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摘要]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道德性实践之实学”， 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关键词] 经济思想；中日比较；实学；石门心学；颜李学派；经济伦理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新探索阶段。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都还是以西方为主，大抵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和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无论21世纪是否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当“文化热”渐趋寥寂加之“亚洲风暴”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①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作为再一个案，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历史背景, 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原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无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更为广博，其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①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完善。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这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等人的拓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较深的影响。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②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即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5—1682)和王夫之(1619—1692) ，北方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5）、王源（1648—1710）。清初实学的共性即力倡求实黜虚之实学，主张经世济民“崇实”“致用”。学人周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高度评价清初实学，认为顾、黄、王、颜诸学皆是“对于宋明之一大反动”，赞扬其“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实际上，国际学界早有中国“文艺复兴”宋代说，李约瑟（J.Needham）说过，“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称宋代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命”，或称中国的“文化高峰”，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宋代近世说”。我国学者也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的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确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划时代变迁，而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那时。笔者基于20多年来的学习探索并先后向明清研究者讨教交流，认为中国历史上11世纪与17世纪无疑都是重要的转型时期，但就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而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拓扬。当然，17世纪的中国已有较大的时代变化，特别是西学传入对于中国学术体系的影响非此前可比，但总的说来若干重大的变迁肇端于宋代，研究明清当上溯唐宋方能较为全面客观。例如，一般认为“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研究。笔者曾论证中国较有系统的“实学”并非起自明清而是宋代，至明清而光大；宋代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而经济思想应是“实学”的重要内容。①

清初实学发展了宋明以来的经济思想，在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并对此后的思想家特别是维新士人产生影响，值得认真研究。此外，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都不主张坐而论道，都很重视普及民间，以求践履“学以致用”，在两国的学术史、教育史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三宅石庵等开设的怀德堂和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开设的明伦舍等，开展专门性的町人及其思想家的培养。私塾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就是私塾的发展，例如大名鼎鼎的庆应义墅。在接受“兰学”等并经历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伴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整合凝聚。文化的町人化、庶民化特征明显，而且兰学、国学、古学、朱子学、阳明学并存，经济思想也呈现一定的学理谱系，迄今的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

然而，由于中日社会结构、制度基础、思想文化、民族特性诸方面的差异，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这不仅影响了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而且积淀而为直至今天两国国民不同的思维习惯与经济观念。本研究是在前述科研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基本史料及前人相关研究进行尽可能地搜集梳理，对思想家提出的概念范畴，进行语义解释和学理分析，重点考察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型的商品经济与职业伦理思想，研究经济思想与普及性教育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深入到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学术渊源背景，以求对两国重要学派的商品经济思想作出较为全面的阐释，并揭示中日两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之异同及其深远影响。

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但基础是经济，即从传统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辐射若干学科领域，题目或称谓也多种多样，如“某某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还是可以推敲的。笔者以为还是以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认识近代化的基础较为贴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成为专业经典，也启发后人的科研思维。本文以商品经济思想作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关键来进行比较研究，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笔者长期的学术思考——商品经济思想不仅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转型进程的枢机。主要依据是——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活动的增强，打破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 法制观念的变迁，终至政治制度的创新，以鼎革专制体制的统治基础。

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行业的规范与职业的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六，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类型，其“看不见的手”需要健全的法制制约和普适的伦理约束，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相辅相成，故而在经济思想中往往表现为两者的密不可分。

或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内容，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及其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行业及其从业者，这些在传统时代与步入近代是有很大差异的，成为经济思想尤其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经济观念的重要标识。

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之密不可分，不仅表现为转型时期前后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的选题与立论的学理佐证。笔者曾就中西方经济学术的发展以及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①一般认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3月9日出版《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实，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含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临终前还出了第六版。博学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专著即此两书，而两书的关系历来亦为研究者所注重，包括名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约翰·雷（John Rae）和熊彼特（J.A.Schumpeter）等。熊彼特在名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的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及政策学（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构成，而斯密的两部书“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难怪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经济学说史上的“斯密问题”实质也是针对斯密上述两书看似矛盾的论点的，无论结论如何，斯密的经济学有其伦理学根源是可以肯定的。或许现今人们可以将“经济学”解析成数理模型与公式系数，这大概与“边际革命”分不开。笔者特别注意到边际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S.Jevons），他是数理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或许大家不太注意他同时也是重要的逻辑学家，而且他的经济学与逻辑学著作很早都有中译本。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由艾约瑟（J.Edkins）所译杰文斯（当时也译耶方斯、哲分斯等）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即著名为《富国养民策》。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并非完全割断其伦理关联，直至近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还不断受到质疑。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 Sen）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1]（P1）

