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生产布局研究之二

   内容提要：

近代最大的钢铁厂为何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决策者张之洞当时的说法（主要着眼于督察管理）一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本文认为，张氏的说法受特定环境的影响，并未透露其主要动机。张之洞放弃在大冶设厂之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同李鸿章、盛宣怀矛盾激化的结果。后又受武汉地区社会文化环境与地理条件的制约，遂将铁厂设于汉阳大别山下。汉阳铁厂之布局，是当时特定的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

主题词：汉阳铁厂 厂址定位 张之洞


一 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

拙文业已阐明：张之洞在粤原定炼铁机炉之所以移设湖北，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譞所主持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海署），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置以及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1] 接下来，钢铁厂放弃了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这一中观、微观层面的决策，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出的。汉阳铁厂的选址历来引起人们的争议，褒之者或贬之者多致力于争辩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至于张氏这一选择的原因，却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他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

铁厂宜设武昌省城外。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稍不合用，何从销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安得许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翻译、绘、算各生亦不敷用。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白（指洋矿师白乃富，引者注）议为是。[2]①

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出以上范围。[3]②
著名学者全汉昇先生对铁厂定址于汉阳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为节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三、四、五、七）完全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换句话说，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距离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4] 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定。他认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5]

显而易见，两位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以张氏上述说法作为解释铁厂定位的依据。

诚然，上引张之洞电文，包括稍后不久张氏本人的有关，系决策者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其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作为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产物，该电文是否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张之洞决策时的真实想法？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张氏是否还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隐衷？

对此，我们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 一条关键史料之辨析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郑重承诺将粤省原定机炉移鄂兴办。对于铁厂厂址问题，他表示：“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湘煤湘铁尚合算，即设武昌省城外江边。”[6] 表明起初张氏对此并无定见。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张氏才最终决定厂设汉阳。这一期间张氏意见不断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光绪十五年底至光绪十六年四月初止，张氏由初无定见到计划“运煤就铁”，在大冶设厂。[7]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至五月底，张氏决定放弃大冶，另在武昌省城附近择地设厂。此间张氏主要在武昌省城附近塘角地方、省城外东南汤生湖边金鸡垸等地斟酌、徘徊，终于被迫放弃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的打算。

五月底至七月份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氏将目光由武昌转向汉阳，并最终定计设厂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

很明显，其间张之洞的态度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四月八日放弃大冶，转向武昌；二是五月底由武昌转向汉阳。尤以第一次转变最为关键。上引四月八日张之洞电文，即为张氏决定放弃大冶时对盛宣怀所作的解释。我们不妨将之纳入张氏决策的全过程当中，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自然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其一，大冶黄石港一带是否确无适宜之地？

张电中第一条理由即为“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后来张之洞又举光绪初年盛宣怀与博师敦（一作郭师敦）之勘矿报告，以及当时徐建寅（字仲虎，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之子）等的测绘情况，进一步加以说明。[8] 从表面上看，似乎张氏的决定充分尊重了专家们的意见，是受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不得不然的结果。其实不然。首先，张氏所提到的《郭师敦勘矿报告》,今尚可见，该报告中说：

寻觅安置熔炉之地，沿江一带类皆低洼，惟黄石港东首半英里外基地一方为合式。该处土下原系坚石，正可就其培筑安炉。地近江滨，而基址颇高，较诸左近各处高下相去约有数尺，虽江水涨时亦不致有浸淹厂所之虞。再，灰石矿山在该处东首一英里，以供化铁尤为近便。而装运应用机器及煤角力矿石，无不皆便。[9]

我们从中似难得出该处并无善地的结论。至于徐建寅当时的测绘结果，今已找不到第一手材料予以说明，但我们可以从光绪十六年八日二十日徐氏给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看出其大致情形。信中说：“如煤、铁、灰石均聚一隅，自应在黄石港设炉，而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以在距省相近者为合用，现已决计在汉阳矣。”[10]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之洞设厂汉阳的强烈不满，我们很难相信，“大冶江边无适宜之地”会是这位中国专家测绘出来的结论。

