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互补性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学家们认为，制度一方面反映和塑造着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受该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严重制约而具有惯性。因此，在解释经济不发展时，往往会涉及发展家普遍存在的、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并把信贷合作社、扩展式家庭等很多非正式制度看成是市场失灵或正式制度低效的一种反应(Ray,1998;Murgai,etal,2002;Fafchamps and Lurid,2003)。当采取某种特定形式的制度存在收益递增时，最初采用者基于自身利益选择的路径，会使整个系统长期被锁定，使新的更适合的制度无法立足(Hoff and stiglitz,2001)。而且，这一过程存在多种结果(多重均衡)，上起初的“小事件”也可能决定较大范围的结构变化。因此，制度变迁并非总是使社会必然走向最佳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种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或自我强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可能陷于一种内生的制度恶性循环之中：市场发展的低水平加大了信息不完善程度，而信息不完善本身又催生了妨碍市场发展的制度(Banerjee&Newman,1998;Hoff and Stigl-itz,2001)。
这说明很强的制度互补性可能使经济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即便是每个人都知道存在另一种所有人都能收益更多的均衡，个人也不可能协调其他个体的行动以互补变动(对于获得哪个结果是必要的)实现较高水平的均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制度的互补性为什么会使经济陷入低水平陷阱这种现象。进一步要问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经济摆脱低水平陷阱。
制度的互补性是指行为主体无法在不同的市场协调其决策，但他们的决策在参数上受到另外市场现行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的相互依赖构成制度互补性。托皮科斯(Topiks,1978,1998)、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1990)发展的超模博弈模型对此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库柏和琼(Coop and John,1988)论证了策略互补性和纳什均衡多重解之间的关系。
最早对于互补性的研究来自于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的著作。他从部门间的投资互补性研究了多重均衡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近期的文献主要研究一个部门的投资对其他部门产品市场规模的影响，墨菲(Murphy,1989)研究了协调投资共享基础设施条件下的化问题，那么这种代表互补经济的协调对工业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德里格斯(Radriguez,1996)研究了投入品互补性及专业化程度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经济与专业化经济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分工的演进。该模型的相似研究可在克鲁格曼(Krugman,1995)关于集聚经济的文献中找到。
科尔曼(Coleman，1988)对于人力资本创造中同龄人群体影响的研究，表明互补性对改善学习成绩具有有效性。布赖恩特(Bryant，1983)研究了技术互补性的多重均衡问题。法雷尔(Farrel)，夏皮罗(shapiro)等人利用技术互补性，研究技术扩散的外部性。布卢姆和德劳夫(Blume and Durlauf，1999)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群体的互动性，把社会资本，技术扩散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加迪和埃克斯(Gaddy and Ickes，1998)利用制度的互补性研究了俄罗斯内部人控制经济的演化，证明了制度的转轨不能忽视路径依赖性(即现存制度的互补性)，否则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
现有互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而制度互补性研究文献仍然有限，较为规范的研究是青木昌彦利用博弈论进行制度互补性研究。本文将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讨论制度的互补性。通过分析将会发现，当存在较强的制度互补性时，帕累托次优的整体制度安排有可能出现和延续。随着现有制度安排互补性减弱，新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产生，我们称之为制度创新或内生制度进步。
二、模型分析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专业化，专业化带来技术进步，产生专业化经济；另一方面劳动分工造成技术知识的分离，从而产生协调分工的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费用的制度。制度公共品特性易于产生制度知识的交流，形成互补性。制度互补性产生的激励形成互补性经济。专业化经济与互补性经济权衡决定分工经济。分工经济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这里我们将从分工的视角探讨制度的互补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演化机制。
1．基础模型
考虑有一种最终消费品粮食z，它通过劳动和两种中间产品组织生产，这两种中间产品x、y分别为代表制度安排甲和制度安排乙。粮食的CES生产函数对所有消费品——生产者是事前相同的。
zp≡z+z5=[(x+txd)ρ+(y+tyd)ρ]β/ρ·ιαzp∈(0,1),p∈(0,1)
(1)
其中，xd和yd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两种中间产品各自的数量，1－t是他们的交易成本系数。两种商品的自给量是x和y，ιz是一个人在生产消费品中的专业化水平，z+zs是这种消费品的产出水平。α+β表示生产最终产品的专业化经济程度。生产最终产品的两种中间产品之间互补经济的程度由1/p表示。