作为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经济思想史，应重视伦理观念的研究，这里的伦理即经济伦理。具体到转型时期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东亚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日本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本末”、“义利”、“奢俭”等同样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因为商品经济思想涵括了上述核心问题。

诚然，赋予传统“实学”以经济思想内涵，使之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尽管有其学理基础，但毕竟还是一种新的科研尝试。这不仅可以丰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而且能够充实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入考察中日实学思潮中颇具代表性的主要学派是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对于研究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和丰富发展理论经济学基础与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与石门心学的思想

以往学者对石田梅岩以及石门心学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研究，也有一些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有关江户时代经济思想的著作多有涉及，专著则主要是四十多年前竹中靖一的《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不过，最近的季刊《日本思想史》2004年第65号，是专刊石门心学的特集，说明相关研究至今依然很受重视。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根基是在梅岩的著述中，其后学将其发扬光大，在竹中的专著中论及了手岛堵庵、镰田一窗、中泽道二等人的经济思想，限于篇幅和比较研究的时段，本文主要研究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一般说来，研究一个思想家及其学派，首先要考察其思想渊源，除了石田梅岩的个人经历以外，还需要联系石门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

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日本丹波国桑田郡东悬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学徒），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车屋町御池上町初开讲席，此即是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7月其刊行《都鄙问答》，1742年正月他在大阪开讲席，并与神道家问答。1744年5月《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问世，同年9月24日梅岩去世。主要著作即《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其后学编辑《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这些收入柴田实编《石田梅岩全集》上下册，由清文堂出版，1956年初版，1972年改订再版。

石田梅岩生活的江户时代，是日本人常常引以自豪的，如认为这是日本上“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2]（P82）在幕藩体制下国家与地方二元体制并存，商品经济也呈现出双重结构。全国性商品经济的中心在“三都”即江户、大阪和京都，江户是德川幕府的城下町，大阪、京都则是江户物质的供应地。京都具有传统的工艺品和绢织业，大阪则是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产地与集散地。当时涌动着全国市场的建立、货币经济的扩大、都市化的不断，以及武士的贫困化和商人的富裕化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的激流，许多变革直接导致了明治维新和后来日本的勃兴。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町人文化的兴起，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索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应运而生，就是为倡言“町人之道”而建立的思想体系。

石田梅岩活跃的享保时期（1716—1735）正值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统治期，这时商品经济发展，町人势力增长，许多著作如奈良本辰也的《町人的实力》专有研究。但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植基于武家为中心的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与町人建立的商品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出现了幕府和诸藩财政危机。德川吉宗进行了著名的“享保改革”，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游惰、提倡俭约为宗旨，以求增加幕府收入。然而，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和经济不景气，町人的利益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但改革继续推行，并实行“重农抑商”措施，町人受到抑制，经济思想领域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关键就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

新旧交汇、差异并存是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重要标志，的明末清初也很相似。江户时代的思想家传统意识还比较浓厚，一些人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他们强调“町人无用论”，并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农本商末”观念也还较为深固。比较典型的论点如熊泽蕃山《集义和书》说：“农者，本也；工商，助农者也。”贝原益轩《君子训》提出：“古之明王重农抑工商，贵五谷而贱金玉，行俭约而禁华美，此重本抑末之道，治国安民之政也。”荻生徂徕《政谈》强调武士归农和抑制町人为第一要务，说：“重本抑末者，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那时，武士的“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在林子平的思想中同样突出，其《上书》说：“町人只以吸取诸人之禄为计，此外无益者也。”另外，如高野昌硕的《富强六略》等，也倡言“商业无用论”。

