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实业家的经济伦理理想与实践

  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先驱和杰出的企业家范旭东更是敢于与外帝国主义争利，成功地使制碱技术领先于世界，面对日本产品的倾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产品打人日本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较好的收益而能持续发展。类似的企业家许多，如近代民营企业家荣德生、周学熙、刘鸿生、吴蕴初等，在面临外帝国主义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的情况下，敢于与外商争利权，克服困难进行集团化经营，以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增强竞争优势，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免于被外资吞并，虽说因各种原因这些企业集团在民国时期由盛而衰，但无可否认，企业集团的发展有效地遏制了外国资本在华的垄断趋势。
  从近代实业家群体构成来分析，作为亦官亦商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他们还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是封建营垒中颇具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官员，外在“官”的招牌大于内在“商”的气质，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主要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尚停留在当下“自强”、“求富”的政治实践需要的层面，并把工业活动视作获得更大政治成功的工具。第二部分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如张春、周学熙、刘鸿生等人。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荡激下，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工商资本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具有相对统一、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这一部分实业家可以视为新旧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社会阶层。当然，就“绅商”本身而言，内在的“商”的气质已大于外在的“绅”的招牌，虽说绅、商特性兼具，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之“绅”向近代社会之“商”进化，以商的身份为指归。第三部分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商资本家，如荣德生、范旭东、穆藕初等人，他们经营的企业是私人资本企业，具有明确的企业经济效益目标。无论是哪一部分，从近代企业的儒家伦理特征与近代实业家的儒商特征中，如上所述，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对义利统一的不懈追求深深根植于他们的伦理思想中。
  然而，必须指出，近代实业家毕竟同为浸润着儒学思想的群体，“儒家重义轻利的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义利之间、经济与道德之间采取非理性的选择”，在企业管理思想中所显示的义利并举的价值理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总体上说他们大多是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而投资办厂，在接受西学的同时，在本质上又是信奉儒家文化传统，因而，从对发展企业、发展资本主义的总体价值看法而言，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繁荣昌盛，又担心求利的工业生产文明会带来民风不古的堕落。为了消饵利益驱动带来的非善的可能，他们积极寻求实现既能给中国人带来西方的先进与富裕，又能够保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价值模式。这种儒家心态与现代追求的矛盾纠葛，决定了近代实业家对义利统一的追求带有中世纪重义轻利的倾向，反映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体现一种半封建的时代特征，企业管理存在着非经济因素驾驭经济运动的缺陷，即出现诸多违反科学管理原则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弊端。
  左宗棠、张之洞等作为封建大吏，当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其义利兼顾的价值理想便转变为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来指导企业的伦理实践。左氏经营的福州船政局即是显例，他作为一名官僚知识分子，处在当时固有的封建体制中，不自觉地使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受制于官，企业的原材料供应、资源分配、产品生产与销售都无法按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来考虑，企业的产品往往在没有进人流通领域以前就由官吏调拨，甚至无偿的为政府服务。“这种忽视成本控制而以个人意志来管理企业的行为，显然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背道而驰。”此外，他所创建的洋务企业大都机构臃肿，滥用私人、贪污中饱等现象普遍存在。福州船政局创建之初，官僚行政机构便冗繁庞大，“委派员绅增至百余”。此后，“滥收滥委”现象愈演愈烈，致使船政局“弊窦丛生，虚糜甚巨”。兰州织呢局也不例外。同样，张之洞受“中体西用”思想以及知识构成的局限，虽说为官清廉，不营私利，一生笃信“修己以安人”、“其身正，不令而行”份的先儒教诲，但在管理实践中，却无法遏制官场的裙带之风及营私舞弊、排场应酬等恶习。在企业管理中也难免忽视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招纳政府官员的亲信，以致于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且管理人员“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显然，他们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主要服从于统治阶级利益，并把工业活动视作获得更大政治成功的工具。在当时的封建体制下，他们很难完整地履践自己义利共求的思想主张。
  张睿虽说创造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形成了官为扶持、商为经营却又超越官督商办制度的经营特点，在大生发展初期，真正实现了其义利互涵的伦理理想。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激烈碰撞，大生企业在管理方法、制度特征上免不了带有新、旧交替时代留下的印记。当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及管理内容的复杂性大大增加时，同样出现类似不按价值规律、重义轻利的现象，如后来张睿不惜使企业自身建设受到影响，抽出资金来支持整个南通的建设，即是显例。纵观大生资本集团的发展历程，张睿的企业管理与投资心态是“营志重于营利”，“作为绅士的自我意识甚至还要大于作为资本家的自我意识”。因此，大生资本集团的管理虽然袭用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某些形式，其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内涵仍是儒家的道德和社会伦理。再如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虽说在开创时期，尚能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剔除积弊，比当时封建买办资本确实高出一筹，但后来面临孔宋官僚资本并吞的威胁，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任用，便不分良蒸，兼收并蓄，导致机构臃肿，财务混乱官僚主义作风盛行，贪污腐化现象严重，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经济效益愈形恶劣，后来终于陷人朝不保夕的困境。
  重义轻利倾向在民办企业中的伦理实践，则掩饰不住明显的家族及宗法文化特征。当时不成熟的市场及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使近代企业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可控制和预计的外在风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民办企业为了减低交易成本，便自行选择了家族企业制度，家族式的管理应需而生，维系宗法家族企业的文化观念，即家族利益视为至上的利益等家族式伦理便成为近代民办企业的自然选择。如荣德生在人事管理方面则体现为封建性资本血统关系，存在诸多传统伦理中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人情大于王法”，对于这种以家族、同乡关系滥用私人的方式，荣德生在他的《纪事》里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而颇有得意之感。再如孙多森、孙多鑫经营的民族资本集团，家族色彩很强，1919年成立中孚银行，大部分股东都是子孙，股东会成为家族会。何其相似，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及中级管理层的核心岗位均由郭家亲信担任。这种现象在其它民营企业中也是比比皆是。显然，近代实业家们的义利共求的伦理思想中所体现的半封建的时代特征，完全违背了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