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摘要］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于1960年、1980年和20世纪60、70年代通过了代表经济结构转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时期和经济转型时期面对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产品缺乏竞争力等特点采取的针对性策略，对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的我国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启示作用。文章通过总结经济发展先于我国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促进我国实现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日本经济；韩国经济；台湾经济。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是20世纪亚洲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充分利用这一时期产生的充足劳动力，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平稳渡过了代表经济结构转型的“刘易斯转折点”。我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日本、韩国作为我国的邻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都先于我国，通过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经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迎接和度过“刘易斯转折点”。
　　一、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苏到高速发展，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1960年日本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的在于增加收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1960～1970年这十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出现新兴集团产业，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民实施养老医疗保险。1972年日本实施列岛改造计划，土地投机行为盛行，土地价格暴涨，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经济在1973～1975年迎来了战后的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策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通讯、生命科学、微电子产业，掀起日本新技术革命。战后日本主要实行的是“吸收性战略”的技术创新模式，即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成果，在应用的过程中模仿、创新、改良以及吸收，进而开发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技术创新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以及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为33.3%，在稳定增长期为19.2%。技术创新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衍生出了大规模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导致土地价格飙升。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国内企业和银行遭受巨大损失；技术研究开发滞后，日本9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后劲不足。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于20世纪60年代跨越过代表经济结构转型的“刘易斯转折点”。
　　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
　　中国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间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依旧保持了将近50年的经济增长，直到21世纪经济发展出现逆转。20世纪50～70年代是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约为9.8%。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地区经济通过“刘易斯转折点”，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源禀赋的消失，面对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工资率，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1.经济战略转换。1973年台湾地区开展了“十大建设计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工程”、“中山高速公路”、“苏澳港工程”、“北回铁路”，兴建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铁路，扩大港口和机场容量；核能发电厂建设，解决电力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的问题；重化工业建设，包括“中国钢铁厂”、“中国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提高生产原料的自给率和机械设备的自治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十大建设计划”加强了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为经济发展打好坚实基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贡献作用。
　　2.产业结构升级。将战略重心转向策略性工业，目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科技产业的发展以自动化改造传统产业生产，逐步以出口高级技术产品和优质低价传统产品取代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品，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带动经济增长，并配合实施奖励投资条例。到1980年，台湾工业比重上升到43.5%，农业比重下降为7.5%，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5]。
　　3.调整农业发展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农业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因此，台湾当局于1981年至1983年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实施稻田转作计划和农业升级计划。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发展精致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所得。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93年颁布实施了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就业服务法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1995年实施了全民健康保险制度；1999年颁布了公教人员保险法。后来又颁布了就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1994年台湾社会保障支出占台湾当局总预算的8.9%，1995年增加到13.5%[2]。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经济在保持了50年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保证了贫富差距的合理化。
　　台湾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高之外，一直保持在国际上公认的0.40警戒线水平以下。这一点尤其值得大陆地区借鉴。大陆地区1997年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0的警戒线水平，2008年达到0.49。
　　三、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
　　同样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也是20世纪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韩国于1980年通过了代表经济结构转型的“刘易斯转折点”。作为我国的邻国，韩国经济模式以及其在经济转型时期的经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和东南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30年的高速度发展，关键在于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果断地将内向型发展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经济重心由国内转向国际，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于1996年成为世界第12大出口国。与此同时，韩国发挥其劳动力充足、工资低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韩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并于70年代后期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重化工业。进入80年代后，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消失，工资率上升劳动力成本提高，韩国提出“科技立国”口号，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韩国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发展。韩国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刘易斯转折点”，面对这一经济转型时期，韩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调整[3]：
　　1.1983年后，加大力度取消进口限制，开放市场，促进贸易自由化。到1992年，韩国整个自由化率高达98.1%。
　　2.大力引进外资，放宽了外国人在韩国投资的限制。到1997年时，外国人投资的自由化率达到94.2%，在1148个行业中只剩下67个行业还未取消投资限制。1999年外国对韩投资总额155.4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了75%。
　　3.在金融体制方面，韩国降低指令性贷款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信贷资金分配的干预，实行商业银行私有化，允许外国银行参与韩国经济活动；允许银行在规定范围内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并与1993年11月开放所有贷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