，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已经不太明显，但是作者认为李嘉图的模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我们只需将其中的主角稍加调整，这个古老的收入分配模型便会重新焕发光彩。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地主阶级有相同特点的，并且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能称之为阶级的群体。这时，我们第一个应该想到便是各级政府的官员，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具有地主的特征，因为有效率的政府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提供了大量有利于生产的服务，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但是潜藏于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就不一样了，没有任何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他们的行为相对应，他们不劳而获、生活糜烂，是腐化和堕落的温床，严重地危害着社会道德和人性尊严，和李嘉图笔下地主的形象如出一辙。
    所以，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中的地主换成贪官污吏，而使农场主和企业家相对应。地主之所以能收取租金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土地的供给量又是有限的，即土地的租金来源于土地的稀缺性。那么贪官们手中掌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诸如审批权、管理权等等纳税人赋予他们的权力，贪官们将把这种权利转化为“设租”的特权。所谓设租就是官僚们根据手中握有的权力，对企业行为设置各种障碍，或搞一些不法的“许可证”和“通行证”之类的东西，从而限制进入某些行业的企业的数量，人为地造成稀缺状况。一般情况下，这些“许可证”和“通行证”都是隐性的，当然也不排除显性化的可能，比如在安哥拉和孟加拉国等一些贪污腐败已经制度化的社会。
    租金因要素稀缺而产生，只是土地的稀缺是自然形成的，而“许可证”等的稀缺则是人为的。贪官们通过这种人为的设阻行为，以“许可证”与企业家手中的财富相交换的行为就是本文开头所定义的腐败行为。拿到许可证和没有拿到许可证的企业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许可证所代表的级差利益将会导致企业家为获得许可证的竞争行为（即经济学教了书中的“寻租行为”）。寻租的结果是许可证的租金不断上涨，企业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寻租，这样，在官僚们的私囊日益鼓胀的同时，企业的利润也将日益减少，最终他们只得降低投资水平，经济将会走向衰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地主的“收租”行为和贪官的“设租”行为，以及农场主对肥沃土地的竞争行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结果都将使租金增加，利润剩余减少，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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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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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具有地主的特征，因为有效率的政府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提供了大量有利于生产的服务，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但是潜藏于政府中的贪官污吏就不一样了，没有任何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他们的行为相对应，他们不劳而获、生活糜烂，是腐化和堕落的温床，严重地危害着社会道德和人性尊严，和李嘉图笔下地主的形象如出一辙。
所以，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中的地主换成贪官污吏，而使农场主和家相对应。地主之所以能收取租金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土地的供给量又是有限的，即土地的租金来源于土地的稀缺性。那么贪官们手中掌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诸如审批权、管理权等等纳税人赋予他们的权力，贪官们将把这种权利转化为“设租”的特权。所谓设租就是官僚们根据手中握有的权力，对企业行为设置各种障碍，或搞一些不法的“许可证”和“通行证”之类的东西，从而限制进入某些行业的企业的数量，人为地造成稀缺状况。一般情况下，这些“许可证”和“通行证”都是隐性的，当然也不排除显性化的可能，比如在安哥拉和孟加拉国等一些贪污腐败已经制度化的社会。
  租金因要素稀缺而产生，只是土地的稀缺是形成的，而“许可证”等的稀缺则是人为的。贪官们通过这种人为的设阻行为，以“许可证”与企业家手中的财富相交换的行为就是本文开头所定义的腐败行为。拿到许可证和没有拿到许可证的企业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许可证所代表的级差利益将会导致企业家为获得许可证的竞争行为（即经济学教了书中的“寻租行为”）。寻租的结果是许可证的租金不断上涨，企业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寻租，这样，在官僚们的私囊日益鼓胀的同时，企业的利润也将日益减少，最终他们只得降低投资水平，经济将会走向衰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地主的“收租”行为和贪官的“设租”行为，以及农场主对肥沃土地的竞争行为和企业的寻租行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结果都将使租金增加，利润剩余减少，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