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一、问题的提出
“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最近几年来，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以便“迎接重化时代”的投资热潮而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国的经济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还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也就是党中央所说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话，我们很难平稳地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化。当前，我们要根据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这个时候，我们来认真地考虑一下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是很有必要，很有好处的，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不仅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等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就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也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而是就事论事地去讨论一些问题，不能回到基本问题去讨论。譬如近几年来，煤矿矿难频发，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报道和评论，讲了很多道理，说思想有问题、缺乏发展观；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等。这些都是事故频发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好像绝大多数报道和评论都没有说到，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就是主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式、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的条件之下，你说我们严格执法，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都停下来，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当前，我国许多煤矿安全都没有达标，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能源煤炭供应又十分紧张。我们按照现在有些分析说，因为执法不严，因为有法不依，好，现在我们依了，如果我们假设都依了，把安全没有达标的煤矿全停下来，煤要减产一半左右，那会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严格执法，而是说仅解决严格执法问题，若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率也得不到持续稳定的提高。所以说，如果关于增长模式的基本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日常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比如说，当前我国经济工作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增长很快，而消费增长太慢。由于投资增长很快，消费增长太慢，于是就发生了很多问题，企业的产能增加很快，产品却销售不了，企业亏损日益增加，这个问题2005年就非常明显。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扭曲问题就解决不了。现在投资建了这么多企业，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不掉，这个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最近有学者著文，说企业面临的产品积压的困难当前还没到头，大概在2007年会到最高。因为最近这三四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16年投资的总和，产能增加得很快，如果消费还是上不去，将造成大量产品积压，若寻求进一步扩大出口来找出路，贸易摩擦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也许是一种学者的偏见，但我认为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讨论，否则就事论事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被动，天天都是在“救火”，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今天讨论防止通货膨胀，过了两天又是通货紧缩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从全世界的经验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研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二、我国的工业化增长模式演变和存在的问题
(1)1979年以前的增长模式：旧型工业化。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用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搞了156个项目，主要的投资都投在这上面了，想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结果在这种模式指导下。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很快在1956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在那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所以，虽然说要强调发展农业、轻工业，但是其前提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种模式指导下，实际工作中不但没有强化农业，1958年还搞了个大炼钢铁，影响非常严重。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前，都是沿着这种增长模式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其结果，不仅效果很不好，而且带来了很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开始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其实就是纠正旧的增长模式、旧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
(2)1979年以来的增长模式调整。1979年和1981年我们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它的要点就是加强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九五”计划里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五计划”继续沿着这个路线，强调要优化结构，要结构升级。但是，从1979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强调的是改变结果，而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去分析原因，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要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强调要效率，提高效率支撑增长。但是怎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能提高效率？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够，从而在事实上使我们总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所以只片面地想改变结果；由于没有改变原因，结果也改变很慢或很少。那么有哪些旧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在起作用呢？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点没有到位。特别是最后一个时期，由于我国改革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金融资源主要来自银行；更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银行的信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当地的党政领导影响，甚至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除此之外，近些年来，有个新的重要资源——土地是由政府在配置，政府从农民那里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收回来，然后由他们来决定配置。
二是把GDP增长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这带来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国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不能落实，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片面追求GDP增长率的问题至今在许多地方仍存在着。
