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
摘 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进行了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以期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关键词：循环回收行为；总体状况；方差分析；人口统计特征；政策含义??
一、问题的提出?
循环，建设循环型社会，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证。这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reduce,reuse,recycle,3R)为原则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不仅是生产环节(针对工商)的循环，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费环节(针对居民和各类消费者)的循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我们必须首先调查和了解普通居民在消费、使用过程中的循环回收意识和行为，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对普通居民加强循环回收行为的沟通和引导。?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对居民的环境意识行为(或称环境保护行为、环保型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一些学者(Schwepker and Cornwell,1991)发现，收入、受程度、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和居民对生态的关心显著相关，高收入者，以及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关心生态。同时，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也比其他人群更关心环境。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波隆斯基、威蒙萨特，2000)。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由于我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来直接判断我国的情况(况且，发达国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近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居民环境意识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杨明，2002)，但是很多研究仅仅是对公众环境意识行为的现状进行一般性描述，缺乏深层次分析。而且，很多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事实上，这些环境问题有的似乎距离居民还很遥远，居民日常的环境意识行为很难显著地影响这些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居民切身的环境问题——垃圾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主要对城市居民日常的产品消费、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意识行为——循环回收行为进行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以武汉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度量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语句，我们设置了4个问题：?
F1：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F2：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
F3：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
F4：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
其中，F1、F2度量的是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倾向，F3、F4度量的是居民对废旧产品(或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倾向。每道问题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制，我们采取居民主观赋值的方式，得分代表居民对该语句的同意程度。其中，1同意， 2大致同意， 3一般， 4不太同意， 5不同意。有的语句为正项指标(如F2、F4)，有的语句采用负项指标(如F1、F3)，负项指标统计分析时我们反向打分(即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得分时，用6减实际得分).?
第二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居住年限、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等，共10个问题。其中，对就业状况变量，我们设计了3个分类指标：(1)是；(2)否；(3)在校学生，这样可以把学生与其他居民区分开来。对职业变量，我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有所调整，将职业分为6类。个人月收入项中，我们选择以800元为一个区间(而不是通常使用的1000元一个区间)，将个人月收入分为6类。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项中，我们以1600元为一个区间，将家庭月总收入分为6类。鉴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准确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难，我们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家庭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并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6类。为了设计本调查问卷，我们了很多国内外文献(Anderson and Cunningham,1972; Bohlen, et al. ,1993; Newell and Green,1997)，并在其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文化特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反复修正。问卷正式形成以前，我们首先经过一轮与专家、居民的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重要影响后归纳得出问卷初稿。此后，我们对城市居民进行了两次预调查：第一次调查了30位城市居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获得了26份有效问卷；第二次调查了60位城市居民，获得了54份有效问卷。我们对预调查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了被调查居民的有关意见，对一些不适合的问题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问卷调查于2006年在武汉市展开。我们采取邮寄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派送了12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小区信报箱，并请居民将填好的调查问卷用我们预先贴好邮票的信封寄还给我们。派送调查问卷时，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根据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七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选择了25个居民小区(分层抽样)。其次，每个小区平均派送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信报箱(简单随机抽样)。除邮寄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在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了随机的面对面调查。面对面调查问卷的内容与邮寄问卷是一样的，只是被调查人当场填写，我们当场回收。截至2006年6月25日，我们共回收问卷355份(其中，邮寄问卷回收242份，回收率为19.36％，面对面调查问卷回收113份，没有统计面对面调查拒绝率)，后经一致性检验剔除34份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321份。为了确保调查的是武汉居民，在我们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在武汉居住的年限都达到6年或以上。从回收问卷的构成分布看，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状况等大致与武汉市总体状况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调查是、可信的。我们采用SPSS11.5对321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
我们先不考虑内部差异，从总体上考察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一般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度量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59.5％的居民不认同(包括不同意和不太同意，下同)“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F1)，只有19.9％的居民认同(包括同意和大致同意，下同)F1。相应地，有65.7％的居民认同“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只有9.7％的居民不认同F2。从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角度看，F2的回答结果要好于F1，内部差异也小于F1(表现为F2的标准差小于F1)，这反映了多数居民认同会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但是，居民对于产品废弃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一致。部分居民也许认为“一件产品用旧了就废弃了”，此时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在度量居民回收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61.4％的居民不认同“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有24％的居民认同这么做。居民对“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F4)最为认同(均值为1.29)，内部差异也非常小(标准差为0.693)。统计显示，有93.8％的居民认同F4，不认同F4的居民不到2％。比较F3、F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对纸张的回收非常高，但是F3的回答结果显示，不少居民扔掉了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据我们调查，扔掉的废旧物品主要包括旧塑料、玻璃、布类织物、金属等。这些物品不容易像纸张那样积累起来卖掉，回收的途径也不便捷，所以居民回收利用的激励不够。?
