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长疾

     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美国引领全球经济长达25年的增长之势戛然而止。
　　在巨额资金救助及随后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缓慢。
　　而“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则正蔓延升级。华尔街“占领者”表达着对高失业率和政治分裂的不满，还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寻找这些不满和愤怒的解药之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美国面对的是去杠杆化过程中的短痛，还是经济结构本身已病入膏肓？
　　刚刚发布的美国三季度数据多少令人感到些许鼓舞：消费者支出增长2.4％，耐用消费品支出超过二季度，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也有所增长，企业也显示出更多信心，实际非住宅固定投资从10.3％飙升至16.3％；设备和软件购买支出增长17.4％；联邦支出增长2％；进出口增速较上一季度加快，分别增长1.9％和4％。
　　但是，更多的人怀疑这次“小阳秋”的持久性。三季度美国GDP年率增长2.5％，暂时平息了美国正陷入衰退的担忧，但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企业还是削减了库存。而支出的增加，更多是因为消费者的储蓄率从5.1％降至4.1％，考虑到去杠杆化过程的漫长，这种储蓄率的短暂回调显然不会持续。
　　奥巴马政府也警告说，需要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才能降低失业率。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超过9％的水平。经济的持续低迷已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韧性产生怀疑。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主管保罗·谢阿德（Paul Sheard）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在于：美国家庭在繁荣时期，也即房市和信贷泡沫时期借贷过多，而随着房价崩盘，美国家庭负债过多，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这抑制了美国家庭的需求——此一需求是驱动美国GDP的最大推手——并间接抑制了商业投资。在谢阿德看来，美国家庭为减轻债务进行的去杠杆化，或者说家庭需求受抑制的情形还将持续四年到五年，虽然其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这将制约总体GDP增长，并会减慢美国经济重返充分就业状态的速度。
　　纵观历史，美国经济经历过一系列的衰退、恐慌、泡沫和萎缩，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1929年的“大萧条”，也有不太熟知的1873年的“漫长萧条”，似乎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但这一次不同：奥本海默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投资官杰里·韦伯曼 (Jerry Webman)对《财经》记者说，从减税到增加支出，再到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终于意识到，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极为有限，修复了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市场终须为实体经济的脆弱性找到定价之途。
　　
　　债务驱动型经济末路
　　如今，美国家庭、企业及政府为应对各自的财政挑战而忙乱不堪。在韦伯曼看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之所以趋缓，就是因为巨额债务的牵绊。
　　作为消费国而非生产国，美国已然是债务驱动型的经济。美国的低储蓄和高负债由来已久。
　　奥巴马总统称，过去20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担当最终采购者和进口国的角色，“过去，我们总是刺激我们的经济，美国消费者买下全世界的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起，美国的私营企业和家庭，自战后以来第一次进入赤字消费。
　　美国人通过借贷而非储蓄来接受教育，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房子和家用物品及其他消费——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赊账方式等透支未来，几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个别人到中年以后才付完部分此类款项。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谈到消费者支出变化的趋势时说，“2004年的平均个人储蓄率已经下降到只有1％的水平——与此前30年近30％的平均个人储蓄率相比，这一数字已非常低了。”
　　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9％或10％，远远低于日本和德国，后者分别是20％和15％。之后是长达20多年的向下滑动，到80年代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下降到3％或4％，且大部分储蓄是按合同规定的形式而非以资源的形式储存——以保单和养老金的形式存储，而居民债务——负储蓄——已从1965年的3590亿美元增长为1988年的将近33万亿美元。
　　其间，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减税计划，希望增加储蓄，从而促进投资增长，但以失败告终。以减税刺激储蓄是供给派经济学的信条，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保守税收政策的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供给派的减税聚焦于收入高端部分的所得税的削减，但个人储蓄率、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并未见到提升。
　　据经济学家统计，当美国的边际税率从70％降低到28％，留存收益似乎都已被用来消费，而不是被存到银行和进行投资。一些储蓄保留着流动资本的形式，但进行的是资产交易，而非用于生产的投资设备上——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在某段时间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这些资金从未投入到生产性投资。
　　咨询公司RCF Economic & Financial consulting副总裁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对《财经》记者说，对于信贷问题的争议是，信贷不是少了，而是存在错配，更多的信贷进入了房地产、金融或基建部门，而没有进入制造业企业，即便是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信贷。
　　超额信贷转化为更高的资产价格，这些信贷最终形成了个人消费；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经济生活，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却屈指可数，两者间出现严重的失衡。“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投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投资效率就是在萎缩。”伯恩斯坦说。
　　若从全球平均水平上看，美国的净投资额几乎最低，因为美国是在超越自身实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借钱和花钱去实现经济增长。
　　伯恩斯坦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的消费型社会的特点尤为突出。2006年前后，美国的储蓄与收入的比率几乎是零，非常之低，而30年前，这个比率差不多是10％。
　　美国依赖于举债的增长又被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这种繁荣部分由低利率创造。低利率帮助美国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然而时至2007年，长期发烧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暴露了十年来高风险房贷的脆弱面，使世界经济陷入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经济变得很糟时，人们发现没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需要长期的调整。而现在很多人开始储蓄，这是好事情，但新的悖论是，经济转型却需要消费的刺激。”伯恩斯坦说。
　　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等式中，美国消费者的储蓄率要达到10％，才能推动美国经济向前走，但是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制约因素会使这个数字可望而不可及。
　　
　　增减税裂痕
　　整个20世纪，美国的债务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而围绕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本身的纠缠不休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政策制定者们终于就一个关键议题达成了共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这个共识就是，实现财政可持续，需要在未来十年达成一个4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政策制定者同意采取一个机制，用合理的方法——很可能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进行2.4万亿美元赤字的削减。至于另外1.6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个人所得税削减到期后才发生。扎迪指出，届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一个新法案，其结果很可能是对高收入家庭实行高税率。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9月下旬提出一项增税方案，以解决拟议中的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计划的资金问题。这个方案中最具争议的一项提议是，任何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所缴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都不应低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