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最新进展
一、具有资本积累的内生创新增长模型
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按照其增长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以资本为基础和以创新为基础的模型。前者(Lucas，1988；Rebelo，1991；Romer，1990)建立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之上，强调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忽略了R&D活动；后者(Aghio & Howitt，1992；Grossman & Helpman，1991；Segerstrom，Anant & Dinopoulos 1990)把R&D活动置于增长模型的中心，认为R&D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源泉，忽略了资本积累的具体表现。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是不尽合理的。Aghion(2004)、Aghion and Howitt (1996，1998a)、Howitt(1997)承认他们1992年的模型中突出技术创新对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资本积累的不足之处，继而在1992年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积累，构建了一个具有资本积累与创新的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研究中，应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即资本积累与创新都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排除一个而忽略另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不应该被视为经济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推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方面，它们对于持续的增长都是关键的因素。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增长率同时受到资本积累和R&D共同影响的原因在于，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若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则要进行相应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追求更高的均衡利润而刺激创新，更多的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增长率而刺激资本积累。这两个过程不可或缺，若没有创新，递减的回报将阻止新投资，而没有净投资，那么不断增加的资本将抑制创新。因此，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一般也有利于创新，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
与Aghion and Howitt将资本积累与创新相融合的初衷相类似，Zeng(1997)采取了另一条研究路线。他在Romer(1990)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以及R&D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此前，Romer(1990)把物质资本并入一个纵向的产品多样性模型，通过R&D发明的新中间品生产，实现资本投资。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也在他们基于思想的增长模型中引进物质和人力资本。但这两个模型的局限在于，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R&D分离开，同时假定人力资本固定不变。Zeng(1997)的模型不同于前两者之处在于：模型中有四种经济活动，即最终产品生产、中间产品生产、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R&D活动；将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放置在一个模型中，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与R&D是结合在一起的，人力资本随时间变动而积累，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被内生决定；R&D创新生产的中间品的质量提高是增长的源泉；成功的创新有两种“创造性破坏”效应，新的中间品的发明破坏旧的中间品，新知识的创造使既存人力资本效率降低。与Aghion and Howia (1992，1998)的模型相比，Zeng的模型中，创新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发生创造性破坏，这就弥补了前者所谓的创新只使物质资本发生创造性破坏的单方面的情况。由资本积累与创新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Zeng指出，一方面，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R&D生产的两个关键要素；另一方面，新技术对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开启了新的机会。
不过，Zeng(1997)的模型并不具有政策性，Aghion and HowiR(1998)的基于资本积累的内生创新增长模型中，也没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针对这些不足，Zeng于2003年在其1997的基础上，结合Howitt and Aghion(1998)和Howitt(1999)的研究，把资本积累与创新结合在一个框架下探索其政策含义。他把内生人力资本积累并入Howitt等(1999)的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之中，用人力资本代替中间品生产的劳动投入。Zeng(2003)的模型有两个特点：其一，在Howitt模型中，中间品是用物质资本与劳动作为两种投入要素，而Zeng的模型中，中间品是用物质与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其二，人力资本生产除了本身是一种投入以外，物质资本也是人力资本生产的投入要素。Zeng的结论说明，长期增长决定于偏好、技术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从政策上讲，Zeng的模型具有很强的政策效应，它解释了政府税收以及补贴政策具有的长期增长效应。
