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现状与功能定位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吴苏豫 时间:2010-06-25
摘 要:环渤海地区是“十一五”规划中重点的地区,其中,京津冀又是环渤海地区的重心所在。本文从京津冀地区发展中存在的功能定位问题出发,指出由于发展方向问题带来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人才浪费、周边地区贫困化等问题。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京津冀地区功能定位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功能定位;发展理论
   
  按照大经济圈理论,地区发展总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先在沿海地区发展,进而通过内需拉动与投资拉动,向内地扩大,形成一个经济腹地,内地的产品通过沿海地区走向世界,外面的产品又通过沿海地区进入腹地。按照这个理论,地区的发展应该是以沿海港口为点,以向内的路线为线,以交通覆盖的区域为面,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发展过程。但是,京津冀地区至今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式结构,也没有形成具有超强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几个孤立的亮点分布在华北平原上(即强大的北京和较为强大的天津,以及石家庄、唐山等少数城市),而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覆盖面,不能带动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周边地区机会丧失,更加缺乏竞争力,更加的落后,最终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本文将主要针对京津冀地区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做一些阐述和说明。
  
  一、功能定位不
  
  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十分必要。一个协调的定位是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机构能够通力协作、共同发展,发挥出每个单元最大潜能的保证。否则,各地区都建立相似度极高的经济体系,生产同类的产品,提供同类的服务,极易形成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的浪费,限制经济的发展。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定位不明确、不协调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学,如果自由发展的话,京津冀地区可以而然地发展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但是,由于特殊的条件,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了区域经济的畸形发展,天津在北方原有的经济中心地位、河北省一些地方的基地的地位,都受到了来自北京的巨大冲击。 而北京作为非沿海、非沿主要河道的首都很难发展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可以找到实例的。如果北京和天津同时把自己定位成经济中心的话,就造成功能定位不协调,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抢夺人才等问题,最终必然制约京津冀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认为在功能定位上,一方面,要有层次,要有区别。不能再说建设成为高科技产业中心、重要的区域中心、化等空泛的话,要确确实实的提出与众不同的又与自己相适应的定位来。各地应该突出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劣势,扬长避短,这样才能达到高的绩效。按照这个原则,来审视京津冀,研究发现各自的比较优势。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和文化中心,发达,人才汇聚,科技水平高,资源丰富,这些优势应该在定位中得以体现。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是我国的重要港口城市,港口条件优良,同时又是环渤海地区的中心,教育和科技也较为发达,是华北地区对外交流的窗口,所以定位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河北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之一,资源丰富,劳动力密集,人才丰富,拥有如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廊坊等条件优良的城市,可以与京津形成城市群,为京津的工业提供产业链上层的供给,这些城市在定位上一定不能盲目模仿京津,重复建设,而要深度挖掘自身的优势,在优势上下功夫,达到互惠互利。
  
  二、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产业链没有形成
  
  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是京津冀地区定位混乱造成的首要问题。以北京为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大举像莫斯科学习的旗帜,欲打造中国版的苏联莫斯科工业圈。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北京借助其政治中心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打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旗号,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到了八十年代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北京取代天津而成为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文魁主编的《首都经济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据分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过多地发展重工业,以至于同老化工基地天津、老重工业基地唐山争资源、争人才、争市场,结果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巨额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同时限制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应有的职能的有效履行。
  我认为,与其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倒不如携手并进、走共谋发展之路。京津两地近在咫尺,风土人情相近,民俗文化类同,天津本来就是作为北京的卫城而诞生的,在近代又发展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成为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对外交流的窗口,加强京津一体化可以缓解两地许多现在看来很严重的问题:其一,北京城市负荷过重问题。北京住房紧张,人口密度过高,房价畸高,交通严重超载。如果实现了京津一体化,通过京津塘高速公路和城际高速列车连接的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三个城区,在加上发展起来的三个中心城区之间的城镇,这么广大的范围内可以极大的缓解北京各方面的压力。目前,上海—嘉兴—杭州,上海—苏锡常—南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上海的产业和人才已经开始向长三角的两翼扩展。其二,一体化可以提高两地的核心竞争力。京津两地教育科研发达,人才汇聚,尤其是北京,更是集中了全中国许许多多的社会精英。如何把这种人才的优势真正转换为产业的优势十分重要。京津一体化之后,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不仅是公路交通链,更是贸易链、人才链、创业链、科技成果转化链,为京津地区的大批人才提供了更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工作空间,深入发掘人才的能力,真正发挥教育和科研的应用效能。届时,京津两地产业形成互补,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潜力,形成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区。
  上述问题早已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相关部门的注意:首钢东移至唐山,还给了唐山重工业基地的地位;中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落户天津,还给了天津化工业基地的身份。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的开发,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定位等一系列的举措给京津冀地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主题。
  
