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与借鉴瑞典经济模式
关键词：瑞典经济模式，职工投资基金，认识，借鉴
近来理论界有人以瑞典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提出瑞典是“真正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我认为，以“全面福利国家”闻名于世的瑞典经济及其社会保障体系，值得认真借鉴。不过，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它依然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一、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工农业、对外贸易及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正如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书中所说，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但是这些政策迄今没有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主要特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
在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这一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这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
我之所以把瑞典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因为区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属性，主要应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定。资本主义经济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而社会主义总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毋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即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建国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但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国内外经济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在这里，邓小平仍坚持公有制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可有的学者借用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却不提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已形成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全抛开“所有制”而提出其它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我尊重各种学术探讨，但我仍坚持按所有制属性(公有或私有)来作为区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标志。瑞典虽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社会福利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把这个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上靠再分配建立的“福利国家”，看成社会主义或真正社会主义，是不合适的。
二、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于1932年取得执政地位，并且第一次执政持续34年之久。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相反利用政权引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一些举世闻名的跨国私人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以魏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创建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保证，其目的是为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经济。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支撑的，并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20世纪80年代初增加到60%。可见，这样的“全民福利国家”大厦的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被看成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公”的因素或成份。公有制因素可以而且必然会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需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萌芽”或“孕育”。在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显露出这个新因素的苗头。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全是私人经济一统天下的私人产品，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却提出所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得到反映?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国家调节”之所以必要，只为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政府为此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企业既需要却又无力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私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是为私人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且也是靠私人经济所创造的“大蛋糕”(GDP)通过再分配来支撑的。所以，人们在理论或实践上把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跟资本主义私人经济视为一体，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唯物主义观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剧烈冲击，迫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不得不依靠“国家干预”来支撑。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无法自我调节，必须求助于“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转服务的，应在总体上把它视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它称为“社会主义”，更不可将整个经济体系称之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国家干预”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正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起来进行社会化经营和运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对私有制的一点点突破，可被看作带“公”字号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点“萌芽”。应强调指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反映着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带有“公”字号因素，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讲，它属于外围部分，而经济体系主体部分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组成。诚然，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必然会从外围经济部分向主体部分推进，而且会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冲击，尽管这个发展是渐进的、长期的，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不满足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把这个成就炫耀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把生产社会化进程从经济体的外围部分向主体部分，特别向“所有制”这一核心结构推进。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先后提出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和以“职工投资基金”为核心的“基金社会主义”计划，想用这种形式的公有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把“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写入党章，被人称之为“基金社会主义”。然而，所谓“基金社会主义”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纲领，是它要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决不是瑞典的现实，两者不可混淆。
三、怎样看待瑞典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及所谓“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买本企业股票(即对企业再投资)。根据1983年政府立法规定，在全国分地区设立5个职工投资基金委员会，分管本地区的职工投资基金，各委员会基本由工会组织的官员所掌握。按计划大概需25-35年，使职工投资基金股份达到或超过大中企业股份的50%，这样，便平静地、和平地改变瑞典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及性质，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基金社会主义。据统计，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于1984-1990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7年积累基金相当于1984年价格140亿瑞典克朗的资产，约合瑞典上市股票的5%到7%。
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职工投资基金”计划用意很好，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渐取代私有制，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但也具有局限性。最大缺陷是“职工投资基金”虽以职工名义汇集成立，却分属5个地区委员会管理，由少数工会“官僚”以职工集体名义控制，与职工个人缺乏明确、直接联系，职工投资基金实际上沦为少数工会“官僚”所有。瑞典著名经济学家阿萨，林德伯克曾抨击“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主张由不同行业、群体(如工会、农民协会、小企业、养老金协会、科研单位、高教机构等)分别建立各自的“公民基金”，主张以“多元主义”代替由工会一家独占的公有基金来投资、支配企业。但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和社会民主党纳入党纲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都是以建立公有制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而进行的探索。然而，所不同的是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还只是个人设想，而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不仅被纳入社会民主党党纲，而且已在实践中开始有所推进。不过，从理论角度看，林德伯克的“多元主义”原则下多种“公民基金”可以竞争，更符合“经济民主”理念；而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易导致“集中化”或“官僚化”。尽管如此，上述两种建立公共投资基金以逐步建立公有制的探索和尝试，值得认真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代表瑞典“雇主”(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对社会民主党“职工投资基金”方案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之初，立即引发“雇主”及其政党的强烈反对。右翼政党曾提出一份建议，即通过奖金等形式给职工赠送或低价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额股份，实际上则是确保企业控制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摒弃所谓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中产生的传统理论观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性质看，瑞典经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但在瑞典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也出现不同程度带有“公有”性质的“公共基金”，如，养老基金、失业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基金、科研基金、共同基金、投资基金等等。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经济机构即所谓“机构投资者”。在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业中，带有“公有”性质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很快，尤以“养老金基金”令人瞩目。以美国的“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为例，其资金来源于广大“参保者”(养老金基金)或投资者(共同基金)的储蓄或投资，这两类投资机构从其受托经营投资中赢得的资本收入均由“参保者”和“投资者”这两个群体所享用。从经济职能看，这两类投资机构者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非由某政党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设计的；它们履行投资社会化职能，将广大投保者和投资者的个人资金转化为社会化投资，将千万人的个人经济行为转化为机构投资者的集体行为。从经济使命讲，是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再分配，因为它们经营的不是，而是证券资本，哪个行业或哪家企业的效益好、有前景，它们就把资本投往那里。它们所获取的投资收益来自于更有效、合理分配及再分配社会资源所增进的经济效益。基于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认识，对于所谓“公有制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不可能产生，必须靠暴力革命来创建的”传统理论观点，我认为，第一，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实上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已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孕育出带“公有”或“社会所有”性质的新因素(如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第二，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有违，因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新的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旧的生产关系内萌发的基本，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性规律，而传统理论观点却否认这一历史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适用性，断言它已失效而只能诉诸暴力革命；第三，传统理论观点是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形成的认识，而当今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不能再固守这种传统理论观点。
