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进展及其评析
关键词：产业集群，理论，评析
1.导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理论或学说一直是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区域科学中研究问题的起点就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即解释集聚的如何产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或学说更是成为了区域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proximity)，这些不同规模等级的、不同类型的关联和其发展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空间集聚体，它代表着介于市场和企业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群？它的演变过程如何?如何通过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来培养区域的创新优势，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众多产业集群现象的理性思考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本文将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动态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介绍不同学者的主要观点，并作出较为科学的评析。
2.国外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发展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也是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集聚、区域经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方法论。由于区位理论必然把空间和时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在区域理论取得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产业集群的理论思考。
2.1 成本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是在特定区位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在其他地区进行同类活动可能获得的更大成本节约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但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Thünen的经济思想。Thü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一书，在该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模式。但该模式也存不足：它只揭示了经济活动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向心力，并没有考虑到将经济活动拉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Thünen似乎也意识到了该模式存在的不足。因此，Thünen(1966)在该书里接下来论述了导致产业集聚的向心力量：(1)只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方法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有利于对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2)工业企业的规模水平依赖于市场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3)具有规模水平的工业企业只有位于具有众多产业部门集聚的城市中心才能生存下去，劳动分工与工厂的规模水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由于采用机器设备生产机器设备的方法，机器设备本身是众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这只有在产业集群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被有效生产出来。技术创新不断增加机器设备的复杂程度，而机器设备越是复杂，对产业集聚的要求性也就越高。杜能(1966)同时论述了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城区的产业集聚。然而，Thünen最终未能将它的一元中心空间经济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有关经济思想统一起来，建立起孤立国的非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知道，Thünen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德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分析的产业集聚涉及到了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因此，Thünen不但是区位选择论的鼻祖，也是产业集群理论的鼻祖，他为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并且，Thünen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长达十年的经验数据的验证，难怪Sehumpeter(1954)称Thünen为计量经济学的先躯，Fujita、Krugman(2004)也称他为可地理一般均衡模型的先躯。Weber(1909，1929)是较早而较为完整、系统地提出产业区位论并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研究的经济学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之后，Hoover(1936)修改了韦伯的体系，他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他认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
2.2 利润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空间形式与功能在生产布局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成本决定论由于排除了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能正确说明企业实际的区位选择和相关产业的配置过程而受到批评，继而发展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决定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家Christaller(1933，1966)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心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集聚产生强有力的拉动效应”。L·sch(1940，1954)在继承Christaller思想的基础上，认为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交替作用导致生产厂商形成的最大利润的区位是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结构，而不是Weber学派的点状市场，也不是Hotellng(1929)学派的线型市场。L·sch还拓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分析了区域市场规模和区域市场需求结构对产业集聚的方向性选择问题。L·sch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学者研究区域产业和市场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城市经济学的代表Beckmann(1970)拓展了L·sch的工作，认识到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规模，并且，他的空间均衡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3 综合决定论的产业集群理论
随着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同环境、产品成本和区域间工资水平及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市场规模大小等因素有关，因此企业合理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对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Marshall(1890，1920)提出了“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概念，他的“小企业群落”理论认为在这种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Marshall(1964)指出企业的区位集聚有三个原因：第一，劳动力市场共享：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了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了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第二，中间投入品共享：地方性产业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效应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生产；第三，知识溢出效应：信息的溢出可以使集聚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尤其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促使知识的地方化溢出。总之，Marshall在收益不变、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认为产业区的形成是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这种经济组织的形成与该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等特性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区域经济学家Isard(1956)认为，应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要求，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区域总体均衡及其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但是，Isard的区位论是运用替代原理来分析区域均衡，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产业集群的解释力。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论认为，厂商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市场潜力的大小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从而导致产业集聚的自我增强或衰退。Pred(1966)的建立在进口替代的地方规模经济增长模型也表达了类似思想：地方生产的规模经济导致工人的进一步迁入，从而扩大地方市场，导致进口替代更大规模地发生，从而扩大地方生产的规模””。Harris和Pred的理论虽然表明了产业集群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但是仍没有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的组织结构，仅仅用纯的外部经济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原因，从而阻止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产业集群仍是一个没有打开的黑箱子。这是因为，在缺乏厂·商规模经济的情况下，生产厂商便没有空间地理集聚的利益动机，他们分散向消费者供给商品，从而否定了Harris的观点。并且，地方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导致该区域生产的扩大，从而否定Pred的规模收益递增观点。
由于传统产业集群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它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区域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时，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无论是从成本角度、市场角度、还是从成本、市场与环境相结合综合分析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产业布局和产业集聚的产业集群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外生性的因素上去寻找答案，甚至很大程度上将内生性因素假定为不变或者外生的，因此，其理论中的企业只能是以价格信号为指标，根据市场环境的客观现实来确定自身的区位设定。虽然传统产业集群理论提到了外部经济，但只分析纯的外部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对金钱的外部经济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这是因为纯的外部经济与收益递增的市场结构无关，它不受市场过程的调节，从而它并不违反主流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设。这种战略性的回避使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面临一系列的缺陷，例如，按照该理论的逻辑结论，在经济的均质空间竞争性均衡中无法出现城市、区域的专业化和贸易，特别是随着当代通讯、网络和交通运输日新月异的发展，地理位置上的空间和时间障碍似乎更可以跨越，产业集聚更不可能出现，但现实的情况是，公司和产业活动一般在空间上集中于一定的区位，不同类型的活动趋向于在不同的地区集聚在一起，结果是，空间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相联系。并且，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在克鲁格曼以前的分析方法中不能较好地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有与凸性最优不相适应的冲突，传统产业集群理论亦缺乏微观基础来分析和回应经济行为的空间特性，只能求助于简单的描述和几何图表。所以，以前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竞争性均衡分析的产业集群理论无法真正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从而也就无法对产业集群这种经济组织有更深入的了解。