  三、缺乏辐射效应
  
  京津冀地区各自为政,独立发展,没有形成产业互补,互利互助,京津就像被包围在河北省内的两个孤岛,不仅与河北省隔离,两个孤岛之间也不相连。京津的发展没有带来周末地区的发展,反而抢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形成了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我们将2005年京津冀主要城市的GDP总量做成直方图,可明显出该地区内部城市的发展差距。如下图所示:
  
 按照学的投资原理假设,在市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总是追求单位资本回报的利益最大化,即哪里资本回报高,钱就会投到哪里。当一个城市刚刚刚刚起步时,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于是大量的资金会流向这个城市。而随着该城市的发展,各个方面将会趋于饱和平衡,也就是说投资回报率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减,经济发达程度和投资回报率呈现反向变化的趋势。到了这个阶段,该城市已经不是最好的投资宝地了,因而更多的资金会就近流到该地区周边的还未充分发展的城市或城镇,追求一个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即资金从发展过的中心城市流向周边欠发展的城市。如此原理延伸下去,就形成了一个辐射发展。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发展后,会而然的带动其周边城市共同发展。但是,这个原理在京津冀地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究其根本,该原理还有两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条件,那就是“投资人是理性的投资人”和“市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即“理性投资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理性投资人对资本进行合理的投入,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上述的投资原理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前提在是完全成立的吗?
  首先,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假设前提尚不具备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往往比市场拥有更大的力量。政治强大的地方,行政级别高的地方,往往拥有更优厚的条件得以发展。作为首都的北京,理所当然地拥有比天津和河北省的地级城市更多的政治资源,而作为直辖市的天津也一定程度上拥有了高于地级城市的发展条件。在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回报率已经开始降低,按照投资回报原理,在这个时候资本应该流向周边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地方,但是中心城市仍可以利用其政治资源,通过许多行政手段(譬如一些优惠的政策)来弥补资本回报率的降低,这样就可以继续的吸引投资。于是原本应该辐射到周边的资本,却仍然汇聚到了中心城市。资本流动的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表现为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京津等中心城市,而环京津的地区因为京津对资本的强大吸引力变得越来越没有投资来源,如此往复,就在较为发达的京津周边出现了贫困地区。
  其次,“理性投资人”这个假设前提在一定条件下也未满足。中国目前还缺乏一大批既具有投资理念知识、又具有相关丰富经验的人才,机构投资者也欠发达,所以许多投资行为往往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许多投资者抱着投机的心态,争抢的项目是造成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非理性投资人”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流动的不可预知性,使得投资回报原理更加不适用。
  上述的分析说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同时又存在大量的非理性投资人,对投资的导向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京津冀地区没有形成具有辐射效应的中心城市,反而形成了具有过大的聚集效应的中心城市。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人才空吸与流失、民营资本规模小而且不够活跃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华北地区是中国高校最多,类型最全,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中国人才最丰富的地区。由于中国特定的环境条件,人才的分布表现的过于集中。京津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吸引了周边大量的人才,而且这种人才的吸引往往表现为一种空吸现象。就像对资本的吸引一样,人才也过分的集中在了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造成了二元化的进一步加剧,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民营资本无疑是中国最活跃、最具潜力的资本类型。比起国有资本,它往往表现得更加活跃和高效;而比起外来资本,它又更加安全,不用过多担心撤资、转资等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民营资本无疑会发挥更大的功能和效用。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尤其是津冀,民营资本表现为规模小、数量少、不够活跃。缺少了民营资本,无疑是缺少了最具活力与潜力的发展力量,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五、结论
  
  在国家大力支持京津冀地区发展的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经济一定可以崛起腾飞,真正成为中国第三个区域经济圈和城市圈,担负起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
  从发展观出发,在研究京津冀的地理地位、渊源、经济基础诸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我认为对于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应是: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中心,应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产业等第三产业,为其他地区注入人才和科技成果并提供政治服务;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物流中心、航运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是华北乃至西北对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应大力发展与上述优势相关的产业和服务业,提高经济辐射能力,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河北省具有资源、人力、物产等多方面优势,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做到重(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劳动力密集型)等产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