根据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相信公有制因素或成份会适应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孕育、萌发，应看到带“公有”性质的经济因素不仅已突破资本主义的外围经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而且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内围(或主体)进逼，上述“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就是明显的例证。从这一点看，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和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公民基金”计划，都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冲击的探索。因此，我们不应把瑞典一个政党的纲领及它在某些领域的试验性实践，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统治着的瑞典夸大为“社会主义”甚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典型”，而应从瑞典社会民主党“职工投资基金”及创建“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加速建设特色社会主义。
五、瑞典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
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福利国家”的实践及推行“职工投资基金”的试验，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一)我国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设施，应坚持广覆盖、低水平方针；要维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与福利性。瑞典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使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之称羡。瑞典的这一基本成就，值得肯定，但福利水平不宜过高，高福利不仅导致高税收，还导致低效率，即所谓“瑞典病”，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认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应学习瑞典那样广覆盖，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但限于经济实力只能低水平，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逐步提高福利水平，也还须以瑞典的教训为戒。
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必须维护其公益性与福利性。瑞典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免费的，都是公立的，只有牙医开设私人诊所。瑞典的学校和医院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公益性、福利性的；高等学校和大型医院有自己的基金，资金来源除政府拨款外，大多是私人或企业的馈赠，基金是经营性的，为保值增值，赢利则用以资助学校和医院。这点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二)鉴于前苏联解体和瑞典社会民主党创立公有制企业的探索之艰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及国有企业应倍加珍惜，应深刻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哪里?“特”就特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共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有史以来一直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破除对传统教条的迷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时，曾列举十大“结合”的战略方针，其中之一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基本经济体制讲，就是把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既是理论的创新，更是体制的创新。
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指国有经济的规模应占有GDP中多大份额，而是指国有经济应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至于一般竞争性、经营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可以进行战略转移，有的领域可以退出。但国有经济的转移和退出，只是为集中力量到更有需要的行业和领域中去，决不是因为它不应该或无权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存在。在竞争性、经营性行业和领域中拥有可以跟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经营性国有企业，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在西方国家或中国都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应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是政府(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国有企业。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由某个或某几个私人企业集团或国外跨国公司垄断时，还需国有企业进入以平抑垄断，促进竞争。所以，在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内，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或“可进可退”。
(三)鉴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公共基金的重视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作为金融中介组织的作用，我国宜利用公共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企改革中促进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既确保政府对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也确保国有企业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明确股份制的实现形式并付之实施，但仍障碍重重。改革的过程表明，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体制根源，应成为当今深入改革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国有企业难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也难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性政府。在当今阶段，要实现政企分开，就必须从体制上把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及其职能，从作为实体的国家载体(政府)那里分离开来，这就要求体制创新。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以实现“政企分开”，我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公共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等)及国家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帮助实现“政企分开”。为此，应从两方面选择：一是超越政府各部门之外建立一个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管理、营运体系，实际上利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隔火墙”，确保“政企分开”。二是由国有或国家支配的各种公共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科研基金等)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实则把国企由政府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一种新形式的公有制)。强调“公共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目的在于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既排除政府对国企不必要的行政性管理和干扰，又维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企的存在与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标志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历史性新贡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破除对传统教条的迷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时，曾列举十大“结合”的战略方针，其中之一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基本经济体制讲，就是把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既是理论的创新，更是体制的创新。
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指国有经济的规模应占有GDP中多大份额，而是指国有经济应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至于一般竞争性、经营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可以进行战略转移，有的领域可以退出。但国有经济的转移和退出，只是为集中力量到更有需要的行业和领域中去，决不是因为它不应该或无权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存在。在竞争性、经营性行业和领域中拥有可以跟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经营性国有企业，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在西方国家或中国都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应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是政府(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国有企业。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由某个或某几个私人企业集团或国外跨国公司垄断时，还需国有企业进入以平抑垄断，促进竞争。所以，在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内，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或“可进可退”。
(三)鉴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公共基金的重视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作为金融中介组织的作用，我国宜利用公共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企改革中促进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既确保政府对整个经济的主导地位，也确保国有企业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明确股份制的实现形式并付之实施，但仍障碍重重。改革的过程表明，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体制根源，应成为当今深入改革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国有企业难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也难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性政府。在当今阶段，要实现政企分开，就必须从体制上把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及其职能，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载体(政府)那里分离开来，这就要求体制创新。
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以实现“政企分开”，我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公共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等)及国家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帮助实现“政企分开”。为此，应从两方面选择：一是超越政府各部门之外建立一个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管理、营运体系，实际上利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隔火墙”，确保“政企分开”。二是由国有或国家支配的各种公共基金(如社会保障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科研基金等)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实则把国企由政府所有制转为“社会所有制”——一种新形式的公有制)。强调“公共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目的在于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既排除政府对国企不必要的行政性管理和干扰，又维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企的存在与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标志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历史性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