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是：x+xs=ιαx和y+ys=ιαy
(2)
劳动的禀赋约束是：ι1+ιx+ιy=1 ι∈[O，1] i=z,x,y
(3)
最终产品的交易成本系数是l－k，效用函数对于所有人是事前相同的，并由下式给出：
u=z+kzd
(4)
2．市场结构
由文定理建立9种市场结构，求解9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确定一般均衡。
考虑自给自足中的三种模式：所有商品零贸易并且x，y，z＞0的一种模式，表示为(xyz)；所有商品的零贸易量，x，z＞0，y=0的一种模式，表示为A(xz)；所有商品零贸易量，y，z＞0，x=0的一种模式，表示为A(yz)。模式A(xyz)、A(yz)、A(xz)的人均真实收入能被解出，如表1所示。
接下来考虑有分工而没有企业的三种结构。结构D(xyz)由M个人在模式(x/z)、(y/z)和(z/xy)之间的分工组成。模式(x/z)由xs，zd＞0，ιx=1，x=xd=y=ys=ιz=0 定义。模式z/xy由zsz，xd，yd＞0，ιz=1，zd=x=xs=ιx=y=ys=ιy=0定义。所有角点解被在表－1中。
结构D(xz)由出卖商品x买商品z的模式(x/z)和卖商品z买商品x的模式(z/x)组成。结构D(yz)与结构D(xz)对称。
最后，考虑有分工和企业的三种结构。结构F(xyz)由卖最终产品，购买劳动来生产中间产品x、y的(z/ιxιy)；卖劳动购买最终产品，生产中间产品x的(ιx/z)：卖劳动，购买最终产品，并生产中间产品的(ιy/z)组成。对于模式(z/ιxιy)，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假定劳动贸易的交易成本系数1－s，这个系数包括企业内的监督费用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Nx是一个雇主雇佣的生产产品x的工人人数。Ny是雇主雇佣的生产产品y的工人人数。最终产品的价格是pz，工资率是W。选择(z/ιxιy)的一个人的最优决策被总结在表－2中。 
utx=kzd=kw/pｚ
(10)
pzzd=wιx=w
(预算和禀赋约束)
(11)
在模式(ιy/z)中的决策与在模式(ιx/z)中的决策对称。
利用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得出结构F(xyz)中的角点均衡，在表2中给出。除了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效率系数t被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效率系数s替换外，结构F(xyz)中的角点均衡与结构D(xyz)中的角点均衡恰好相同。
结构F(xz)由生产和出售最终产品，买劳动来生产中间产品x的(z/ιx)和(ιx/z)组成。结构F(xyz)和F(xz)之间的差别是在后一种结构中更小的投入品种类被生产。除了在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效率系数t被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系数s替换外，在结构F(xz)中的角点均衡恰好与结构D(xz)中的相同。结构F(yz)与结构F(xz)对称。与结构D(xyz)相对应，有更多可能存在的有的结构。他们全部与结构D(xyz)和F(xyz)有相同的分工结构，但是有不同的交易和剩余权结构。类似，有与结构F(xz)或F(yz)有相同的分工水平和模式，但是有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更多结构。
3．一般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结构A(xyz)，A(xz)，A(yz)，D(xyz)，D(xz)，D(yz)，F(xyz)，F(xz)和F(yz)中的人均真实收入，连同姚定理，产生了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被在表－3中。
其中Q=2(αβ)αβαα/β(1-β)(β-1)-ββ-1(αβ+α)-(αβ+α)/β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表明：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分工演进。例如，随着最终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k和t增加到大于Q2-1/ρ，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A(xz)转到有分工的结构D(xyz)。
这种演进与新制度的出现是否相关联由以下比较而定：互补程度1/ρ与专业化经济程度α相比较。如果1/ρ＞α，那么分工的演进与新制度的出现不相关联，随着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被充分改进，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A(xyz)转到分工结构D(xyz)。如果1/ρ＜α，随着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被充分改进，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A(xz)转到分工结构D(xyz)，从而产生分工和制度创新的同时演进。
命题：当一个制度安排与另一个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互补经济的程度1/ρ大于专业化经济程度α)时，制度发生锁入效应，具有路径依赖性。当一个制度安排与另一个制度安排不相适应(互补经济的程度1/ρ较小，比专业化经济程度α还小)时，一个制度安排将由另一个制度安排所代替，出现制度创新。
三、案例分析
关于我国农地股份制创新的一个普遍的经济学解说是农地股份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林添福称农地股份制是农地规模经营的一种有效形式。赵红菊、高雄、林跃平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认为土地股份制可以改革我国税费制。廉高波认为，农地股份制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优化选择。上述观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有其合理性。但对于农地股份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经济增长这样一个经济学命题是否成立，我们认为应该首先明确命题的前提假设条件。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地股份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似乎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然而，在这样的中国家，农地股份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命题就不一定成立。