与此相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势力的增强，出现大商人和自治都市，町人的“自主性”意识逐渐强化。以大阪的批发商为中心，强调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町人之“道”。透着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早在元禄年间（1688—1703）井原西鹤的“町人物语”中已有描绘，连丸山真男的名著《日本思想史研究》都为此占去不少篇幅。到梅岩初开讲席时，日本已逐步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太宰春台的《经济录》就是此时问世的。在此前后，学问呈现大众化和通俗化倾向，基于町人立场的论点主张也逐渐多了起来，先后出现了代表町人利益的一些著书，主要如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町人囊》以及手岛宗义的《商人夜话草》、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等；而在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特别是本多利明的《经济放言》、《经世秘策》等之中，不仅倡言振兴产业富国强兵，甚至积极要求海外扩张外贸富国。然而，在商品经济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哲理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意义和普遍影响的，应是石田梅岩为代表的石门心学。思想家的新论与町人自身的发展相伴随，町人的“本商人”意识中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石田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对町人进行教化，是石田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3](P39)

梅岩的学问形成与其经历分不开。他在黑柳家时最初热衷神道，但接触儒籍后，逐渐向儒学发展。幕府曾倡导“奖励儒学”的政策，当时荻生徂徕的学问风行，尊重博识之士成为风尚。梅岩的学问要求是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出发的，重视“知心”、“知性”，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心也逐渐形成。《事迹》记载他三十五六岁时已知“性”，这个“性”到底是朱子学之“性”，还是佛学或其他学之“性”不很清楚。不过，他在《都鄙问答》卷之一中多处论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等等。他的著作中有一些篇幅谈其“见性”的体验，并论及朱子《大学补传》中的“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日本思想史家源了圆指出：梅岩的体验与那些“仅以文字之迹理解朱子学的半吊子朱子学者是不同的。” [3](P82)梅岩提出“知性至行易”，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并与日常生活中的奉行俭约相合，这成为町人及大众伦理的特征。日本思想史和伦大家相良亨认为“梅岩在这里为日本人开启了伦理观的新世界。” [3](P160) 梅岩倡导的“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就是要求排除利己心，进而尽心于自己的义务与职业，这具有“世俗内”禁欲主义的意味。

研究者一般都注意梅岩的学术师承，知其曾拜小栗了云（1670—1729）为师。梅岩自述初无定师，拜了云为师读圣人之书，学“五伦五常之道”。但是，关于梅岩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其与三教的关系大家莫衷一是。源了圆认为：梅岩最初接触的是神道，其次几乎同时接触了儒教和佛教，也接触了老庄思想，其思想是新旧并存的，这是思想史研究者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但竹中靖一明确指出：“石门心学的思想核心无疑出自儒教”，认为梅岩的思想特征是“三教止扬”，[4](P95、109)即对儒、佛、神道三教的扬弃。梅岩本人对此也不回避，《语录》记录他以礼共尊神、儒、佛；《事迹》记载他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依循神、儒、佛的顺序礼拜的，他认为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和佛教的“慈悲心”是相通的。

无庸讳言，笔者关心梅岩学术的儒学渊源成为开展中日比较研究的基点，认为儒学在梅岩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可以从其著作主要引用儒书及其“言必称孔孟”得到证实。日本研究心学颇具权威的柴田实在编纂《石田梅岩全集》时深入考证梅岩的主要代表作《都鄙问答》，提出其所引用汉籍共38种389次之多，其中《论语》引用133次、《孟子》引用116次，其余为《大学》、《中庸》等，“经书”共引18种362次，含程朱理学之书；再就是引用诸子之书9 种11次，史书4种8次，其他为佛典及日本书籍，陆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被引用。[5]（P3—23）这正是石门心学的中国儒学渊源之力证。美国学者贝拉（R.N.Bellah）也直言“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6]（P202）另外，从梅岩本人的言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其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人当仔细者，孝悌忠信而已”。《事迹》中记载梅岩自述幼年不晓事，到“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略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和《论语·为政》的名句很相像：“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梅岩在《都鄙问答》的开端阐发《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说，“孟子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而后，见圣人之行而取法也。尽君之道者尧也，尽孝之道者舜也，尽臣之道者周公也，尽学问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谓，性者，与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伦也。如是见君子大德之行踪，以此为法，以五伦之道为教，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之时，乃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不难看出，梅岩确可称“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却也包涵其自有的思想内容，这在下面的论述中可以注意到。

