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的微观行为分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陆卫平 晁钢令 时间:2013-02-15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这样,一方面由于“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人们注重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另一方面“节俭”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美德,在这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过度自我控制”的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保守、谨小慎微,消费抱有负罪感/不安全感,形成了鲜明的“保守消费”特征。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阶段周期,每一个阶段周期内都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低消费倾向”现象。
  四、小结
  文化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文化是人类欲望和行为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了微观个体行为的“从众消费”特征和“保守消费”特征。其各自具体的形成逻辑为:“谦和、低调”与“面子、攀比”,导致了个体消费者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消费行为,即“从众消费”;“风险厌恶、风险敏感”与“崇尚节俭”,导致了个体消费者选择了“谨小慎微”的行为方式,以“保守”来安排自己的消费行为,即“保守消费”。而五千年文化的长久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上述的“从众消费”和“保守消费”特征,在社会上“大范围且显著化”,从而汇聚形成了宏观层面的居民消费特征:阶段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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