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增长理论之一。但这一理论常常受到质疑：即它能解释经济收敛吗?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成功地收敛于技术前沿，而有的国家仍然持续停滞?Aghion(2004)和Howitt(2000)、Howitt & Mayer-Foulkes(2005)的研究表明一个经过修改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能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他们把Solow-Swan与Aghion-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多国熊彼特主义模型”：这一模型考虑在一个世界经济的环境中，多个不同国家生产单一产品；国家之间的主要联系是技术转移，不存在商品和要素的国际贸易；每一中间品都对应使用和生产它的国家，但怎样生产通常源于其他国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正知识溢出效应。经济体存在有条件趋同：任何一个当前知识存量低于平均知识存量的国家，其创新模型将大于平均创新规模；任何当前知识存量高于平均知识存量的国家，其创新规模将小于平均创新规模。Howitt等指出，由于技术转移，实行R&D的经济体将收敛到均衡增长路径，否则经济体将衰退；那些收敛到一个共同的正的增长率的经济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这样，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有条件的收敛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越低于稳定状态路径，那么该国的增长率就越快。假如一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隔离，任何提高这一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的外生变化都将持久地提高它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在稳态下，经济体的相对生产率与相对人均收入正向取决于投资率、R&D生产率、R&D补贴率，反向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世界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正向取决于每个经济体的投资率、R&D生产率、R&D补贴率。可见，熊彼特主义的增长模型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外溢或技术转让是收敛的主要来源，而在Solow—Swan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资本积累的AK模型中，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是经济收敛的主要来源。因此，熊彼特主义模型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提出了解释生产率差异的一种比后者更有力的分析。Howitt等人的这些结论得到了一些间接的验证。Coo and Helpman(1995)，Coe、Helpman and Hoffmaister(1997)以及Feyer(2001)等的研究对此提供了经验支持。
从理论的来源上讲，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是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统一起来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Aghion-Howitt模型(1998)、Zeng模型(1997，2003)既可看做具有资本积累的熊彼特主义模型，又可看做一个具有内生技术进步的Solow -Swan模型。事实上，他们对于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解释不是反对，而是补充它。对此，Aghion and Howitt(1998)指出，新古典理论的问题不是它分析了资本积累，而是它没有分析技术进步。可见，内生增长理论没有放弃新古典增长理论，它仍是对后者的修补。它试图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创新增长理论统一起来，并吸收产业组织理论等其他学科的合理内涵，使经济增长理论更切合实际。
二、基于路径依赖的内生创新增长模型
从的观点看，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门格尔关于组织制度的演化以及凡勃伦关于累积因果关系的概念就具有初步的路径依赖思想(Garrouste & Ioannides，2001)。凹世纪3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熊彼特指出，一项创新可以确定进一步探索的路径。新熊彼特主义者Dosi(1982)据此指出，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Arthur(1985)和David(1985)在分析标准键盘的推广过程时分析了技术竞争的锁定与标准选择，并指出这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过程。技术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是累积渐进的：重大技术创新为后来的技术提供了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发展变得有选择性；技术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使得技术现在的状况深刻地影响该系统今后时期的进展；现有技术知识结构使得某种前进轨迹成为可能，而任何时候的技术进步都可理解为对此轨迹的进一步延伸和开拓。罗森伯格(2004)以及Roberts and Setterfield(2005)把内生增长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现象。因此，可以把经济增长理解为本身就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尽管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置于增长的首要位置，但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的历史特点并没有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得以分析。结果，习惯上将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地模型化。这种方法是一种黑箱中的技术进步，是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缺陷。