如果说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儒学的话，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直接基础则是当时反映商品经济发展、代表町人利益与要求的思想文献，这样的文献包括已列举的外还有《民家重量记》、《商人心得草》等数十种。笔者认为当时町人思想最突出的表现，一是肯定自身的社会价值，再就是否定“身分”等级尊卑要求社会平等。前者对于町人的正当生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有所助益，后者则推动了近代化的平等性“国民意识”的逐步形成。

山本七平提出石门心学的经济伦理受铃木正三（1579—1656）的影响。铃木是武士，后以禅宗信徒出家，其著反映禅宗社会伦理的《四民日用》，讲述任何职业皆为佛行，四民各守其业皆可成佛，关键在于其心而非其业，“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品可用；世无武士，则无以治国；世无农人，则无粟谷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他认为“买卖之业，乃天道所授”，“必先致力于增大其利”，要增利“当悉心修习之正直之道。”只要“守正直之旨而事买卖之业……天恩必成其业。”[2]（P109—120）总之，按照铃木的理念，专心本业就是修行——佛法即世法——职业即天职。铃木的佛教到梅岩则为儒教，梅岩主张孔孟佛典都能为我所用，“有用即真理”！这大概正是日本文化的特质，看似矛盾的东西都可以“共用”，神、儒、佛与金、银、铜并存，当然《论语》与算盘也就能“合一”了。只是，铃木作为武士考虑的是国家，梅岩是商人在意的是商人之道，两者的主旨却无异。“可以认为梅岩属于正三思想的谱系……不管怎样，二人的思想非常接近，我们从后来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重新刊行正三的著作并为之作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P105)

实际上，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直接继承发展了新兴町人代表西川如见、三井高房等人的思想。西川如见(1648—1724)在1719年出版的《町人囊》卷二论及“吝”出自“私欲”，“俭约”出自“天理”，即贯穿于不同“职分”中之“一理”。其论“町人之理”的人生，提出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能融通天下万物对社会有用，人的本性无贵贱之别。此外如近松门左卫门也曾提出“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7] （P41）《町人囊》以及手岛堵庵之父手岛宗义的《商人夜话草》（1727年刊）等，发展了“町人的学问”。三井高房是三井财阀家族的第三代嫡孙，其《町人考见录》记录町人兴衰之实例，记录其“家法”，阐发“商人心”，倡导俭约敬业、仁义赢利。日本学者注重石门心学经济思想对町人意识和学问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尾阳太郎、竹中靖一直到佐久间正等人，先后研究了石田梅岩与西川如见等的关联，提示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承继性。①

的确，石门心学既是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人思想的系统性、哲理化

发展，其倡导“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强调“町人之道”，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与献身精神，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的社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阐发以“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与商业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下将具体阐述。

三、清初实学的时代特征与思想传承

与石门心学大抵同时期的清初，社会正处在“天崩地解”的重要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过渡。历明代中叶尤其是嘉（靖）、万（历）朝以来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思想文化激荡，固有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学术体系开始松解，传统观念与新的思想发生激烈撞击。明清易代，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解决问题的社会需求日趋迫切，对“学问”的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张黜虚崇实、经世致用的实学长足，并形成蔚为大观的时代思潮，遍及大江南北。前辈与时贤对“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或明末清初的实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史研究，其中尤以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宋明史》（下卷二）使笔者受益最多。

何谓实学？确切地说“实学”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或严格的概念，拙作《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进行过一些考证，认为理学中也蕴涵着实学的因素，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源了圆先生指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8](P205)我国学者也提出，“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 [8](P3)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清初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务，尤其是具体的理财、治河、漕运、盐务、水利、边政诸政，均是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实体实学、考据实学、实学、启蒙实学等提法。

一般认为清初实学思潮是在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批判中逐渐形成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不应完全割裂或对立理学、心学的实学关联性。以往将思想家在学理上或师承上的这些关联性视为“不彻底”等，反倒证明关联的客观存在。尤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并非明清之际才出现，经世致用与其说代表“新兴市民阶级”，毋宁说是传统学术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以往研究不否认实学家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将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唐甄等人基本归属陆王心学系统，而将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归属程朱理学系统，也是有其根据的。

