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1978年至2004年地区的分析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形成了以东、中、西部为界的显著“收敛俱乐部”现象。本文以新古典收敛模型为框架，对转型时期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条件收敛的结论。
[关键词]：地区差异； 收敛俱乐部； 条件收敛
Abstract: This paper casts an analysis on China` 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8 to 2004, which argues that,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have shown an expansive trend since 1990s, accompanied by a salient phenomenon of “convergence clubs” within the east、central and west zones, respectively. Further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convergence framework on inter-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of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Convergence Clubs;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整体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虽然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拉大难以避免，但这种差距长期存在并持续拉大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效率，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各省区间发展差距能否缩小，也就是在各省区间是否存在收敛，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收敛，成为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
有关经济收敛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Ramsey(1928)等，他们认为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各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可能与人均产出水平存在反向关系；J·G·Williamson于1965年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区域收入收敛假说，即各国或地区的收入差距会先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尔后保持稳定，进入成熟阶段后再趋于收敛；Abramovitz(1986)提出了追赶假说，指出落后国可以通过技术跳跃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他了16个国家(主要以美国为首)1870-1970年间社会初始劳动生产率与各自后续劳动生产率变化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证实了收入收敛存在于这些国家之间；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Swan模型)认为资本收益率递减会最终导致收敛，即落后地区可以利用较高的资本报酬率赶上先进地区；而内生增长理论(Romer，1986)认为知识资本对一般消费品的生产具有递增效应，而且“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知识外溢产生了规模经济，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国家可能在长期内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即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可能不会出现经济收敛；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加强了不收敛的结论。理论上的这种分歧来源于大量的实证检验，有的支持收敛假说，有的则不支持。实际上人们发现收敛只出现在最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和最贫穷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则没有表现出收敛的迹象(如Abramovitz所研究的16国全部是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不同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各自的“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Dan.Ben-David(1998)从理论上解释了这种“两端俱乐部收敛”现象：在最贫穷国家，人们为维持生存，被迫将现有的存量资本消费殆尽，因而共同沦入“贫困陷阱(Poverty Trap)”。对于尚未实现收敛的经济体之间是否可能出现收敛，也就是有条件的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人们通常借助新古典增长框架进行分析。Barro(1991)，Mankiw·Romer & Weil(1992)等都得出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存在条件收敛的结论。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区间的经济收敛情况，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省区间出现了收敛(如Jian，Sachs & Warner，1996；Hak Choi & Hongyi Li，2000)，魏后凯还运用Barro回归得出了1978—1995年间我国各省区人均GDP大致以每年2%的速度在收敛的结论。但更细致的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全国人均GDP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减小，而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却在扩大，且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缩小以较落后地区赶上来为特征，中、西部内部地区差异缩小以较先进地区下滑为特征。这种结论表明我国东、中、西地区之间有形成“收敛俱乐部”的趋势。近年的研究表明，1995年以后，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再表现出收敛的趋势，但条件收敛还是存在的。
本文对1978—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收敛性作了检验，也发现了东、中、西部之间的显著的“收敛俱乐部”现象，并认为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扩大是导致全国范围内各省区经济发展出现分化的原因。据此，本文对导致地区发展差异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作了计量回归，以期得到条件收敛的结论并获取一些有用的启示。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变化的分析
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实行了强有力的转移财政支付、平衡收入差距的政策，并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种重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没有遵从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因而在缩小地区间经济效率方面成效不大；8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对各省区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并着手从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这些政策使得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挖掘并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进入90年代，这种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见图1)。
可见，从1978-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保持了分化的势头：东部地区的比重由1978年的51.4%上升至2004年的58.4%；中部地区由1978年的36.6%下降为2004年的32.0%；而西部地区则由12.0%降至9.6%。1978—2004年，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8%，其中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10.31%，中部地区为8.91%，西部地区为8.62%。东部地区GDP的增长对全国GDP的增长起着主要拉动作用，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拉大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检验收敛是否发生可以考察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方差是否在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这种方法称为σ—检验)。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产出增长很快且各省区间增长差异很大，这里使用各省区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样本标准差与均值之比)代替方差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各省区间的经济收敛情况，如果人均GDP变异系数在随时间减小，则可以认为收敛发生。图2列出了1978-2004年全国及三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就全国而言，1978-1990年各省区人均GDP变异系数一直在下降，表明该时期内全国各省区间存在经济收敛；1990年以后，各省区人均GDP变异系数开始上升，我国人均GDP的地区差异又开始扩大。这与魏后凯(1997)得出的全国各省区在1978-1985年间收敛速度较快，而1985—1995年间不存在显著收敛的结论相符。但在观察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人均GDP变异系数曲线后，就会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变异系数在1994年以前一直下降，1994年以后稍有上升；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变异系数值要低得多，且在中部地区呈稳定的缓降趋势；西部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虽然看不出在稳定地减小，但其波动范围也局限在0.20-0.27之间。这种以地区为界的人均GDP差异变化趋势表明，各地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收敛俱乐部”现象。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间的人均GDP差异比起东部和全国而言要小得多，表明地区间差异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未能缩小，是导致全国范围内人均GDP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缩小以较落后地区赶上来为特征，中、西部地区内部省区差异缩小更多的是因较先进地区下滑所导致的。
