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韦伯的经济伦理乏想

　　
  在韦伯看来，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别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两个典型，它们处于矩阵对立的两极，即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韦伯强调，这只是宗教伦理类型的两种理想类型，在这两极之间有着形形色色的过渡和组合、其中还存在这样两种中间情况:一是追求成为上帝的工具，虔诚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进行苦行、冥思.以便与上帝有效的沟通，即出世禁欲主义。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间形态，似应属于出世禁欲主义。二是神秘主义还没有得出要弃绝现世的结论，还愿意留在现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义，由此看来，儒教当属于人世神秘主义。
  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摒弃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获救方式，转而在尘世中修行，认为世俗的本职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义，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最好方式，本职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产生出的“天职”观念，使新教信徒倾向在现世中过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生活，从而大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个宗教充斥巫术，理性化程度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结果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3、宗教伦理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毕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近代资木主义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历史悠久的东方?通过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原因在宗教领域，因此他对近代资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从精神动力系统进行了探讨。
  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投人该行业的资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所谓资木主义精神就是勤勉、认真、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的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形成的动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的“天职观”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天职观”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这就为以后把资本主义精神对世俗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天职观结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础。加尔文教“预定论”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脱，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确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会得救，而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节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现实自我确证，才最终会使灵魂得救。这种新教伦理使新教徒在事业和职业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进取性，能在工商企业活动中以更主动的精神去获取财富。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以取代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去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当“天职观”转化为经济冲动，尘世的成就被视为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的时候，勤奋地劳动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在传统社会中追求世俗职业并从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视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这是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一切传统主义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必然衰弱的一个原因。韦伯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虽然也拥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韦伯看来、儒教伦理与现存世界的紧张性降低到最低点，视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伦理对待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墨守成规，把人际关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个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职务—企业之中。更为本质的是，儒教徒在适应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适应世界。儒家伦理的核心排斥人们在经济上追求获利，在职业生活巾来证明自我，因此儒教伦理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没有改造过的西方天主教虽然已经蕴含有资本主义精神，但也不能成为激发人们去创造财富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