笔者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农地制度的多元共生性，即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不同，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买卖及租赁市场的交易效率不同，存在农地制度的多重均衡解。由此命题出发，我们论述了农地规模经济无关性，即农地规模经济存在正相关、常数和负相关的情形。因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分工和专业化，农地规模经济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结果，它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交易效率较低，分工和专业
化水平不高，很难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除个别发达地区，农地股份制通过规模化生产来达到提高经济增长之外，一般来说，我国农地股份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命题难以成立。既然难以用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来解释农地股份制创新，那么目前中国农地股份制创新的根本动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提出一种经济学的解说：农地股份制创新的动因是土地买卖市场的垄断性，或者说是征地制度的缺陷。
在现有家庭土地承包制下，我国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征地完成，而现有的征地制度是国家垄断的，它是农地买卖市场的唯一合法的途径，具有制度缺陷。随着城市土地市场的发展，土地价值不断上升，按理征地价格也应随之上涨。但征地制度规定的征地补偿是按农地用途产值倍数法来的，使得征地价格与城市土地价格相差甚远。由于家庭承包制立法不完善，产权主体不明晰，收益分配界定不清，以及征地管理体制、收益机制、补偿办法等方面的缺陷，在现有家庭土地承包制与征地制度下，农民利益受损。农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断尝试着新的农地制度，如在广东推出了农地股份制。在这种新的土地制度下，农户以土地入股组建公司，出租土地给开发商收取租金，农户按股分红，这样把土地潜在的升值转化为红利，给农户带来了实际收益。目前，这种农地股份制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兴起，说明土地股份制是对征地制度缺陷有益的补充。对农地股份制的出现的持规模经济解说很难得到实证支持。土地股份制的规模经济论并不能解释土地股份制的产生。而我们从制度的互补性角度提出农地股份制的创新是基于征地制度的缺陷的假说，可以得到广泛的实证支持。真正的原因是土地股份制与我国现有征地制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农地股份制创新是现有征地制度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互补性弱化的表现。
任何微观组织和制度都是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结构和结构之中，在许多时候，这些结构不是外生的约束，而是与所考察的微观组织和制度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些经济中，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法律结构在长时间内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忽略了这些变动不居的结构来考虑转型中的微观组织和制度，很有可能得不出中肯的结论。例如，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新确定私人产权，但是，经济的绩效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忽略了微观组织和制度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相反，中国的经济转型表面上看，并不符合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缺乏清晰的产权，对私人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但是经济却获得了高速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微观组织和制度与现有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与法律法规大致相吻合。制度较强的互补性会带来互补性经济，但同时会损失专业化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因此要求提高专业化水平，调整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结构，使之相互协调。
四、结论
本文论证了制度安排的互补性可能造成多重均衡下的“低水平均衡”，帕累托次优的整体制度安排将会存在和延续。为了打破“低水平均衡”，应提高专业化水平，使专业化程度强于现有制度间的互补性经济，这样可能内生制度进步，创新制度安排。
[]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2-海三联书店．1991．
[3]Yang xiao kai,2001.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Cambridge,MA:Blackwell.
[4]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5](美)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李文震．论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对制度变迁绩效的影响[J]．湖北大学学报，2001，(3)．
[7]吕萍，孙琰华．农地转用价格确定模型与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4，(4)．
[8]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J]．经济学，2004，(1)．
[10]彭美玉．农地规模经济无关论[J]．农村经济，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