实际上，后来铁厂商办之后，郑观应（一作郑官应）及其所雇洋矿师马克斯等即在大冶附近觅得适宜厂地多处。[11] 而且后来汉冶萍公司也确曾在大冶选定新厂址，添设大型铁炉，冶炼生铁。[12] 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张氏此说并非实情。

此外，还应指出，张氏在三月份曾多次声称，铁厂拟“运煤就铁”，在大冶附近设厂。而适宜的厂地是铁厂设立之先决条件，倘若大冶附近果真无一善地，则张氏本人三月份之主张岂非儿戏？可见，张氏这一说法不过是有意搪塞之辞。

其二，就运费而言，厂设大冶或武汉地区，二者究竟孰省孰费？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笔者在此暂不作深究，仅需指出一点，即张氏本人对于厂设武汉会比设在大冶造成运费更钜，实有清醒的认识。上引电文中张氏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类似的说法，张氏稍后的文件中亦多次出现。[13] 很显然，节省运费并非张氏决策时之主要动机。张电文中第二条理由从运费着眼，其实不过强作辩解而已。

其三，厂设武汉，是否真是为了便于督察管理？

正如全汉昇先生所说的那样，张电中第三、四、五、七条理由均从管理方面着眼。张氏对晚清社会吏冶腐败、员司作弊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且武汉乃张氏督署所在之地，督察管理自较大冶为便。因此，这些理由颇能引起后人“了解之同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张之洞这一解释与他本人三月十七日致李鸿章电文中的说法前后矛盾。当时他已明确表示：“故鄂事以运煤就铁为宜。从前博师敦勘议，亦拟运荆煤就冶铁也；且距省城近，经理较便。”[14] 而相隔不到一月，他却罗列了一大堆在大冶设厂管理不便的理由！以张之洞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他对当时官场之腐败早有认识，决不至于等到筹办铁厂过程中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并因之改变自己的主张。姑且不论厂设武汉是否真能有效地抑制腐败，此说殊不足以令人信服。张氏决策的变化，显然另有原因。

其四，设厂武汉，是否是由于当时人才匮乏而造成的？

张电所列第六条理由即从人才角度着眼，认为当时湖北并设三厂，人才缺乏，必须三厂并设一处，方可通融协济，且可共用煤厂等公用设施。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一见解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三厂集中布局，确有其合理性。后来张氏的确将铁厂、枪炮厂和织布局一并设在武汉。这一理由似非虚言，但若说张之洞竟会因此而改变主意，放弃大冶，则不免言之太过。人才匮乏，是当时洋务派人士竞相谈论的话题，张氏自不例外。早在光绪十六年闰二月间，张之洞就已经“筹建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下”，“筹建织布局于武昌城外”，[15] 初步将枪炮厂、织布厂厂址确定了下来。而在三月份，张之洞却计划将铁厂设于大冶。可见，人才匮乏问题对张之洞决策的影响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并不能将之作为张氏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

显然，张之洞这一电文，不过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一篇“官样文章”，殊不足以说明之真相。张氏之决策，实有某种不可言说之内心隐曲。

然则，导致张之洞突然放弃大冶，并将铁厂改设武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再看一看时人曾经有过的另外两种不同的看法或揣测。