三是我们现在税收的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这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这个东西是跟产值直接挂在一起的。
四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价格。这个问题很重要，非经济学家大概不太注意。在过去，计划经济为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用行政办法干预价格，价格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由行政决定的；行政决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量压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说，劳动力工资尽量规定得很低，美其名曰因为好吸引投资；贷款是保持过去的低利率状态，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的。2004年这一年，中央的要求是要压缩投资，可是贷款的实际利率是零利率，零利率就意味着只要你有办法借到钱，你根本就不用付代价的；土地，或者说过去不要钱，后来批租的时候，那是有很多优惠的，对大企业，对外来的企业，那是半买半送。甚至有些地方搞得更厉害，其中的几通一平由我负责，不仅没有收益，还为进驻企业倒贴不少资金；还有电价，电价是普遍偏低；石油制品的价格，我国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上，全世界的人都骂美国，美国因为燃油没有什么税，所以就浪费世界资源，我国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又是个贫油的国家，也没有燃油税。有识之士包括汽车工业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多少年，要鼓励省油的、低排量的轿车，要限制高排量的车，要给油品加税，但是为了支持我国的汽车工业，燃油税迟迟没有出台；还有一个就是外汇，外汇人民币低估，其实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它的成本大为降低了。
(3)近几年来出现的问题。当前，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走回老的增长模式，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生产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来要调整结构、优化结构，但许多人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调整结构？为什么调整结构？怎样调整结构，他们把调整理解为由政府来向什么方向调整，理解为向发展那些产值高、税收多的产业调整，于是就形成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风潮，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3年变成了全国的风潮。俄罗斯的一些理论家就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情况做了一些论证，说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许多地方都说本地经济结构太低级了、太轻了，要重型化。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是2003年，那时我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当时深圳市党委的领导提出来，深圳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轻，要重型化。听到这个说法，我们都不太同意，原来广东省委的几位老书记都不同意。在我想来，深圳本来信息产业很强，华为、中兴这些实力很强的信息产业企业都在深圳，我们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支持它们，让这个产业成长得更快。后来，深圳市委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们摒弃了重型化的道路。2004年到浙江也碰到这个问题，特别奇怪的就是各个企业都要做汽车。在宁波调查时，听说波导也要做汽车。当时我很不理解波导为什么要造汽车。波导在2002年时虽是全国手机产量最高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是法国技术。如果企业的资金很多，据说准备了几十亿要做汽车，我说这几十亿为什么不投入手机的研究开发呀？除非不准备做手机了，要是做手机的话，是不是还是要搞一点自己的知识产权呀？不然钱都让人家赚了。后来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再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这个时候他们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最终没有做汽车。但也有上了的，奥克斯就上了。奥克斯的SUV现在下马了。下马以后，现有的客户提出来汽车备件没有，怎么办？全国各地像这种情况很多，就是要重型化，全国各地都是重型化。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是说不能一窝蜂去“搞”，不能把重工业作为我们主要发展的行业，而且也不能够各个地方都去发展这个东西。
(4)走旧型工业化道路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窝蜂地重型化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有以下7点：
①扬短避长，降低效率。我们知道要取得经济效率，经济学上说一个基础的东西就是要看你的资源禀赋，要扬长避短。那么我们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长的、什么是我们短的呢？我们最长的就是人力资源，而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经济之道、提高效率之道，就是要扬长避短。但是用重化工业去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恰好是一个扬短避长的选择。
这几年我国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扬短避长。这里有个电解铝的例子：
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多出口50万吨，增加收入6.9亿美元，但同年原料增加及价格上涨、海运费上涨等因素导致全行业成本增加6亿美元。两者相抵后，虽然账面盈利0.9亿美元，但0.9亿美元不包括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和资源紧张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损失。仅以每度电的机会成本为例，按每度电的机会成本1.33元：多耗电75亿千瓦时，直接经济损失约RMB100亿元。
②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因为目前我们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支持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低附加值、低盈利的企业，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出口了，所以就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效率的努力。在2003年的一次有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参加的讨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的专题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升值，升值以后我们出口会有困难，使得我们出口会减少，或者增长不会快。但是浙江有一位做出口的企业家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他说：“从短期看，用保持一个人民币低估的状态是有利于出口的，但是我看这样搞下去，我们浙江这些出口企业两三年后就会出大问题，为什么会出大问题？因为现在完全没有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的压力。”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经济部门领导，有的部门领导同志说，这个话是值得注意的。结果还没到两年，真应了这个企业家的话。现在我们沿海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一些困难。所以说还是要让企业有压力，不断地提高产品附加值，用“十六大”的说法就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不然不行。
③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益。200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最高，达33.6％。但最近这几年，不但没有升反而降了，就是因为重化工业化。
