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研究文献综述——兼论中美贸易磨擦
[关键词]贸易摩擦，文献综述，中美贸易
在国际经济领域，贸易摩擦的可谓源远流长，早期著名的贸易争端包括Anslo-Hanse贸易战，Franco-Italian贸易战以及Hawley-Smoot贸易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21世纪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席卷全球，此时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贸易保护形式更加多样化，手段更具隐蔽性，且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贸易摩擦的主体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人们熟悉的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贸易摩擦的研究领域，国外拥有大量的文献，随着中国的“入世”以及中国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因此近年来国内贸易摩擦相关文献也不乏其数，但作为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对其文献进行综述与回顾却是非常重要的。
贸易摩擦分析
1.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许多关于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是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出发的。Gilpin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主义出发，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各种贸易摩擦，这种贸易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与此同时，Katzenstein的研究也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事实往往是在霸权上升时期，霸权国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的开放，贸易摩擦也相应减少；而当霸权衰落时，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保护主义和更深层次的贸易摩擦就会源源不绝。进入21世纪，Comoxy和Baumol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们指出面对一个以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国际贸易有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进行有效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会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更精确地说，一个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一发展状态，就会再次引起国家利益的冲突。显然，在国家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首先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国家间不会出现贸易摩擦问题，但如果市场失灵，比如相互交往的两个国家间出现国际经济扭曲问题时，便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要根除这种贸易摩擦，就必须消除国际经济扭曲问题，即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其中依据H—O理论创立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即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其次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分析视角涉及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假定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均为垄断企业，研究集中于战略性贸易理论。尽管它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但国际贸易摩擦问题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的政策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由于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摩擦。其中，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了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制度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领域假定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在这一领域作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模型都有一个相似的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探讨与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如果一国在自给自足时的收益水平大于转入与外部经济联系时的收益水平，那么该国一定会返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并有可能与相互贸易的国家发生贸易摩擦。
2.贸易摩擦福利效应分析
(1)理论分析。传统的评估贸易摩擦福利效应的研究表明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为贸易摩擦使所有国家的福利都恶化，例如Gros认为，在关税战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获利。第二种认为贸易摩擦中一国福利的增加以另一国的福利恶化为代价。Johnson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国在贸易战中的福利比在自由贸易中的福利更好。而且，根据贸易品的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价格弹性可以预期关税战中的得益和损失。相对于他国而言，一国的得益是其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的正函数，是其进口供给价格弹性的负函数。如果一国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而进口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低，那么，即便是在外国报复的情况下，该国仍可以通过实施最优关税而获利。Whalley利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描述了最优关税战中的得益和损失。在该模型中，假定每个国家都生产进口晶和出口晶，在每个国家都实施最优关税的条件下，仅仅考虑不同国家不同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下的福利效应。Whdley的结论表明，规模相同的国家(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税战使双方均受损，规模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税战往往是大国得益而小国受损。
(2)实证分析。在有关贸易摩擦福利效应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实证分析，Whalley进一步对规模相同国家间关税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分析相同的结论。他发现，如果欧共体(EEC)征收175%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提高1.9%；如果美国征收160%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增加2%；如果日本征收200%的关税将使其国民收入增加1.8%。但是，当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同时征收178%的关税时，全球福利将下降4%。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关税战中大国之间相互侵害的能力，也表明，如果小国之间不合作报复大国的话，那么很容易在与大国的关税战中被大国剥削而受损。另外，Gasiorek等在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汽车产业的分析后，认为北美在同欧盟和日本间的关税战中获利匪浅。Markusen和Wigle发现，在纳什均衡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美国实际上是无差异的，但是加拿大在自由贸易中的情况要好得多。Perroni和Whalley运用CGE模型对七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和欧盟在全球纳什关税战分别增加了525亿美元和1284亿美元的福利，而其他五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他地区)却损失了1.39兆美元，从而整个世界总的福利损失为1.21兆美元。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Johnson有关市场权力的角度的结论，表明国家大小和最优关税率之间有积极的相关性。
3.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目前许多学者提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经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现实国际经济领域中大量的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依据，这促使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纯贸易理论与政治学框架间搭起桥梁来分析贸易政策决策的“内生”过程以及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与此同时，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为贸易摩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目前，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丰。
在对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早期关于贸易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可以免于政治压力的影响，从而其行动完全为了公共福利而具有慈善性。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有：Johnson的经典《最优关税与报复》，Mayer认为贸易协定是两国政府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这些经济学家应用博弈论的方法于贸易政策、政府实施报复、自由化或者一个混合战略，目的在于实现本国福利最大化。尽管他们强调了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间的互动特征，但他们将政府视为公共福利的慈善侍者而没有任何私利，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抓住了现实世界中政府的真正目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Peltzrn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持最大化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反映的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自利集团的利益。实际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这方面最早的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在这本书中，Schattschneider对利益集团对1929-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上世纪50年代，C.P.Kindlebergert发表了“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它分析了欧洲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变化。显然Schattschneider和Kindleberger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主要借鉴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就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Gordon Tullock就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印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Grossman和Helpnmn发展了一个正式的框架，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当中，假定政府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助，分析了两个层面的博弈，即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间的战略互动以及国际领域政府间的战略互动。他们通过非合作与合作的关税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了国内政治如何决定了政府的国际目标。另外，Gould和Woodbridge考察了贸易保护、报复和贸易战背后的动态过程，他们发现报复外国的决策和实施关税同其他贸易政策的决策一样，同为内生政治过程的结果。选择报复还是选择自由化来应对外国的报复威胁，不是由政府的外生目标决定的，而是由两国内部竞争性利益集团的相对影响力来决定的。他们的结论表明，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些分析无疑增加了我们对贸易摩擦背后的动态政治过程的理解。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上述是对贸易摩擦研究的一个，具体到目前日益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则具有自己的特点。中美贸易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较快的，贸易已经成为双方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逐渐成为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入世”后，美国人原本期望美中贸易逆差缩小，就业岗位增加，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相反，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先进技术产品净流出等贸易失落在美国国内聚合成一股强烈的排华贸易的情绪，由此，两国间贸易摩擦持续发生，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限制等贸易交锋此起彼伏。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中美学者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的不断增多，主要集中于根源和对策研究方面。