Redding(2002)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从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来研究技术创新的微观过程，构建起内生增长的微观机制，提出建立在路径依赖之上的创新与增长的模型，从而发展了创新增长理论。这是一篇第一次从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特点——路径依赖去说明内生增长的有创见的论文。它说明技术开发的历史模式在决定未来技术进步步伐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Redding模型中技术进步具有四个特征：内生创新、不确定性、基础创新与次级开发之间的差异、基础技术到次级技术的不完全溢出(次级创新下，基本技术与下一项技术具有一定相关性)。技术进步的这四个特征为路径依赖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尤其是，如果跨越基础技术的次级知识溢出不完全的话，与基础技术相关的次级知识存量的提高会降低当事人从事下一次基础技术研究的激励。Redding引进了关于次级知识溢出强度的不确定性，引起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并可能导致暂时技术锁定(次级知识溢出的实现，利用新的基础技术没有赢利)与长久技术锁定(假定预期的次级知识溢出规模既定，寻求新的基础技术不再赢利)的差别出现。Redding引进了多重中间品部门，技术进步遵循路径依赖，个体部门可能会经历技术锁定，在整体经济上，基础研究和次级开发的双重作用使得经济出现内生增长。
Redding模型对技术领先周期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他指出，在技术采纳模型中，如果最初先进国家被锁定于一种技术中，周期循环就会出现。技术领先周期可以通过基础和次级创新的区别来解释。知识从基础技术向次级技术的溢出中，与基础技术相关的在次级知识存量中的增长减少当事人从事下一次技术发现的研究的激励。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表现在：次级开发的历史路径影响了目前从事基础研究的动力。首先，随着累积的次级知识的增长，次级知识过时，由基础技术的发现，可以推断下一次技术意味着这项技术不太可能构成激进创新，这样，依赖于基础创新间的随机时间间隔，经济在激进和渐进创新周期中内生地移动。其次，一旦基础创新成为渐进的，现存的基本技术的进一步次级开发降低了将来的价格，当下一次的基础技术被发现时，基础研究预期利润下降，这样基础技术的次级开发就减少了均衡就业。再次，如果次级开发进行得充分，经济会锁定于现存的基础技术中；在平衡状态下，次级开发将提高现存基础技术的生产率以致不再有利于更高级的基础技术研究。因此，发达国家处于锁定状态，从而落后国家可能实现技术领先，对发达国家技术赶超和跨越的程度就依赖于基础知识与次级知识溢出的相对规模。
Redding(2002)的工作改变了主流的内生增长模型几乎没有涉及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性的这一理论空白，使内生技术的增长模型创建真正从技术进步本身的特点出发。这是一大进步。其不足之处在于：既然习俗、、惯例、技能的形成都具有路径依赖性(Garrouste & Ioannides，2001)，那么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进而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此外，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这一特点如何与“路径依赖”在模型上实现结合?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通用技术创新与增长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分析的再一个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具体技术类型的作用。事实上，不同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涉及的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与特定技术(specific technology，简称ST)。前者涉及范围广，进一步改进范围大，具有很大溢出效应，能对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信息与通讯技术、蒸汽机、机、新能源、大批量生产的产业组织方法等。后者涉及范围小，仅运用于某一具体部门。将GPT内生化是内生增长理论最新方向之一。
GPT模型最早源于Bresnahan and Trajtenberg(1995)的经典。他们提出，GPT在扩散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内在的改进潜力、创新互补性、规模收益递增等特点。由GPT引起的激进创新，在产业之间以S曲线形状扩散，提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成为增长的“引擎”。GPT的增长效应由Helpman and Trajtenberg(1998)做了正式分析。他们在Romer(1990)以及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模型基础上，建立了GPT增长模型(简称HT模型)。沿着 Helpman and Trajtenberg(1998)的思路，Adlion and Howitt(1998b)探索了GPT的宏观经济效应(简称AH模型)。AH模型在基本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在第二阶段增加一个创新过程，使得GPT抵达的时间内生化。HT与AH模型被称作第一代 GPT模型(Carlaw & Lipsey，2006)。基本意思是：GPT创新成功之后，并不会立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是需要特定的配套技术(ST)，即由GPT的急剧创新诱导的一系列次级中间品的渐进创新。这一过程中，通用技术由于技术的广泛传播而影响整个经济，形成蜂聚创新(lumpy innovation)，并引起与通用技术相关的特定技术的补充创新(complementary innovation)浪潮。在新的GPT实现创新，补充创新还未来得及完成下，GPT并不能在最终产品部门立即使用，而以渐进创新体现为某种新的中间资本品形式，以前GPT所对应的特定配套技术不适合一种新的GPT，必须等到这些关键的中间品开发完成，厂商才会转向新GPT。在这一过程中，资源被用于开发新中间品的R&D活动，国民收入将下降。在长期中，GPT形成广泛的技术溢出，厂商通过社会学习机制采纳新GPT，补充创新越来越频繁，该GPT成为新的支配性的技术范式，它被越来越多的产业者使用，国民收入将上升。上述第一代GPT模型非常复杂，所用的分析技术限制了进一步的理论发展，且难以进行经验分析。在此情况下，Carlaw and Lipsey(2005，2006)提出了一个新的GPT增长模型(简称CL模型)。CL模型与以前的GPT增长模型相比，其假设更接近于事实。基础研究的内生性创造新的GPT，运用现存 GPT的知识以改进生产消费品的方法，新技术以及技术溢出出现或快或慢的增长。CL模型与第一代GPT模型相比，主要具有两点不同：前者考虑一系列GPT的生命周期行为，后者仅关注一个GPT生命周期的经济行为；前者的当事人知道当前每个部门的资源边际生产率，但不能预见当前GPT未来的演化，后者假定当事人能预见新GPT出现的整个演化过程，这使得他们最大化新技术的整个生命期间。CL模型的优点在于以简单的模型表述了一些经验事实，但缺点在于不能取得均衡增长路径。