一种看法将之归于洋矿师白乃富的影响。譬如上文所引徐建寅的信中，即将张之洞在汉阳设厂，看作是“香帅偏信白乃富之邪说”的结果。盛宣怀之侄盛春颐，当时在张之洞手下办事，他也曾写信告诉盛宣怀：“白乃富拟在武汉设厂炼铁，帅意颇以为然。”[16] 张之洞本人也曾多次声明，在武汉设厂系根据洋矿师白乃富的意见。[17]②平心而论，武昌、汉阳地近汉口租界，城市繁荣，洋人生活较便利，安全也较有保障。大冶一带风气未开，士绅及民众大多保守排外。据陪同者的记载，白乃富在大冶、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等地勘矿就曾险些被当地民众砖抛头上。[18]③白氏主张在武汉设厂，当属可信。张之洞后来也补充说明，如果厂设大冶，“洋匠亦不能深入”。[19]④作为当时湖北引进的少数几名外籍专家之一，白氏的意见自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我们对他的作用似不宜过于夸大。毕竟，在厂址问题上，洋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上文所引郭师敦报告即主张在大冶附近设厂。张之洞本人对此实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另外，从时间上看，白乃富的意见在三月二十一日以前即已达于张氏，张之洞虽对之“颇以为然”（上引盛春颐语），但其二十九日，三十日所发电报中仍持在大冶设厂的主张，直到四月份才改变主意。可见张氏之决策，必定另有原因。

另有一种推测是由盛宣怀门人，当时正在湖北从事勘测路、矿及铁政局文案工作的钟天纬作出的。光绪十六年五月，钟氏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提到了铁厂总办蔡锡勇对铁厂设在武汉的解释，其内容自与上录张氏电文一致。不过，钟氏认为，蔡的说法“尚有一层未言之隐”。他指出：“盖香帅用人，不过亲信数人，铁政局必委蔡观察主政，若一离省垣，则幕府与炼铁势不能兼顾。如徐仲虎（即徐建寅，引者注）观察虽有办矿之才，固未许独当一面也。”[20] 十月，钟天纬在信中说得更加透彻，他说：“香帅必欲在近省设炼铁厂者，名为会同司道目击用款，以绝浮言，其实欲责成蔡毅若观察（即蔡锡勇，引者注）办理。蔡公又兼洋务幕府不可远离。”[21]

这里钟天纬通过切身体察，揭示了张之洞的解释实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张氏实有其难言之隐，即欲任用蔡锡勇兼管铁厂及幕府文案，这与后来的事实正相符合。[22] 钟氏这一揣测，已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历史之真实。不过，钟天纬究系盛氏门徒，在湖北被张之洞投闲置散，[23] 心中极为不满，且其人地位不高，眼界亦受局限，遂将张之洞放弃大冶，在汉设厂归因于张氏用人过偏。此不免失之简单，我们尚须结合当时社会政治背景进一步予以探讨。
三 定址汉阳之过程及其原因

其实，张之洞之所以放弃大冶而决定将铁厂设在武汉，固然与武汉地区地理条件、洋专家的意见以及当时的人才匮乏问题等诸多因素有关，但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他与李鸿章、盛宣怀等矛盾激化，彼此间疑忌加深，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前文业已提到李鸿章、盛宣怀等觊觎铁厂的企图，及其与张之洞之间的矛盾分歧。并且指出，双方围绕铁厂控制权的争夺，将深刻地影响钢铁厂下一步的厂址定位及其经营管理方式。事实亦然，就在张氏筹建铁厂期间，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首先，在勘矿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加剧。早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盛宣怀所上《筹拟铁矿情形禀》中，即已流露出勘采江苏徐州利国铁矿、煤矿的意图。张之洞当时则表示“管见总以煤铁距鄂较近者为宜”。双方分歧已露端倪。光绪十五年底直至十六年一、二月间，这种分歧愈趋明显。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札委知府札勒哈哩等查勘大冶等处煤矿，他指示：“如大冶附近无煤，即溯江上驶，直抵宜昌以上至归州、巴东一带川省交界止。”[24] 同日，张氏致电盛宣怀，表示“现派员赴冶，溯江勘访”，他认为“利国矿诚佳，但远鄂，且运河多涸，”不拟派人勘探。[25] 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盛宣怀急忙致电张之洞；“乞嘱蔡道催白乃富赴下游勘寻煤矿。闻英、德矿师已到，可否令复勘冶、利两矿，早为定议。”[26] 十四日，盛氏再次致电张氏称：“白乃富电：‘大冶一带如无好煤，池州、铜陵一带必有好煤。’……乞饬白乃富勘完武、冶、兴、济，即赴大通查勘。”[27] 十五日，张之洞回电声称：“大冶附近如无煤，兴山、巴东必有，地在上游，较池州便，池煤开采有年，闻多而不佳，似可从缓。”[28] 显而易见，盛氏不欲放弃勘采利国矿的计划，力图将勘采煤铁之事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使之溢出张之洞权力范围之外。与之相反，张之洞不愿勘采利国及其它下游地区矿产，而竭力将勘查范围限制在两湖地区。用张氏后来的话讲，即为“以楚煤炼楚铁，取材总不出两湖”。[29] 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抢在李鸿章到京议事之前致电海署，寻求中枢的支持。张电云：

