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

摘  要：宋代下层人户一般每天收入数十文到100文不等，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的费用约需20文。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销，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大约在1000贯以上，南宋大约在3000贯以上，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到宋钱的币值，从1文钱、10文钱、100文钱、1贯钱、10贯钱、100贯钱、1000贯钱到1万贯钱，其购买力囚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各列举有大量事例，以便互相比较。

关键词：宋代／生活水平／币值

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①笔者在研究宋代物价的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期望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

一、下层人户每天的收入与居民每天生活的费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北宋后期，张耒在诗中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云：“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卷十三《感春六首》)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2](支戊志卷九《嘉州江中镜》)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有“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3](卷二《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4](卷十八《达佣述》)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部分买酒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据洪迈记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墘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2](补志卷一《都昌吴孝妇》)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一般乡村下层百姓的每天收入。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5](卷二)。在城镇卖水果的收入是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2](支癸志卷八《鲁四公》)。日均收入在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2](丁志卷十六《吴民放鳝》)。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2](补志卷十三《曹三香》)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2](支癸志卷八《游怕虎》)。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北宋后期的李昭圮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瘇，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6](卷十一《代四兄弟求荐举书》)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南宋时，临海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言：“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7](卷三七，彭仲刚《崇俭素》)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那么，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8](四笔卷二《张天觉小简》)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2](支癸志卷十《安国寺观音》)。饶节曾言，“百年七万二千饭”[9](卷一《为卿昙辅作一枝庵诗》)，这是按一日两餐的。说明一日两餐是宋人普遍的饮食习惯。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偶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富贵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11](卷四《忠孝》)。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12](卷十七《回陈樵翁》)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13](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如王禹偁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曰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14](卷一○○《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13](卷十八《附论班固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一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1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韮十数茎，醋汁半盂，人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15](卷三《范文正公道旧日修学时事》)。每天食小米2升。北宋后期，李復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16](卷十一《兵馈行》)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村民李甲，40岁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2](支戊志卷一《石溪李仙》)。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17](卷中)，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19](卷六《与雪峰清了书》)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10](卷四九一《日本国传》)。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20](卷七五《编配流役》)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21](卷一《投富枢密札子》)。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22](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2．5升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的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3](卷九《宽恤士卒疏》)南宋中期的赵汝愚又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23](卷二二三《经籍考五十·食治通说一卷·赵丞相序略》)肯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24](《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柒斤”[25](卷五)。在这里3升是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26](卷三四三，元丰七年二月辛未)。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菜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两浙人方逢辰的一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照此，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醛酰酱菜与薪”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大雪，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27](卷一，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费，升合之米，则不死矣。”[28](卷十四《上哲宗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了购买食品的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每天为居养人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10](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除粮食外，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与此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记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29](卷十二《余杭所闻》)即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综上可知，北宋时期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费用需20文左右。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10](卷二○○《刑法志二》)，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22](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丁巳)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焊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30](卷二四《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一位青壮男子每天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31](卷十四《秘阁修撰黄公行状》)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宝祐六年(1258年)，建康府创建实济局，是收养流浪者的救助机构。每名月支米6斗(日均2升)、盐菜钱15贯、柴钱5贯(均为17界会子)。[32](卷二三《庐院》)按宝祐六年17界会子1贯只值铜钱56文足的标准计算的话[23](卷七《楼店务地》)，则其日均盐菜钱28文、柴钱9．3文，共30余文。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另有一例可以佐证：绍兴末，有官员任满后到临安求官待调，“累岁无成。孥累猥众，素不解生理，囊橐为之一空，告命亦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得钱籴米而无菜资，但就食店拾所弃败叶，又无以盛贮，惟纳诸袖中”[2](卷六《奢侈报》)。靠乞讨度生，全家每天最少需要100文才能解决口粮问题，吃菜则要另外拣拾。史料中说他“孥累猥众”，若以8人计，人均12．5文。宋仁宗天圣年间，学者孙复到南京应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说：“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34](卷十四)每天100文养活2人，人均50文，显然是比较优裕的。