Bresnahan、Helpman以及Trajtenberg等提出的通用技术的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并将其建立于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引起经济周期的思想之上，与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通用技术的一个最显著特性是路径依赖。因为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可以为后续的系列创新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后续创新依赖并补充原始创新(罗森伯格，2004)。GFr模型承认增长是由创新所驱动的的路径依赖过程(Carlaw & Lipsey，2006)，但是他们没有借鉴Redding(2002)基于路径依赖的内生创新思想，没有在GPT的正式模型中体现出技术创新的历史特征、技术累积以及技术锁定等思想。此外，为什么通用技术在某一特定时期实现，是否有任何经济或社会制度的因素影响新的通用技术的发明?为什么某种通用技术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扩散率?如何将通用技术创新与“收敛俱乐部”理论结合起来?通用技术创新增长理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表明通用技术创新理论还存在很大的局限。
四、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阀值理论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早已有人关注。Arrow(1962)第一次用经济学的方法揭示了技术进步与干中学的关系。他将技术进步作为“干中学”的副产品。贝克尔(1964)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积累所推动，国家之间增长差异在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Nelson and Phelps(1966)则认为增长由人力资本存量所驱使，国家之间增长差异在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技术进步能力的差异。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明确地将人力资本界定为技术水平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涉及人力资本对创新能力有何影响。Young(1991，1993)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与发明相互依存的混合模型。但是也没有具体解决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互动关系。后来，Temple and Voet(1998)才对此作了一个初步回答。他们提出，当人力资本达到某一阀值时，先进技术将被采用。但是，他们的模型具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将人力资本视为外生给定的，以致不能纳入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中。最近，Sorensen(1999)对此作了一个发展。他在Romer(1990)模型基础上加入部门，并将人力资本视为干中学的内生化过程。Sorensen模型与Romer模型类似，存在家庭与厂商，经济中具有三个部门，即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以及R&D部门。最终品部门当事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完全竞争；中间部门与Romer模型一样，市场是垄断竞争，中间部门生产思想，拥有知识产权，并把专利卖给最终品部门；在R&D部门中，人力资本与一般知识用于新设计的生产。家庭模型中，工人或者受教育或者消费，时间既可用于学习，又可用于工作。在最终品中人力资本的水平越高，则收益率越高。Sorensen用模型的形式把对经济增长中两种互为补充的因素“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模型的生产分解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是R&D部门的生产，将创新成果以专利的形式卖给中间厂商；后一阶段，最终部门使用中间品与人力资本进行生产。中间品厂商的收益回报率与最终品生产中的人力资本正相关。当人力资本较低时，将缺乏R&D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增长仅仅由学习推动。更进一步地，当人力资本低于某一阀值或中间品市场规模低于某一关键值时，将缺乏R&D活动。令没有R&D活动的情况为体制1，具有R&D活动的情况为体制2。 Sorensen提出了两个命题：命题1：当人力资本趋于0时，体制1的收益率大于体制2的收益率。命题2：当体制1的收益率等于体制2的收益率时，人力资本的阀值水平大于0，经济将从体制1转向体制2。命题1说明，在较低的人力资本下，体制1的收益率超过体制2的收益率。其结果，经济处于较低的人力资本的体制1之下，即中间厂商支付专利将不能收回单位成本，R&D不赢利。命题2意味着在经济的转换点上(the trigger point)，体制1的收益率必须等于体制2的收益率。两种体制下收益率相等表明其价格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R&D的单位成本能被收回，R&D能够赢利。这样，由于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进行R&D将有利可图，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Sorensen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的较低阶段的 R&D不赢利。其原因在于，对于较低的人力资本，创新收益低于投资于学习的收益，此时仅有学习驱动增长；然而当人力资本达到某一阀值后，将发生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学习与创新同时驱动经济增长。Sorensen模型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人力资本不仅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并影响国家间经济追赶速度。