现拟定计炼楚铁。前盛道在沪拟有开徐州利国矿一禀，管见拟从缓议，缘原议系借官本招商股，事多周折，与洞办法不同，且与现在情形不合。至所拟有另奏派督办大员一层，尤可不必。[30]

张氏此电即是对上年十一月盛氏《筹拟铁矿情形禀》的否定。闰二月初二日，海署回电批示：“覆勘冶铁、湘煤既佳且多，应照所拟举办，盛道管见，应毋庸议。”[31] 在此关键性问题上，海署明确地站在了张之洞的一边。此亦可见清廷中枢对张氏倚畀之隆，扶植之力。盛宣怀当时是李鸿章之亲信，海署、醇邸不欲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扶张抑李，以分李之权。[32] 盛宣怀觊觎铁厂之企图，因之受挫。

不过，张之洞成功的喜悦很快就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冲得无影无踪。三月三日，张之洞接到海署通知，芦汉铁路的修筑遭到搁置。清廷决定“移缓就急”，先办关东铁路。海署来电中表示：“惟芦汉之路可徐办而炉座炼铁不容中辍，若二百万鄂、东分用，固两不济事；设专归东，鄂之采炼无款，将若之何？”[33]②清廷这一决定，固与当时中俄关系恶化有关，但李鸿章无疑是其有力推动者和受益者。[34]③汉阳铁厂的前途，因之笼上了一层阴影。三月四日，张之洞急忙致电李鸿章，询问：“尊处所办营珲路拟用何铁？是否即用鄂铁抑兼用他铁或另开铁矿？”[35]④显然，张氏正为铁厂产品的销路而忧心忡忡。三月五日，李氏的回答却冰冷无情：“东路须急办，应购西洋钢轨，每年造二百里路。”[36]⑤实际上，至甲午战争前，关东铁路仅修至山海关而已。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张之洞一面加紧筹备铁厂建设，力争早日炼铁出轨，一面积极与海署、李鸿章往返电商，尽可能阻止李氏订购外国钢轨而选用鄂省产品。铁厂厂址的择定，正在此时。三月十日，张之洞即向李鸿章表示铁厂打算在铁矿附近开设。十五日，李鸿章来电提出异议，认为“炉厂似宜择煤矿近处安设。”[37]⑥十七日，张之洞再次致电李鸿章，从矿产分布、运输及管理等方面向李氏解释了鄂事“运煤就铁”的缘由，并引从前博师敦的勘矿意见作为依据。[38]⑦十八日，李氏复电，虽仍有所保留，但已大体同意了张的意见。[39]⑧

不过，张之洞的意见并未因李鸿章的同意而确定下来。三月二十一日，盛春颐在给盛宣怀的信中透露：“白乃富拟在武汉设厂炼铁，帅意颇以为然。”[40] 似乎张之洞在三月下旬已经有所动摇。但从现存的张氏在三月廿九日，三十日发出的几封电报来看，他仍未放弃在大冶设厂的打算。