本文还就1978—2004年间全国和各地区按劳动力平均的GDP(劳均GDP)变异趋势以及该时期全国和东、中、西部按城乡人口加权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人口采用的是纯收入)变异趋势作了分析，得出了与人均GDP变异系数发展趋势有差别但性质上相同的结论，即东、中、西部各地区间形成了显著的“收敛俱乐部”趋势。对劳均GDP变异系数的分析还发现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经济收敛，但这种收敛是以中部地区相对下滑为特征的。
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现状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注重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认为东部沿海省区国际贸易比较发达，资本流动相对自由，在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方面这些省区起着关键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依靠自身资源谋取发展，这种差异引起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且东部地区内部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了这种差距的扩大；另外一些学者强调资源配置与地区比较优势的关系，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进而引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或者说要素生产率低)，是导致当前中国各省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从改革程度的差异入手，认为中国采取的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地逐级推进的渐进式战略使得东部地区在资源总量的取得和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工业化进程上都获得了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此外东部地区较为灵活的体制结构也导致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相似的起始发展水平、类似的结构特征和政策环境，使得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得以出现(沈坤荣、马俊，2002)。
三、对各省区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考察
以上分析表明，1990年以后我国各省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始终没有出现收敛的结果。因此，要考察全国范围内的条件收敛，必须关注哪些因素导致了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理论，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考察：
1.储蓄率。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率越高的经济体，其劳均稳态产出水平越高。这样，各经济体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就会影响到收敛速度，因为高储蓄率导致高稳态劳均产出水平，这意味着一定水平的初始劳均产出同稳态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更大的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有更高的劳均产出增长速度。按照国民经济恒等式，在平衡条件下有I(投资)：S(储蓄)，从而可以在计量分析中用投资比率代替储蓄率，该项系数符号预期为正(图3)。
通常对条件收敛的计量分析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框架。该模型中，某一经济体处在稳定状态时，人均产出以技术进步速度增长。当实际人均产出与稳态人均产出不相等时，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二者差距越大，实际人均产出趋向于稳态人均产出的速度越快。这样，如各经济体稳态相同，具有不同起始人均产出水平的经济体就会在趋向稳态的过程中实现收敛——这便是新古典的收敛机制。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就模型收敛方程及其回归分析(模型Ⅰ、Ⅱ、Ⅲ、Ⅳ、V)作详细阐述，只对其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回归结果表明，尽管全国各省区间、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在扩大，但全国范围内的条件收敛是存在的。模型I代表的新古典收敛机制在不成立，刘强认为主要是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迁移使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图3中可见西部地区投资率在1985年以前一直高于东部地区，2001年以后再度超过东部。为进一步考察投资对劳均产出增长的影响，笔者将1978—2004年三大地区内部各省区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同滞后一年的劳均产出增长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投资在东部地区显著地拉动了劳均产出的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拉动作用。笔者认为，西部地区1985年以前的高投资率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下将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的结果，但这种违背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没能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劳均产出的增长，这也是模型Ⅱ中投资率系数不够显著的原因；2001年后西部地区投资率再度超过东部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果，但这种投资对劳均产出增长拉动作用的体现尚需时日。条件收敛模型还显示各省区人均产出增长与初始人力资本禀赋正相关，表明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即对进行投资是促进长期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正如Dan·Ben-David(1998)提出的“生存性消费(Subsistence Consumption)”所表明的那样，由于教育的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对教育的投资能力较弱，这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开放程度是影响劳均产出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省区的开放程度指的是对其他省区和对外国商品贸易及要素流动的便利程度。从图6看，东部地区的开放程度要远高于中、西部且提高较快，这使得东部各省区在资源利用和技术吸收等方面都获得了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也显著地影响着各省区经济的增长。与计划手段相比，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更为灵活、有效；政府在基础建设和一些重大研究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曾把各省区1978—2004年间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挖潜改造支出、农业基本建设以及教育文化建设等投入占GDP的比重纳入模型，试图考察政府参与对劳均GDP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未得到预期结果，表明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参与应更多地让位于市场调节。图7显示西部各省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在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市场发育等方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上述模型就产业结构对经济收敛影响的考察比较粗略，如何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已经有人研究过工业化对中国经济收敛的作用(如沈坤荣、马俊，2002；王小鲁、樊纲，2004)。这里笔者仿照沈坤荣定义工业发展指数的做法，分别按可比价格了各省区三大产业累计生产总值占全国相应产业累计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其视为产业发展指数逐一纳入条件收敛模型，发现第一产业的发展没有促进收敛，而第二、三产业都显示对收敛有促进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发展第三产业有助于缩小中、西部省区同东部的差距。
如何缩小地区差距已经成为备受瞩目和刻不容缓的问题，政府已经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等。基于本文的分析，笔者就该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中、西部地区应在市场导向下，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以获得较高的长期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地追求高投资，而应注重投资效率的提高，防止过热，并结合比较优势，将投资向具有潜在竞争力的部门倾斜，加强研发投入，培育和强化区位竞争优势。(2)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西部省区应树立长远的发展观，从战略高度扩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基础教育的普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针对地区比较优势培养大批中等职业性人才。对高等教育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强科研成果的就地产业化。同时设法优化人才工作环境，提高保留和吸引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支持力度，帮助这些地区克服由于落后而导致的在教育投入上的困难。(3)提高开放程度。地区间应撤除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商品的流通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通过引入竞争来提高本地企业的效率，淘汰一批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腾出更多的资源投向本地具有优势或竞争潜力的部门。充分利用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带来的技术传播，提升技术水平。(4)提高市场化程度。这首先要求深化体制改革，恰当定位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同时改进微观机制，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提高生产效率。(5)优化产业结构。在巩固农业(第一产业)基础地位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剧已经使得中、西部地区难以通过走粗放型道路来发展工业或服务业。这些地区应该长远规划、合理引导，一开始就紧密结合本地优势培养高效率的企业。城市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市场集中度、服务业发展空间等方面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中西部地区应该努力推动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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