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1.4 28.5 31.3 30.7 33.4 33.6 33.5 33.1 3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就形成一种状况，就是在微笑曲线里，我们是处在最下边的，就是干的附加值最低、盈利率最低的那种活。美国耶鲁大学和北大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中国产业发展集中于低附加值、低盈利的加工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卖硬苦力”。《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年初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意思就是中国替美国“卖硬苦力”，美国受益很大。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做鼠标的，叫罗技鼠标(Logitech)。中国每年卖到美国2000万个鼠标，全是在苏州生产的。每个鼠标的售价是40美元。40美元怎么分的呢？其中，罗技公司自己得20％，就是8美元；分销商零售商得37.5％，15美元；还有零配件的供应商，像得克萨斯仪器(TI)等都是作元器件的，那些得35％，14美元；中国得多少呢？得7.5％，3美元，这3美元里面包括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全在这3美元里面。《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罗技公司就是当前全世界经济的缩影，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就是靠中国人卖苦力。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卖苦力了，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
我国人均资源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资源种类 我国人均占有水平 占世界人均水平比重
耕地 0.1公顷 42
淡水 2257立方米 27
森林 0.12公顷 20
矿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 0.93万美元 58
其中：煤炭(探明可采储量) 98.94吨 53
石油(剩余储量) 2.7吨 11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769立方米 3
铁矿石 36吨 71
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可是资源消耗的情况是，石油消耗了7.4％、原煤31％、铁矿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这样一来就变成严重的资源紧缺。资源当然可以到外国去买，但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耗费很大，需要买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的价格也就越来越贵了。现在不但资源贵了，海运也贵了，因为要向运矿石、石油、氧化铝等等。
⑤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如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政协环资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粗放发展的局面，我们将“无法向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这里还可以举些例子。比如说华北平原是我们最缺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却有1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仅河北省就6000万吨。有研究报告说，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已经被打光了，现在正开采深层地下水。而深层地下水，因为它不能回补，是不能够采的。开采深层地下水就会把地表打漏，打漏了就是地表跟水接不上了。但这个地区又是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对水的需求量非常之大，所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⑥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我国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关于这个问题，主张用大量投资去发展重化、用它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实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有关资料表明，“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在以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十五”前3年着重发展重化工业，使就业状况恶化。我们知道，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上要依靠服务业、靠小，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就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低得非常快，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些非常主张重化工业化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⑦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关于投资和GDP的关系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一次讲话中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就世界各国情况来看，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比重的严重扭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就是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收益递减非常的明显。
衡量投资效益的指标叫ICOR。西方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ICOR是多少呢？马凯主任在讲话中讲到，大概是1～2，而我国是5。即我国投5元钱下去，才增加1元钱，而别的国家呢是投1～2元钱下去就增加1元钱。
投资效率低就会隐藏着风险。我看到一些企业家在《商务周刊》上发表文章，说现在都是由企业投资，企业自己负责，国家没有风险。这与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据我了解，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企业投资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风险不在这些企业的身上而是在银行身上。我也主张投资不要审批，但现在的问题是在银行，而银行贷款，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党政领导意图。钱哪来的？通常的办法都是这样：党政领导的办公会决定了本地区要发展哪几个产业，要搞哪几个大项目，然后来拼盘子，财政拿多少、银行拿多少、股市圈多少。这样做的结果，如没有保证回报的话，将来出了问题就是银行的烂账。据我所知，不仅是企业的无效投资带来了金融风险，地方政府也在累积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的时候，大规模地建设，它是指望着地价涨，地价涨了以后卖了地就还银行的钱。现在，国家严格控制土地，于是好多地方就发生恐慌了。这怎么办？所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希望国家放松对土地的控制。总而言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在出现了大面积的不良资产的情况之下，就是迫使国家买单，不管是你从财政出、外汇管理出、中央银行再贷款，归根到底还是纳税人掏钱。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0年前预言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后来讲了他为什么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他就是从投资分析出来的，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三、怎样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
靠加大重化工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据我了解，我们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多数人取得共识，一定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一定要像中央提出来的那样，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社会，一定要走这条路。我国需要很快地把经济做大，需要有高速度增长，但是路子一定要想好了。我国有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很紧缺的，所以在这个当口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要出点主意。这个呼声现在已经很高了，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约资源，要改善环境，但是该怎么做呢？这需要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使中央这个要求能够落实。
1. 认真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加快和技术进步
我们要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的投入。尽快普及九年义务，大力发展“走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化”的教育体系。