实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要求回归儒家原典，并将学问扩展到社会与，这与明中叶以来的“西学东渐”也分不开。例如，明代徐光启在自然科学方面颇多贡献，他曾谈到其一生为学“务求实用”，要“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这为中国传统学术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拓展了自宋代以来的实学内涵。“西学”冲击着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思维方式，其科学精神与知识体系对于大倡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启蒙思潮也是重要促进。启蒙思想家批判君权独裁和专制体制，发展传统的“民本”思想，向着“民主”的时代潮流前进；他们大力发展民间教育，传播知识文化，注重日常行事以求学问，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尽管实学名目繁多，还有“事功之学”、“经世之学”、“经济之学”等等，但主旨是经世致用；实学的内容形形色色，但其核心是经济思想。笔者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认识到明清时代系统编辑出版的“经世文编”是传统经济学术——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而经世之学是清初实学的主要成分。明史专家吴晗在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影印<明经世文编>序》中指出，此书“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清初实学在经济方面将古人的“利用厚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明确提出“有田者必自耕”，主张发展经济惠商恤民，提倡“工商皆本”，积极为富人辩护，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现在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变迁，这与石田梅岩生活的时代很相似。当时集市、城镇勃兴，商贸流通拓展，商业组织与商人资本长足发展，并以农业的专业化和手的商品化作为基础，这些可以从前辈学者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找到许多证据。近年，经济史学大家吴承明先生专门提出，那时“新的、不可逆的变化堪作化因素者，约有六端”①，即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包括徽商、晋商等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的自由商人出现，他们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类于16世纪西欧“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具有现代化因素中的先驱作用。他们的活动有相当的社会效应，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再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财政的货币化、租佃制的演变以及雇工制的演变和白银内流。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变迁，社会就业结构变化使得商人地位提高，这与商业利润的获取优势分不开，在我国历史上早有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一语破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就是社会不同行业“致富”的差异。

简言之，商业利润获取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行业，促使社会上弃农经商、弃儒就贾、致仕从商甚至亦商亦儒之风盛行。在徽州、三晋等地不仅商贾人数居多，而且聚集了大量商业资本，谢肇淛的《五杂俎》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前人对这些商帮做了许多研究。笔者注意到，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浙东地区，从宋代以来就有特殊的商品经济与经世致用传统，经明代王阳明、清初黄宗羲等人的发展，影响到后来“宁波商帮”的崛起，以至今天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宁波商帮”与徽商、晋商等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同，也和徽商的“贾而好儒”、晋商的“学而优则贾”的精神文化气质不太一样，他们不仅经商，主要还注重手艺并兴办产业，并积极投资教育事业，是很值得研究的。

总的说来，中国商品经济思想的重大变迁起自宋代，尤其是在浙东地区，这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分不开。浙东地区有着商品流通的特殊地域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具有突出的经世致用特色，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商品经济思想尤为鲜明。南宋叶适是宋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现“商贾往来，道路无禁”。他在货币理论方面有很大贡献，从当时铜币为纸币所驱的事实中，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劣币驱除良币法则”。

叶适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其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等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对于社会职业，叶适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公然批评传统观念；他的学生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七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此为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史料，比一般认为黄宗羲最早提出早了近六百年！因之，谈明清不可不上溯唐宋。

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是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学术思想之赓续。宋以后到明代家王阳明，在社会职业伦理方面同样明确主张“士农工商”四业平等。1525年他为弃儒就贾的商人方节庵作《节庵方公墓表》，其中说到“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石门心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已有学者进行研究，应当注意这种“尽心”之说，我们并不陌生，以上记述石田梅岩引孟子“尽心知性”的内容可以回溯。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传承脉系中黄宗羲远宗王阳明，他师从刘宗周问学其门下，而宗周学出王阳明，故前人将黄宗羲归为心学流脉尤其道理。另外，在浙江余姚有“四先贤”之称，指的是汉代高士严光、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明末清初中日交流先驱朱舜水和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而且，不仅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黄宗羲也到过日本，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清初实学在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大启蒙思想家”——浙东黄宗羲、浙西顾炎武、湖湘王夫之并起，开一代学术新风，限于篇幅，论经济思想时再述顾、王之学。北方则以“颜李学派”为典型，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多重南学，对于颜李学派的研究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较多，而经济思想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有清一代学术，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门人李恕谷。”蒋方震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言”说，“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颜、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颜李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史称“四方响和”，陶窳《秦关稿序》说“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

