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与对策

     [摘　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对世界与中国的就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的一揽子宏观经济调控与就业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V”字恢复,积极化解了巨大的就业冲击。经济企稳向好、平稳恢复的趋势渐为明朗,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就业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经济阶段、性质与特征,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已是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就业;特征;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调整产业与促进就业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有力遏制了经济滑坡,实现了经济止跌恢复,保持了经济较为平稳的运行。经济企稳向好的趋势渐为明朗,政府退出与后危机时代的宏观政策抉择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就业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与对策成为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高速增长。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就业人员从2003年的74432万人增加到77480万人,净增3000万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引发了经济危机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我国政府多管齐下促进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5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31120万人,增加910万人,新增加11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由4·2%上升到4·3%,完成了预期调控的就业目标。
    2010年经济企稳回升,就业形势好于2009年,但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中国就业问题依然复杂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2008年有2500多万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危机给中国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发挥和经济逐渐恢复, 2009年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又回城重新就业,同时出现的“民工荒”、罢工潮,尤其是代表劳动密集产业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发生的十多起跳楼事件以及向内地迁移的事件,都显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危机给中国的就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总量的巨大与就业稳定问题的突出相互交织,使得就业上升为社会首要关注对象。保持新增就业增加与稳定就业、减少岗位流失并重成为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加之处于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就业带有转型、转移、总量、结构、困难和长期等各种类型与矛盾交汇一起,形势十分严峻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四大长期一突出”,即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农业富余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困难群体数量大,就业制度变革转型期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且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大学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同时凸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决定了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企业就业存量在2008年底减少了8%,企业就业岗位表现为净减少。新增就业成果被存量流失抵消,城镇失业率上升,这是自2003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显示, 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平均有40%的企业出现过岗位净减,全部监测企业的岗位增减相抵为净减,减幅达到-8·1%。危机冲击中,农民工首当其冲。特别是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农民工就业人数众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待岗或返乡情况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2009年春节前,有1200多万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暂时失业返乡,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8·5%。
    严峻就业形势充分说明,稳定就业与新增就业同等重要,就业优先重于增长优先。
    2·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与就业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就业风险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减少就业风险与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提升就业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就业领域的一个迫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量渐进改革形成的出口依赖发展方式,使得产品的市场和投资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风险非常巨大。危机以来出现的东南沿海大量失业现象正是这一增长风险与结构风险的反映。与此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二三一”的三次产业格局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小,形成了近几年来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就业的增长弹性下降问题。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现了这一矛盾。
    危机让西方社会对于超前消费文化进行了认真反思,社会公众的储蓄意识增强,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尤其是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明显上升,美国人大肆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导向依赖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3·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就业体制性和方式性的风险差异相互交织,使得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和灵活性就业成为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问题。
    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关闭,工人下岗失业。与此同时,相比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群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
    支持和保障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应成为一个促进就业增长与稳定的制度。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社会保障滞后与政府就业保障能力不足相互交织,使得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高效、细致、灵敏、有力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能力,成为急需解决的公共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对城镇灵活就业群体和非就业群体的保障不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程度较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社保制度难以适应劳动者跨地域流动和身份转换等。在危机冲击下,上述问题更加凸现。另一方面,危机中公众对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政府缺乏就业市场信息和监控,未能建立失业预警系统,未能形成健全的职业培训与就业促进体系和网络。如灵活就业、正规就业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差,处于失业风险的最前沿,但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按现有信息统计体系无法掌握。再如,占吸纳就业主流地位的大量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雇佣情况不在当前常态统计范围之内,成为掌握社会就业全貌及制定相关政策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