2.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中国不行，中国有它薄弱的方面，但是也有它强的方面。我国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搞研究开发完全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企业做得非常好。我每次去深圳总要到华为、中兴去看一看，每次看了都很振奋。我们中国人不是绝对就不行，是可以行的，只要我们努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它的体系、法制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服务业。应该说香港的服务业，不管是综合物流管理、供应量管理还是金融，整套的体系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香港回归了，已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了，这套东西我们能够把它用起来，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3.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现在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一讲信息化、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外围设备，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统计资料表明，在信息产业的结构上，我国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是软件服务为主，而我国是硬件为主。虽然这种情况有改进，但是，改进很慢。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发挥不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这是它的主要作用，不光是信息产业本身的产值。而这一点是现今许多企业没有认识到的。
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结构比较(％) 硬件 软件 服务
美国 34 24 42
中国 84 9 7
4. 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将资源配置方式由行政配置主导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基础。我们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加快改革，减少行政干预，矫正价格扭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效率，把我们的增长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建立一个体制基础，没有这套机制，没有这套体制，没有这套制度，你想做也做不到。也许我想得悲观一些，但是可以就我自己的经历讲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中关村附近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我们那里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心。上世纪50年代从1955年开始向科学进军，搞12年科学规划。由政府来决定科研重点，组织人力物力攻关，然后要求企业把这些攻关成果市场化、商业化。至今为止，好像这个老路子变化不是太大。
我国科技、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从改革的角度进，就是要改掉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这套体制。美国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罗森伯格讲道，为什么在19世纪科学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呢？就是因为此前是一个等级制和层级制，也就是科层制的体制，而再以后就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家的共同体。最近我看到周光召同志有个讲话，说你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他这个观点我很赞成。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搞一个制度，因为没有这套制度，人人都想当官。要搞一套什么制度呢？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那个制度，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越来越变得行政化，官本位就是华山路一条，这就抑制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从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经验看，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现在的激励就是当官，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搞技术创新的人，包括企业家都是如此。
再以服务业为例，我很愿意推荐大家去看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卖硬苦力”呢？他那篇文章分析了其中的道理。他认为落脚点在体制。他说大家都知道，附加值高、盈利性高的是服务业，盈利性低、附加值低的是装配、制造业，但是这两个行业中，我们为什么长于搞制造搞装配呢？因为这两个行业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不同。装配是跟物打交道的，这对制度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不太高；而服务业是跟人打交道，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干不了。我曾与冯国经先生讨论过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我说，你来介绍介绍经验，把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搞起来。他说我那一套要在内地不大好做。比如说，他给一些生产服装的企业做供应链管理，就是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地方买纽扣、买布，然后把布送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后整理。这个供应链能确保当在某一个时点上加工服装的这个企业要用布时，他的布到了；要用纽扣时，纽扣到了。他说供应链管理全靠软环境，软件丝丝入扣，零仓储，但是在内地这么个市场环境下怎么做呢？做不到的。合同的执行很成问题，他就适应不了。我想陈志武讲的是有道理的，服务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要有好的产权保护。他说，对于实物产品，产权保护比较容易，看得见；但是金融产品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它的产权保护要有很严密的体系才行。因此，我认为要强调推进改革。怎么推进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考虑得也很周到，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执行，要能够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5.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的关键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的转变，是职能转变。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政府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要加快改革步伐，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温总理在2004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说，2005年是改革年；到2005年3月温总理说是改革攻坚年，我想这“攻坚”两个字加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坚”在哪里呢？就在政府自己，这些改革都牵涉到官员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要革自己的命。最近，有一个单位请我去讲课。我与来接我的那位同志就谈起来了。我发现他们有公司，给公司融资，执行倾斜政策，他们在中间还做一件事，就是高科技含量认定。我就说我们那里好像早就没有了，而且科技部徐部长以前也跟我说过，这是不行的。但这个同志说，他说他们那个地方还有，企业提出来，由行政机构认定然后以他所属的金融机构给企业融资和优惠。据我了解，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情况还很多。所以一方面我是寄希望于我们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我们大多数单位先进性教育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就要拿实际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对领导来说，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确是分立化，哪一行的机关就变成哪一行的利益代表，而不是代表全社会去管理、规范这个行业了。所以，对改革攻坚的艰巨性，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下定决心，把这个“坚”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