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小共同体交锋下的身份松弛—长时段下的经济史考察

　　三、从宋到清考察中国经济史
    唐代中叶实行两税法以后，国家不再授田，同时也不再限田。这导致了均田制的逐渐瓦解。摇役取消而改为按户纳钱，人身控制明显松弛，这使得民众不必采取人身依附的形式靠近地主，而租佃制成为可能。中唐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知识阶层崛起，受到农民起义严重打击的士族逐渐没落……这样一系列表现身份松弛的景象萌现，再到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这种说法可商榷，见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但实际操作效果大体不错。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繁荣。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断裂就得以展现了。按照内藤湖南的说法是“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这个论点就是被后人常常提及的“唐宋变革论”。

    美国学者Hartwell提出过一个贯穿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唐宋变革论框架。按照他本人的概括，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是:
   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导致的不仅仅是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下放地方，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图像的变迁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阶层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地方性士绅家族所取代。
    Hartwell相对深人地分析了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他的分析很说明问题，但是一个疑问是，唐宋之问真的存在一个如此明显的断裂吗?
    由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这使得宋代的土地私有制大致确立。由于人身控制的松弛，宋朝社会的租佃制已经相对成熟。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过程。庶族地主和佃农之间的贵贱差别相对减弱。血统地位逐渐让位于经济差别。当然，这不能说唐以前那种身份差别就不存在了。虽然司马光在口头上承认地主和佃户“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虽然法律条文也规定佃户可以退佃和迁徙，但是这些还不能说明很多实际问题。北宋苏询曾说:“富家‘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答驱役，视以奴仆。”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很多人总是喜欢谈论善宋之间这个巨大的断裂，但是却不注意其问的延续与连贯。很多内容的革除，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不如把宋以后的长时段发展，看成是“身份”到“契约”转变的延续过程，或者说，从宋到清，如果以一个长时间段角度去考察，则可以把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轨迹看做是“唐宋变革”，即从中世纪到近世的扩大化。
　　由于两税法对于商业的客观上的鼓励，加之人身松弛以及森严壁垒的士族庄园的衰败，还有人口的急剧增加、经济重心的南移等因素，到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起来，特别是在城市里，似乎已经出现了市民阶层的一些特征。再有，到了宋朝，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小共同体崛起，这就是地方性的乡绅。当然自耕农也有很多，但他们却遭受着非常严重的压迫，李剑农总结说:“北宋一代自耕农，长受数种最严重之压迫。”即“官租之压迫”、“官役之压迫”、“私债之压迫”。大地主私有制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出现，乡绅与自耕农的不同境遇，宋代社会出现这些特征在后来元明清的社会发展中依然能寻找到它的前进轨迹。
    宋代以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私有制发展是一个总体趋向，但是对于宋、明、清等朝代的土地私有制作一个总体的长时段的考察，就可以发现，由宋到清，大土地所有制是逐渐向着中小地主所有制发展的(北宋真宗咸平五，年侍御史田锡奏曰:“近瓷阁阁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南宋淳佑六年，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奏曰:“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国朝驻蹿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由于农业产量提高、诸子析产以及投资渠道的日益多元化等因素，中小地主逐渐兴盛，押租制、永佃制的逐渐产生，赋税制度主要按户、按丁征收转向地亩，征收的重点则转向地主。嘉靖大礼议后，在南方也出现了一个宗族再造的局面。在南方区域经济出现上述特点的同时，社会文化领域也相应出现了一种典型结构。
    相对而言，明清时代的北力地区有一个低租佃率的特征。但是貌似更加公平的北方总是最不稳定的地方;而南方宗族、地主、乡绅相结合的地域，反而是中国最为稳固的地方，流民暴乱甚至起义都少有发生。中国历史上的地权问题总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过于集中，民众不堪身份依附之苦，即小共同体的压榨;而过于分散，自耕农无法抵御大共同体即政权的欺压与征敛。在明清时代的中小地主土地所有制恰恰是这两难境地的最佳结合点。就中国当时现有条件而言，这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它稳定下来的时候，生产力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佃农的身份更加自由，耕作方式更加灵活，迄此，宋以来“身份”到“契约”转变到这里已经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施坚雅和Hartwell等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设置了著名的经济区域划分模型，这是十分有见地的理论。宋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江南经济的增长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使得斯波义信、李伯重、黄宗智、彭慕兰等一大批学者把自己学术兴趣集中到这一区域。明清时期，在江南已经形成了广阔的国内甚至是国际市场(棉布、丝和丝织品销往全国以至日本、东南亚。粮食由湖南、四川等地补进，豆饼肥料从华北、东输进…..。当充分的市场和相对宽松的中小土地所有制相结合，就产生了长期稳定的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