三月三十日，张之洞分别致电海署和李鸿章，表示：“大冶铁厂若此时即速开办，一年后即可制出钢轨，……似可不必多定洋轨，反致自造之轨置之无用。”[41]②遗憾的是，四月三日李鸿章回电故意延宕，拒不对东路采用鄂轨事表态。李氏电中虽表示，“俟铁厂成轨，取样比较，如果合用，即价略昂，必当自用自物”，但他却称：“向来订购章程，须令各国铁厂将货价呈送，定期开封，择货精价廉者购办，未便预为限制。”李氏坚持，东路是否使用鄂轨，“似应届时商办”。[42]③这就意味着将来鄂省铁厂产品销售，不得不受到李鸿章的摆布。此举引起张之洞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四月十日，张氏在致李鸿章的电文中即有“大略公为铁局总裁，洞不过为铁局提调而已”之语，此即对李氏攘权行径之冷嘲热讽。[43]④

四月七日，盛宣怀给张之洞连发五电（有一已佚），在第一封电报中，盛宣怀称大冶铁矿极佳，荆、当及湘煤合用，“是天以资大人开非常之功”，并有“宣怀不获随侍供驱策，徒抱苦心十五年，空赔公款十五万”等语，流露出其督办铁厂之强烈愿望。盛氏显然已察觉张之洞有放弃大冶而在武汉设厂之意，故在第二电中力争铁厂应设在大冶。第五电中，盛宣怀竟公然为其侄盛春颐谋求大冶县令一职。[44]⑤盛氏觊觎铁厂之意，可谓昭然若揭。顺便说一句，盛氏这几封电报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讳，显然与芦汉铁路修筑遭搁置后，张之洞所面临的处境之窘迫有关。

芦汉铁路的修筑既已遭到搁置，李鸿章对东路采用鄂轨之事又拒不表态，而盛宣怀复趁机向大冶一带渗透个人势力。这一连串的事件，自必引起张之洞对李鸿章、盛宣怀诸人的疑忌和防范。盛宣怀在四月七日给张氏的第二电中，有两句似乎多余的话：“宣凡有所见，必直陈宪台，事后必知宣心无他，宣言皆实。”我们从中即可窥见张之洞对盛氏疑忌之深。[45]⑥在当时条件下，盛宣怀厂设大冶的意见在上固然更为合理，其实，我们从三月份张之洞的意见中亦可看出，张之洞本人对此实有清醒的认识。或者说，设厂大冶，亦是张氏初衷之所在。然而，严酷的现实迫使张之洞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四月八日，张之洞正式宣布放弃大冶，决定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正是这一政治斗争形势下的产物。很明显，厂设武汉，张之洞方可通过自己的亲信蔡锡勇等将铁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李鸿章盛宣怀诸人觊觎铁厂之企图方可不杜而自绝。

张之洞将铁厂改设在武汉，此举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事后各方的反应看出来。七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将在汉阳大别山设厂的方案正式请示海署。[46]①二十九日，海署来电批示：“所择汉阳大别山下既于建厂为宜，应即举办，希由贵督自行奏明是要。”[47]②表明清廷中枢对张之洞的支持一如既往。盛宣怀则对此颇为敏感，多次向人打探消息。[48]③十月十二日，盛氏接到门生钟天纬的来信，得知：“香帅必欲在近省设炼铁厂者，……其实欲责成蔡毅若观办理。蔡公又兼洋务、幕府，不可远离。”[49]④十月十六日，盛氏通过李鸿章致电张之洞，力劝张氏仍在大冶江边设厂。[50]⑤十一月，醇亲王奕譞病故。十一月十六日，盛宣怀又致函庆王奕劻，请其设法挽回。[51]⑥由于张之洞坚持己见，毫不动摇。[52]⑦而且，清廷中枢对张之洞的扶植，并未因醇亲王奕譞之死而改变。盛宣怀的图谋终未实现。

尚有一点需要说明：为什么在张之洞、盛宣怀及其并世诸人留下来的中，我们很难见到将汉阳铁厂定位与双方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直接的材料？笔者认为，此固与这一事情本身极为隐秘，外人难以尽窥其底蕴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张之洞与李鸿章、盛宣怀等的关系相当微妙，既有明争暗斗的一面，又有相互利用与合作的一面，双方均不愿揭破那层薄纸。而且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盛氏又投靠张之洞，任汉阳铁厂总理，彼此更不愿触及这一不愉快的往事。[53] 不过，在张氏晚年所撰《抱冰堂弟子记》中，他指出：