Sorenson模型的上述结论间接地由Teixeira and Fortuna(2004)的研究得到证明。后者使用误差修正模型与协整分析研究了葡萄牙从1960-2001年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的情况。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的长期弹性是0.42，内生技术的长期弹性是0.30，技术的吸收能力(以人力资本存量与创新能力的合成变量表示)的长期弹性是0.40。人力资本与内生创新对于葡萄牙经济增长过程是重大的，较高的人力资本将能获得更大的内生创新收益与创新吸收能力。
五、消除规模效应的方法
早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具有规模效应，即技术进步率与R&D投入水平成比例。意即，如果我们把R&D的投入增加一倍，那么技术进步率也将增加一倍。1995年，Jones发表的两篇论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以美国战后发展的证据指出，尽管R&D的资源增加数倍，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人均资本产出却保持相对稳定。这就是增长理论中有名的“琼斯批判”。它提出了下列问题：规模效应的特性是否能经受经验检验?是否能够提出规模不变的增长模型而保持长期增长的内生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内生增长理论是重要的。因为排除规模效应的特性可以增强理论与经验的相关性，有利于把新古典主义与内生增长理论综合起来分析。此外，规模不变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可以提高政策相关性并且提高现实的解释力。正因为消除规模效应显得如此重要，所以，近年来经济增长学家们对消除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效应作了种种探索(Dinopoulos & Sener，2006)，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思路：
第一种方法，“技术机会递减”(diminishing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这种方法假设R&D活动的难度随着技术水平提高而增大。其意思是，随着技术研究开发的深入，创新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没有规模效应的外生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Jones(1995)以此方法消除了罗默模型中的规模效应。Kortum(1997)为技术机会递减的假设提出了理论基础。Petsas(2003)以此消除了GPT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
第二种方法，“多样化扩张机制”(variety-expansion mechanism)。这种方法利用一个二维的产品差异框架：横向的产品差异采取多样性积累，类似于上述外生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一样排除规模效应；纵向的产品差异采取质量改进或过程创新，产生内生的长期增长。它假设总的R&D难度与多样性的数量直接成比例，且多样性的数量直接与经济的人口水平成比例。该方法主要用于规模不变的内生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最早由Peretto(1998)提出，此后 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 (1998)以及Howitt(1999)对此方法作了运用。
第三种方法，“租金保护活动”(rent protection activities)。这是Dinopoulos and Syropoulos(2001，2006)和Kulihali(2001)提出的一种新颖的方法。他们利用了一个概念“租金保护活动”，排除了Grossman& Helpman(1991)所提出的熊彼特主义增长质量阶梯模型中的规模效应。在质量阶梯模型中，在一个单元的间隔中存在一系列结构相同的产业。每一产业级别中质量产品由获得暂时经济利润(租金)的在位垄断者生产。挑战者对这些租金提出要求权利，他们致力于R&D投资去发现更高质量的产品以替代在位垄断者。在位垄断者有强烈的激励投入资源于各种活动以保护他的知识产权并尽可能延长他的暂时垄断租金。这就是“租金保护活动”，如投资于贸易秘密，提高产品的复杂性，降低知识对于潜在竞争者的溢出，增加对于专利的争议的开支，保护知识产权利益等。除去规模效应的租金保护方法中，每个产业新产品的发现由一系列随机创新竞赛所决定(相对于R&D竞赛)。挑战者选择R&D投资水平，在位垄断者选择租金保护水平。R&D的难度直接与租金保护水平成比例，因此它是内生的。
六、小结
近年来增长学家着重从技术进步本身的特性方面拓展了增长内生的分析：熊彼特主义者将资本积累型增长模型与创新增长模型实现思想上的融合，按照技术创新自身的一些特点如从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来建立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建立起通用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考察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具体关系，提出了人力资本的阀值理论，提出“技术机会递减”、“多样化扩张机制”、“租金保护活动”以及内生增长中的消除规模效应。这些进展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人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但是，这些研究仍然不尽如人意：首先，对于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能否在经验上获得广泛的支持?它是否能解释各国增长率的差异?其次，技术的增加与人力资本的提高如何加总?研究者仍然不能从技术本身的特性出发，而是把技术描述为一个参数，把它视作如劳动、资本等一样的生产要素进入函数；再次，目前存在多种内生增长思想，如何将这些内生增长的理论思想整合起来?怎样将基于路径依赖的内生创新与通用技术结合起来?最后，许多熊彼特主义模型只考虑了创新使物质资本发生创造性破坏，而没有考虑到创新也会使人力资本发生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即创新使人的技能过时，具有新技能的人力资本将代替旧技能的人力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讲，甚至“创造性破坏”这一机制本身也值得怀疑。在技术更新较快的高技术行业，新产品使旧技术、旧产品立即过时的假设能够为人们所接受，问题是对于许多技术产品并不会发生创造性破坏的情况，相反新旧产品同时并存，并存在市场博弈，甚至可能出现旧技术、旧产品战胜新技术、新产品的情况。因此，旧技术、旧产品退出市场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渐进性替代过程。因此，内生增长理论还需要考虑创新的渐进性替代。此外，在考虑到经济增长中更多的内生因素，内生增长模型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需要寻找更好的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