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南产业资本主义特点探析
[摘要] 湖南产业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之后兴起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早熟性；2.抵制侵略的爱国性；3.产业内部结构和分布不合理；四，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兴起。
[关键词] 湖南 产业资本主义 特点
关于晚清湖南资本主义研究学术界已发表了一些成果，但对于湖南产业资本主义特点的研究还未见到，本文拟对湖南产业资本主义特点做一些探讨，以就教方家。
众所周知，晚清湖南产业资本主义既是在资本原始积累十分不足和国内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有了一定之后，又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称帝国主义）过渡并即将完成之后兴起的。因而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早熟性
湖南产业资本主义的早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近代采取了股份制的形式。二是这些近代企业大部分由政府投资举办，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众所周知，股份制公司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主要的公司形式。由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能源、新工艺和新技术，这就导致了企业对资金需求的急剧增长。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资本家除了加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以积累更多的资金外，他们还以发行股票的形式，把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这种通过发行股票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而经营的企业就是股份制公司企业。这种公司在18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垄断集团和加强垄断统治的重要手段。湖南由于资本原始积累十分有限，政府和私人的资本十分不足，而且一些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也不敢将其所有资金全部投入到能否获得收益的近代企业，因此为了创办资本需求量较大的近代企业，就必须动员社会上所有具有投资能力的人一起共同投资，齐心推动近代化的宏伟事业。这样，那种需要资本主义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后才采取的股份制企业，却被湖南兴办的近代企业所借鉴， 1896年《陈宝箴奏办湖南矿务简明章程》中规定矿务局开办“须集股本若干，每股定收省平足纹银股五拾两，每人自一股起至百股至。……官则少不过三成，多不过五成；商则少不过五成，多不过七成。”股份制公司在湖南应时而起。只是这种公司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时那么规范、到位。
国家资本主义一般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它是在私人资本主义经过充分发展之后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才大规模的出现的，这种资本主义通过利用国家机器全面干预国家的生活，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垄断统治，并对外进行扩张，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榨取垄断利润。湖南产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主要是以政府的推动与投资为主，平江金矿局、水口山铅锌矿务局、新化锡矿山官矿局就是如此。上述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只是其目的并不是向外扩张，而是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来保护本民族的利益，是被迫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以便更加有力地推动近代化地运动。
显然，上述这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采取的股份制形式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湖南资本主义早熟性的表现。
二、抵制侵略的爱国性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近代史上，爱国主义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手段开始由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商品转变为输出资本，通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办工厂、矿山、银行来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魔爪即将深入湖南，湖南将受到来自帝国主义更为直接的掠夺和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谭嗣同、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三湘大地奔走呼号，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学说，大力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他们的宣传活动唤醒了湖南人民，特别是那些顽固守旧的绅士们，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举办近代化的、运输事业，才是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必由之路。戊戌维新运动的推动，湖南开明巡抚陈宝箴的身体力行使得湖南的近代企业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创办起来。毫无疑问，这种通过兴办近代企业抵制外国侵略的行为是爱国主义所使然。这一点陈宝箴在创办湖南矿务总局上奏朝廷时也说“设立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磺等较有把握处，试行开采，”就是要“先程尺寸之功、徐图扩充之效，庶期杜竞争而息觊觎”，更为旗帜鲜明的提出开发矿产资源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凭籍条约纷纷来湘掠夺矿产资源时湖南矿务总公司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分公司股本确系华商，不准参入非本国之人，或代为出名，为此弊者，查出合同作废，”更显其爱国性。
三、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不合理
湖南是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资本主义对湖南的侵略重点便放在工矿业上，为了抵制这种侵略，湖南政府和进步官僚、士绅、地主、手工业者、商人纷纷起来办厂开矿。1895年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以后，首先开采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897年又在锡矿山设立官矿局开采锑矿，同年还将平江黄金洞金矿收买，设立金矿局，1908年设立了华昌炼锑公司，与此同时，还设立了转运局负责全省的矿砂销售和运输，对全省的各种矿产进行了调查和开采。但是在同一时期内由于资本积累的限制，省内对其他产业部门如火柴业、瓷业、机电业等行业投资兴办较少，而且这些行业基本上集中在长沙、湘潭、常德等几个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湖南产业结构与地区分布明显呈现出不平衡结构。
不仅如此，湖南产业在投资上也极不合理，它不是按近代企业的投资顺序由轻工业到重工业，而是一开始就集中在重工业，轻工业极少，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居绝对优势，而加工工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1895年～1913年湖南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各类企业23家，资本总额为363.2万元，其中矿业占15家，资本额为252.2万元，分别占同期企业总数和创办资本总额的65.21%和69.64%，而轻工业分别只占企业总数的和资本总额的26.1%和20.93%，公用事业只占企业总数的和资本总额的8.7%和6.17%。
四、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兴起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增殖理论，一般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有个重要的区别，即：“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即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有一个剩余价值。由于商品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序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必须具有高于简单商品生产（它只是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比简单商品生产更多的新价值，即实现价值增殖。否则，就没有剩余价值，资本也不会生产。“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同这样的说法：“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本质上就是物质生产力水平，它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生产资料和工艺、技术水平。在《资本论》中，这有时被称为“劳动的物质因素”或“劳动资料”，其中包括生产工具和原料。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物质因素取决于资本家，如果资本家给工人装备了落后的工具，或使用了劣质的原料，那就不会得到剩余价值。正是基于这些分析，马克思作出了著名的论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为主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没有必要的生产力水平或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即使具备了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这两个条件，真正的资本主义也绝不可能发生。那么，作为后发生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才可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根据朱华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大高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更重要的物质条件，只有在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积累这两个基本条件出现的同时，也具备了这个物质条件，即货币财富可以方便的转化成先进的生产资料或技术，中国资本主义才会可能变为现实。湖南资本主义产业的兴起就是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先进的生产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进的机器设备。湖南近代产业化的矿业、运输业、机电业、轻工业等就是在引进先进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发生的。正是这些机器生产造成了规模经济效应，使生产水平大大高于家庭的手工生产劳动。也正是这些近代的兴起让深处内地的湖南人民真正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威力，从而促使部分拥有较多财富的绅士、商人开始引进和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一是先进的组织经营管理方式。“管理也是生产力”的理念在今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实在近代中国管理作为一种生产力也表现出它的巨大作用。湖南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资本原始积累十分不足，即使这样，这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中湖南人民还有扬长避短，大量采用需要资金较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如股份公司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宝箴奏办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奏办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鄂湘官轮局合办章程》、《两湖官轮局集股章程》、《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招股简明章程》等五个章程中可以看出。
总之，湖南资本主义产业的产生，对于封建、半封建时代的湖南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生产因素和新的生产关系。这是历史的进步，它的兴起为湖南近代化运动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它为湖南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起了示范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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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实业杂志.[N]第244号,1948年2月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27页
[3]《奏办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Z].第七章,第57条(湖南图书馆古籍部藏)
[4]根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Z]第2辑第870-910算出转引朱坚真：《湖南近代企业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5]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3，221，52，559，221-222，2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7]朱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再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J]2002年第3期，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