总的来说，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考虑到居民可能有“爱面子”心理，存在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城市居民实际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可能低于我们的调查结果)。?
四、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
我们主要采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s, ANOVA)对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时，我们把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自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共9个变量)，把循环回收行为作为因变量(包括F1、F2、F3、F4和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即以上四者的平均值)。我们主要考察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统计特征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对于性别，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男女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表明，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循环回收行为的四个问题上，男性更不会对产品“喜新厌旧”(F1)，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据我们推测，这可能由于女性更追求时尚和时髦，所以对产品的循环使用与回收再利用不太注重。?
对于婚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已婚者与未婚者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已婚者更倾向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已婚者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未婚者更倾向“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F3)。据我们分析，未婚者与已婚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未婚者年纪小，一些还未成年，社会责任意识较弱；二是未婚者收入来自父母，经济压力感受少，所以对循环回收行为不够重视。
对于学历，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没有影响。这是因为，随着高等门槛降低，初中等教育日益普及，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居民在学历上没有可比性。例如，现在的一个大学生与80年代的大学生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在同一时代、同一年龄层次的居民中(如都是25-34周岁)，进行学历比较才有意义。保持时代、年龄条件同一的条件下，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对于家庭人口，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家庭人口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
至于就业状况，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就业状况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显示，已就业者和未就业者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88、2.00，而学生的平均得分为2.4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就业者大多数为55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据统计，未就业者中有55.8％的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上，还有18.6％的人年龄在45－54周岁之间，两者合计有74.4％)。可见，学生较其他两类人相比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在F2、F3、F4三个问题上，学生均表现了这种倾向。学生对循环回收行为的认同度较低，这可能由于学生更追求时尚潮流，倾向于时尚消费，往往忽视了循环回收。另外也可能由于学生大多住在学校宿舍，缺乏将可回收垃圾(如纸张、旧塑料等)积累起来回收的条件，而住在小区的其他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将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资卖掉。?
对于职业，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职业的居民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上有差异，只是显著性不够强(显著性水平为0.072)。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各类工人(制造、运输工人、手艺人和相关人员)对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最为注重，其次为企事业单位职员、管理者、各类专业人员及个体老板，最不注重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是服务业员工、商业人员、销售人员。?
对于收入，在0.012的显著性水平下，个人月收入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均值分析表明，月收入在1600-3200元的中等收入者相对于高收入者与较低收入者更不注重循环回收，主要体现在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的回收(F3)上。较低收入者(月收入1600元以下)注重循环回收应该主要是出于动机，而不一定是内在的责任意识。月收入32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大多属于已婚男性，年龄多在25-44周岁，学历多在大专以上，他们注重循环回收则可能出自内在的社会责任意识。?
对于家庭人均月收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没有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对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是我们自己换算而得的，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上面我们用单因素分析法分析了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但是，进一步地，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对不同性别居民的影响是否完全一致？比如说，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存在影响，但是，个人月收入对男女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有同样的影响？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一下性别分层后这些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我们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别对男性样本(177个)和女性样本(142个)进行单独分析，并进行相互比较。见表3。?
如表3所示，婚否、年龄两个变量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存在影响，但显著性水平有所差异。婚否、年龄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女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1，男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婚否变量仅在F3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与之类似，年龄变量仅在F2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
与前面单因素分析一致，家庭人口、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三个变量对男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则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说，学历高的女性相对于学历低的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女学生相对于其他女性(已就业女性和未就业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中等收入的女性相对于低收入女性和高收入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
总的来说，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表明，不仅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男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小，女性内部的差异较大。可见，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性别分层前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显著影响”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揭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仅仅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对男性没有显著性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却挖掘出隐藏的关系：学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比较明显(不考虑居民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特别地，居民对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的回收非常高。另一方面，从对不同居民的具体分析看，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年龄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年长者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学生相对其他人来说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而不是男性)身上。相应地，女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男性大。?
本文的研究可对我国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例如，考虑到居民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制定者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实现以较低的政策成本获得较高的政策收益。鉴于学生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应重点针对学生加强循环回收意识方面的传播与沟通；鉴于女性居民和年轻者更少地从事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对女性和年轻者应加强引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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