    宋人每天的日常家用，就普通百姓而言，大体上低于所收入的100文。节俭的士大夫也是这种水平。宋真宗朝，吕夷简刚出仕为幕职官时，月俸5贯800文，“公乃约家人，日用不过百金。有余，置竹桶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内子，八百以备伏腊。竹桶之积，具饭以待同僚。上下欣然，无不足之色”[35](附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十)。他的5贯800文(省)月俸是如此分配的：1贯供其母，1贯供其妻，800文供过节，余下的3贯供全家日常开支，平均每天100文省即77文足。宋真宗朝，李若谷任长社县令时也是如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南宋张九成、郑刚中二家每日的消费更少，都是数十文。如张九成说：“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36](乙编卷五《俭约》)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时，“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每月初取钱4贯500文，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使用，则其“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剩余者专门藏在大竹筒中以待来客。[37](卷五二《答秦太虚书》)每天限用150文。何忠礼先生对此有独到见解，认为所谓的“日用不得过百五十”，仅仅是供苏轼个人所花的零用钱，不可能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费用。[38]此说不无见地。我认为，就前文种种情况以及吕夷简、李若谷、张九成、郑刚中等4家的情况看，150文作为全家的日常食用标准虽然能够成立，但像这样的官宦家庭，不可能每天买粮度日，苏轼的家庭日用应是除了粮食之外的日常花销。②

    不过应明确，这仅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一家一天花费100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费用则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为必须有积蓄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服装的更新、住房的折旧、年节应酬、生老病死、婚嫁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费用。以仅次于吃饭的穿衣而论，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要消费1匹纺织品。如王禹偶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也是“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34](《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有的史籍简化为“岁衣缣一匹”[11](卷四《忠孝》)。专家张方平说：“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人衣布帛二端。”[39](郑十五《食货论·原蠹中篇》)一般而言，每人每年平均正常消费是2匹。黄庭坚则言：“人生岁衣十匹，日饭两杯，而终岁茶然疲役，此何理邪?”[40](正集卷二五《书赠俞清老》)岁衣10匹，显然是官僚富人的标准了。庆元年间，湖州人、中级官员倪思言：“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41](卷七五上，倪思《经鉏堂杂志·人生享用》)按他计算，全年所有的花销每人日均约274文。不过一般百姓不会有这么多，当在100文左右。

    再看一般人家的日常生活水平。宋代实行募兵制，士兵靠军饷养家。宋仁宗时，张方平言：“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39](郑二四《论国计事》)中等禁军家庭每年给钱50贯，平均每天130余文，这是个能解决温饱的钱数。北宋中期司马光言：“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42](卷五三《申明役法札子》)所言是中等人家的情况，每人日均粮食2．7升、钱50文。同时，如果在开封“日得一缗”，就可以“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食膏鲜”。[43](前集卷五《任愿》)以5口人计，人均200文；以7人计，人均142人，显然是富裕生活。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以后，朱翌开始担任州县官，“月俸钱万二千，米石五斗，麦如米之数，十口之家取足。已而官朝廷，禄十倍之。然日食肉犹一脔，衣常百结，退视其室，其空如故。南来已老，内外食者四十人，婚姻、宾客、伏腊不论，论其常，一岁钱千二百缗，米百八十斛。拱手端坐，炊烟屡绝”[44](卷四《朱翌》)。宋徽宗后期，朱翌家人日均钱40文、米1升，“十口之家取足”，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到了绍兴初，人口增加到40口，仅日常消费即人均需钱82文、米1．2升。且由于物价上涨，仍经常吃不上饭。绍兴七年(1137年)仇忿在明州担任长官时，问一幕官：“公家日用多少?”回答说：“十口之家，日用一(一作二)千。”仇悆又问道：“何用许多钱?”答道：“早具少肉，晚菜羹。”仇忿吃惊道：“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36](乙编卷五《俭约》)所谓“贪官”嫌疑人的家用，是人均100文或200文，主要标志是每天吃上一顿肉。其实，以仇忿的收入并非吃不起肉，只是生性节俭而已。

最后再看赵宋宗室和皇室的生活费用。绍兴元年(1131年)，南外、西外的宗子女妇共525人，“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西外一百七十六人，岁费约三万缗”[22](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壬子注)。每年供养费用为9万贯，平均每人每月14贯余，每人每天470余文，相当优裕。建炎年间，皇太后孟氏“性俭约，有司日供，千缗而止”[22](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乙巳)。每天1000贯的消费，对一位皇太后来说，还算是节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