中国初设铁厂时，言者多请开徐州利国矿，以徐州运道不便，且铁路南北皆自汉口发端，铁厂必近于武汉方合，乃主开大冶之铁矿以供用，设炼铁厂于汉阳。[54]①

张氏此文系事后追忆，难免存在一些不尽符合史实之处，前文已对此作过说明。但同张氏此前关于铁厂兴办与厂址定位的其它说法相比，此处去掉了其过去一再声称的所谓“便于督察管理”，“杜绝浮言”等搪塞之辞，却比较含蓄地点出了他本人当时同李鸿章、盛宣怀等的矛盾。此中所谓“言者”，自是指盛宣怀其人。这或许是张之洞有意为后人索解这一难题而留下的一条线索吧！

张之洞既已决定放弃大冶，便开始积极在武汉地区寻觅适宜的厂址。但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张氏首先考虑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当时曾重点勘过两处地方：一为武胜门外的塘角地方，该地靠近长江，转运甚便，可惜“地势甚低，年年江水淹灌”，只得作罢。[55]③二为省城东南二十里汤生湖边之金鸡垸，该地“高燥宽广”，便于将来扩充，亦与长江一水可通。不料当进一步勘测地形，疏浚河道之时，竟因拆毁当地一座桥梁――额公桥而滋生事端。湖北当时风气未开，一般民众本来就不以兴办铁厂为然，武昌城内一些保守的官僚、士绅们亦趁机推波助澜。事不得已，张氏亦只好放弃该地。[56]④张之洞还曾采纳钟天纬的意见，派他前往青山一带勘地，结果发现该处“实无地基”，只得作罢。[57]⑤

武昌一带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均对铁厂设置不利。张之洞终于意识到，“铁厂除汉阳外必无善地”，[58]⑥并把目光转向汉阳，最后将铁厂选在了汉阳大别山下。该地“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汉，西（应为东，原文误）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来往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汉亦须增堤数尺耳。”[59]⑦厂址定在汉阳虽非十全十美，但这无疑是张氏在武汉地区所能觅得的较佳处所。（参阅图1，汉阳铁厂厂址示意图）

人物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下创造着历史。长期以来，张之洞作为铁厂的主要创办者，一直受到人们过多地褒扬或者贬损。殊不知，张氏的行为实深受当时历史地理环境的制约。纵观汉阳铁厂从最初定议兴办于湖北到最终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这一从宏观到微观的决策过程，我们与其说是张之洞本人的抉择，毋宁说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社会文化氛围、经济技术条件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煤、铁资源，汉阳大别山下相对有利的地形、地貌条件，武昌城内士绅、民众对近代大的排拒，晚清交通运输以水运为主，大型工厂不得不靠近大江大河布局等一系列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均对铁厂最终布局于汉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相比较而言,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则显得更为突出。

同西方一些“内发原生型”的化国家不同，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通过旧的政权自上而下地推行的。这就使得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传统政治的烙印。从汉阳铁厂的宏观布局来看，清政府决定将粤省原定炼铁机炉移到经济文化均相对落后的湖北地区来兴办，即与清廷亟欲扶植张之洞这一新兴政治势力，抑制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这一政治图谋密切相关。而张之洞之所以最终放弃在大冶铁矿附近设厂的计划，其主要原因则是他同李鸿章、盛宣怀诸人为争夺铁厂控制权，明争暗斗的结果。作为旧的社会历史土壤中萌生出来一颗新的胚芽，湖北钢铁工业一开始就不得不屈就于传统政治下的安排，被迫放弃了大冶这一在经济上更为有利的区位。是为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之“先天不足”的一个生动而有力的例证。至于这一厂址定位对汉阳铁厂今后生产经营发生了何种影响，汉阳铁厂（汉阳萍公司）在以后的中又将如何根据后天的环境进行调整，笔者将另拟专文予以探讨。[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