颜李学派主要是在今天的河北，颜元为直隶博野人，其徒李塨是蠡县人，王源则是顺天府大兴人。颜李学派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塨、王源。章太炎曾说自荀子之后，颜氏可谓大儒矣；李塨、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皋极。他们批判空疏尚虚的学术弊端，开创务实之实学，在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中，他们的批判精神被认为比三大启蒙思想家更为彻底。

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上，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均尊之为师的孙奇逢（1584—1675），他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学者称之为夏峰先生。孙奇逢最突出的贡献是会通理、心之学启开北学之途，其所著《理学宗传》研究学术史，既讲“一衷于理”，也谈“禅学本心”；其《日谱》强调“凡言存心、养心、尽心、求心、正心，皆所谓学以复此本心之功夫也。”他作《夏峰歌》，倡言“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这就为后辈同乡颜李学派的“躬行实践”之实学奠定了基础。颜元与孙奇逢年龄相差半个世纪，而且二人也未曾谋面，但颜元之学自陆王入手，引导者就是孙奇逢的高足王之征、王余佑。颜元对王余佑的兵法及经世实学由衷感服，并一直执父子之礼。但颜元并不拘泥于此而重在创新，在《习斋记余》卷六中表述为“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

颜李学派以讲求实用、注重实践、崇尚艺能、习行经济、富国裕民为宗旨，在中国北方实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颜李学派之实学并非坐而论道，其创办的漳南书院就是实践“习行经济”讲求“六艺实学”的场所，将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列入习学科目，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过渡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颜李学派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贡献，尤其值得认真研究。  

①参见拙作：《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优势论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如《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季刊》（香港）第1卷，1993年2月；《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比较》，收入笔者倡筹的首届《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化》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学会：《特集：东洋思想と现代》第3 号，1994；《“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载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1999年版；《石门心学与浙东学派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系合著：《日本の经济思想世界》（川口浩主编）第14章， 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年版。另外，本文所列拙作中独立刊发的部分论文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请参阅。

①“近代化”与“现代化”在中都是“modernization”，本文依据所研究的时代与内容并中文和日文的表述特征，主要采用前者，但谈到诸如“现代化理论”等专用概念时，不另改动，特此说明。

②日文“町人”包括商人、手艺人和工匠等，为准确起见，本文直接使用“町人”一词。另外，“俭约”、“职分”等词同样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故亦保持原貌。

①参见拙作：《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年第4期。特别指出，思想史研究（或许不限于此）若秉持“线性发展”理念似乎不太客观，例如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并非比后代“落后”。经济思想史上的情形也类似，姑且不论前人重先秦而轻后世的倾向，仅以“宋人的一些经济思想较清初官方先进”之论，即是法兰西院士、著名清史专家P.E.Will明确提出的，笔者受益匪浅。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发展的基本认知，但应提示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况并非完全“影之随形”。

①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拙作：《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9卷，2001年第4期。另外，有关中译杰文斯的著作等问题，在即将面世的拙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中有详细考证。

①参见西尾阳太郎：《石门心学の发生について——町人囊と都鄙问答との關連》，载《史渊》第50号，1951年；竹中靖一：《石门心学の经济思想》，ミネルウ”ァ書房1962年版，第281—305页；佐久间正：《石田梅岩の思想》，载日本思想史恳话会编集：季刊《日本思想史》第65号，2004年等。

①      参见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载《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

参考：

[1]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等译·伦与经济学（On Ethics &Economic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山本七平著、莽景石译．日本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     古田绍钦、今井淳编．石田梅岩の思想──“心”と“俭约”の》[M].東京：べりかん社，1979．

[4]     竹中靖一．石门心学の经济思想[M].京都：ミネルウ”ァ書房，1962．

[5]     柴田实．梅岩とその门流──石门心学史研究[M].京都：ミネルウ”ァ書房，1977．

[6]     R.N.Bellah著、堀一郎等译．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M].東京：未来社，1962．

[7]   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の思想と文化[M]. 東京：岩波书店，1978．

[8]   葛荣晋．中日实学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