3.产业集群理论的新西方国家区域活动实践已充分说明，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区域，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两个假设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也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另一个方向——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关键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特别是理性决策和简洁的一般理论来模型化离心、向心之间的均衡问题，从而激发了区域经济研究的活力，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文章篇幅，文章将只分析产业集群的新贸易与区位选择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其它分析请见作者不久将予发表的相关文章。
3.1 产业集群的新贸易与区位选择论
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新方法，特别是在Dixit和Stiglitz(1977)将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模型化之后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与厂商的区位选择论。Starrett(1978)引入同质空间来分析阿罗——德布鲁模型时发现，在同质空间中任何竞争均衡都不可能存在远程贸易，因而在空间经济学中竞争机制失效，完全竞争与产业集聚不能共存。Brander与Krugman(1983)首先提出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该模型认为，产业内贸易发生的条件是：本国及外国市场对各个厂商生产的商品需求量均为零时的产品价格大于每个厂商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从博弈论的角度上讲，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实质上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对应的均衡是一种纳什均衡。在上述思想的启发下，Krugman逐渐发展了他的新经济地理思想。Krugman(1991)建立了他的中心——外围模型。该模型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另外，Kmgman(1996)还建立一个动态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于是，制造业区域由最初均衡布局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的区域特征恰好相反。总之，Krugman认为，规模经济促成生产集中，而运输成本则有阻止生产集中的作用。当运输成本高时，多种产业同时存在于该地区经济中；当运输成本低时，公司会在一些地方集中布局，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该地区有可能走上彻底的专业化道路。但是，当运输成本降至很低时，生产厂商并不一定采取就近布局，生产活动便会出现分散化。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强调的是与禀赋无关的集中优势，一个中心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我组织和自我增强的功能，从而与初始的区位优势相比，集聚于自身的自我维持的优势变得不重要了。
其他学者也对新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Gersbach与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Venables与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HO贸易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市场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对贸易方式或生产方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市场中心的位置与要素的禀赋状况无关，它是外生决定的。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Lanaspa与Sanz(2001)认为，Krugman的1991年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决定了制造业区位选择的方式：制造业生产的完全集中或者在两个区位的均匀分布。但更为实际的情况是，运输成本并不是一个恒量，它依赖于区域规模的大小，而厂商的区位选择受到集聚的拥挤成本与基础设施的交互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对称稳定均衡，大工业地带与小工业区并存的“经济风景画”便是一个明显例证。Matsushima与Matsumura(2003)在一个呈环形状的城市区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场的寡头厂商产品数量调整竞争与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表明，空间竞争均衡的最终结果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性质厂商位于城市的一极，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有性质的厂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极，并且，该模型还表明，如果私有性质的厂商的产出数量不受计划当局的控制，那么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便是一种次优均衡，与Krugman针对纯市场(pure market)的讨论情况恰好相反。Storper and Walker (1989)、Saviotti(1996)、Storper(1997)等学者认为，虽然新产业对重大新技术的要求和它们的地方选择环境常常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是，新产业依靠它们的能力创造它们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专门化知识与技术、投入要素与资本，等等。结果，随着它们发展的需要，新产业逐渐改变着地方环境。由此，Boschma(1994)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24/。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Boschma与Lambooy (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与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在此基础上，Boschma与Lambooy提出了地方机会窗口模型(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Model)，并与产业循环累积模型、产业扩散模型两种产业空间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
由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ekism)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它们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它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性因素或偶然性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多重均衡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最终会出现哪一种均衡，取决于初始的历史条件。
3.2 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引入了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上帝的施舍。为了克服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到模型当中去。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必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这样，规模经济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被纳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去。
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它们都表明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总是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发生的原因、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集群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等问题，最近不少学者纷纷把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联系起来，研究地方经济活动的集聚机制。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Englmann与Walz(1995)、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川n1。Martin与Ottaviano(2001)认为，上述经济思想表明，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不断持续下去。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集中来自于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的诱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带来的区域创新活动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集聚经济必然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通过微观主体的内在规模经济来实现，集聚经济作为外部的规模经济总是与区域的经济活动相联系，通过区域外部因素在客观上相互为区域内的其他主体提供利益而使其他主体的经济效果增加或费用减少，这种向心力不断吸引新企业选址于该区域，从而导致产业的空间集聚规模进一步增大。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
产业的空间集聚机制必然引发人们对区域增长的收敛性与扩散性的讨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率取决于包含技术进步的劳动供给增长率，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Barro与Sala-I-Martin(1992)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区域的相对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趋向发散。因此，区域经济系统可能存在多重平衡状态，不同的单元收敛到不同的平衡点IN，。Keller(2000)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由于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因此创新与技术上的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技术扩散并不等于技术趋同，技术的梯度转移则表明区域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从而导致人力及其他资本流向技术发达地区，从而使区域差异扩大。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加强产业空间极化，但是，只要落后地区具备良好的知识基础，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同样有利于产业空间扩散。Davelaar(1989)提出的“创造性扩散过程” (process of creative diffusion)认为，外围地区由于具有更高效率的资本设备和学习型经济带来的适应性技术，从而外围地区成为成功的模仿者，而核心地区由于大规模固定资本设备的沉淀和生产技术的老化，并且制度僵化，创新能力不足，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惰性反应，从而产生了产业矩阵锁定的高风险。因此，只要落后地区善于创造条件，抓住新技术的机会，赶超先进地区并不是没有可能。
由于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分工的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具有特殊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扩散能力，能够吸引区域外资源流入，因此，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由于产业集群的吸管效应给落后国家或地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领先者的地位并非永久不变，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采取支持、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措施，加速培养地域产业簇群，把握住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