1.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分析
(1)美方的观点。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美中的贸易逆差问题。美方统计显示：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1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值达到202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贸易赤字的25%。美方同时指出，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了81%，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了92%，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了95%，而且1990年至2005年末，美中贸易逆差累计已达10000亿美元。美方认为造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在15%-40%之间(美方指出中国虽然在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仍然在控制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至少应升值25%)。
美方指出，造成美中贸易失衡的另一因素是中国政府为本国提供的大量的政府补贴(尤其是对出口型企业的补贴)、各种歧视性的关税减免政策以及外国企业准入限制等。美方认为，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其形式往往非常隐蔽，例如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等。这些补贴大量存在于中国纺织业、钢铁业、石化业、高科技产业、造纸业、机械制造业及有色金属业。
第三个造成美中贸易失衡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给中国带来的低成本优势，美方认为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保证，这使中国的劳动成本非常低廉，从而具有相当强的成本优势。最近，美方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工资相对较高的航空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每小时64美分，远远低于墨西哥的工资水平，同美国更是存在巨大差别。这促使大量的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产品再出口，从而带来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因此，美方认为中国违背了“入世”时的承诺，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工人和各经济体的利益。美方特别指出美中贸易不平衡已造成美国制造业中大量的失业现象，美国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造成美国国内1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而1989—2003年间的美中贸易逆差造成美方15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美方一向认为制造业对美国的经济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的问题。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些国家确实出现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斯蒂芬·罗奇指出一些人认为新兴的中国企业随意地瓜分了全球市场的份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罗奇指出：十多年来，中国出口总额增长的65%来自全球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权威数字统计，2002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金额达527亿美元，创最高纪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高成本的化国家自愿选择中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并非中国企业占据了全球市场。罗奇同时指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其竞争力的具体表现，中国不是依靠低估价值的货币来竞争，而主要是靠劳动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以及坚定的改革承诺。与此同时，Chad P.Bown和Rachel McCulloch则认为美国确实对中国实施了歧视性的贸易政策，这包括显性歧视贸易政策(以美国对中国提出的反倾销诉讼和特殊保障措施为例)与隐性歧视贸易政策(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签订了大量的贸易协定)，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加重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2)中方的观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受到朱总理关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冯国钊的合作研究成果《对美中贸易的新估算》，以及前外经贸部“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中期展望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新因素——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期展望》，上述研究成果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归结于进出口统计误差、香港的转口贸易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等。另外，国内学者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主流观点还有：大选前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
其他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赵晓教授的两篇文章《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与《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系统论述了中国国际经济摩擦的形势、特点及其成因。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既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期、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一系列问题。而雷达、于春海认为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原因是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他们认为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可以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与此同时，赵建则指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在于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并指出各国经济政策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则是使国内外产业间的矛盾外部化为国际贸易摩擦的关键。
2.中美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1)美方的观点。美方的研究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根源在于中方没有很好的履行“入世”时的承诺，没有履行作为WTO和IF成员的基本义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方指出虽然2004年7月，人民币由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升值2.1%，但这与美方认为的至少25%的升值程度相差甚远。因此美方认为解决美中贸易摩擦的根本解决方法是督促中方更好地履行承诺，美国建议更多的因此遭受损失的国家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又指出，根据WTO规则应对从中方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抵消中方外汇倾销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美方指出应利用中方对美方的较强的依赖性促使中方进行改革并放弃目前的运行机制及其政策(中方对美国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出口商品中33%的商品出口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只占其出口总值的4.2%，而且中方在资本和技术上对美国的依赖性也非常强)。美方进一步提出应联合欧盟、日本等同盟方对中国共同施加压力，使中方取消各种非法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工待遇。步入2006年，随着美中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美方已将加强贸易规则的执行，诉诸WTO作为对华贸易政策重心。
与上述观点相反，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表示，“我不认为人民币浮动汇率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这位美国前贸易代表专门为中国提出了如下化解压力的建议。首先，全面执行在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WTO承诺。她认为全面履行WTO承诺至关重要，特别是加速执行某些承诺，尤其在服务业领域，有助于缓和紧张形势。其次，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如果能把人民币和美元在更高的汇率上重新挂钩，或者采用一个更宽的汇率波动区间，自然会大大减缓压力。但是，中国必须伴之以银行业的改革，否则将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造成伤害。第三，中国可以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政策。
(2)中方的观点。目前，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政府派出高级别的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而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国内有大量的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策研究的成果，代表性的观点有：首先，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摩擦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因而针对这种经常性的现象，需要设立常规性的经济机构来处理这种问题。WTO原则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从调整产品结构入手。赵晓提出应该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的改革，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达成加入WTO的承诺，为解决中外经济摩擦问题创造条件。何伟文则认为，正确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途径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市场潜力，大力增加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由双方政府推动一些大项目贸易，并努力把中国贸易顺差的一部分转变为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