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形成中的若干重要因素分析
[摘要]“东亚共同体”从概念的提出到真正成为东亚各国共识的10年，是东亚各国之间依存度和互补度不断提高的10年。已成为推动东亚共同体加速成长的积极中坚力量。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担心，促使日、韩、印、俄都力图积极加入这个合作进程。由于中国参加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势头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因而其他国家的态度也会越来越积极。尽管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核心和主导力量是东盟国家，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东亚 共同体 区域经济合作 东盟中日韩合作
一、“东亚共同体”辨析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目前世界上所称的“共同体”机制，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欧洲共同体以关税同盟为基础，机制以封闭性和约束性为特征，以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为目标。而其他中国家所组成的地区合作组织，也有称为“共同体”的，例如“东非共同体”、“南美共同体”等。但由于这些区域内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受资源不足影响较深，因此都远未达到欧盟那样的水平（柴喻，2005）。
东亚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那种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共同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很难被东亚地区的各国接受。因此尽管现在东盟或10+1、10+3的文件中以及许多媒体用语中，都经常提到“东亚共同体”，但迄今它仍然只是个概念，在今后可预见的进程中，也依然是一种非约束性的、开放式的地区主义。它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它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黄柯方，2005）①。
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会长岛山襄撰文指出，“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其中的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能共同为伙伴承担责任。他认为谈共同体就要先谈相同的价值观，欧盟是典型的共同体，加盟各国在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法制等价值观上相同。因此他的结论是，东亚地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很快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该地区难以建立“共同体”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其次是可以满足各自相互需要的其他方面利益的共同体，有了这两条就可以构建区域合作的共同体。至于是否是政治共同体，只关乎所建立共同体的形态及水平高低问题。建立该地区所有国家人们的价值观都要相同的所谓“价值共同体”，更似一种苛刻的要求。
正因为所谓的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其次是可以满足各自相互需要的其他方面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我认为，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1月第二届东亚峰会上提出的三点主张，应该成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是：
第一，东亚合作应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合作。各方要从大家最关心、共识最多的领域开始，从交流发展经验、信息和先进技术入手，让各国从合作中受益，逐步增强合作的信心和动力。各方应推动东亚合作朝着均衡、普惠的方面发展，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务实合作，密切经贸联系，形成互利、互补的合作格局。
第二，东亚合作应是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合作。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安宁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的新型命运共同体。东亚合作的目的是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平等对话弥合分歧，通过友好协商化解争端，营造一个相互信任、持久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第三，东亚合作应是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发展的合作。各国要从东亚国家的特点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相互尊重，照顾不同国家的需求和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合作。东亚合作要坚持开放性，欢迎域外国家和组织的参与，不断拓宽合作的范围，加强合作的基础②。
二、“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可行性
如前所述，区域共同体首先应当是经济共同体。对于任何区域共同体来说，经济都是其形成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相互的经济依存度和互补度越大，它们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和潜力就越大，它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乃至其他利益共同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就越高，而这一点恰恰是东亚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特点和主要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不仅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1980～2000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7%，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一比重由5.5%上升至10.7%，而欧盟区域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则从24.4%下降到22.3%。另一方面，1980～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区域总贸易的比重由34．7%上升至54%。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一比重由33．8%上升至46%，欧盟由52.4%上升至64.4%（李淑娟，2006）。到2005年底，东亚区域内贸易又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已经占到了区域贸易总量的55%，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比重下降了1个百分点至45%，欧盟则下降了3.4个百分点，只有61%③。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指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提高，其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由1985年的51.2上升到2001年的67.3，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由51.9上升到65.4，均超过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与区域外的北美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互补程度，这说明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潜力大于与区域外的贸易潜力。贸易互补度的上升，主要源于东亚区域内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互补指数越大，相互之间发展贸易的潜力越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潜在利益越大（李淑娟，2006）。
导致东亚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迅速提高的第一个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崛起对整个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以“雁行模式”为特征的东亚传统发展模式，在东亚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地区经济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这种新的经济联系机制的基本构架是中国成为吸纳外来投资和加工生产的一个重要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水平式分工联系。中国成为这个新结构的一个重要联系枢纽，通过中间产品的分工交换，推动地区的经济活动开展。另一方面，中国不仅仅作为一个接受外来投资进行加工制造的角色在起作用，而同时也成为一个很大的“终端产品”吸纳市场（张蕴岭,2003）。 数据显示， 1985～2002年，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由6%上升至12%，其中，香港由26%上升到39%，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由1%上升到16%，日本由7%上升至10%，东盟四国由1%上升至5%。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需求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带动了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区域内贸易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虽然从总体上看，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大幅度下降了，但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比重却呈迅速上升之势。这说明，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对域外“出口平台”的地位在不断提高（李淑娟，2006）。
导致东亚区域内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迅速提高的第二个因素，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国际化分散生产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得以建立，并推动了以中间产品为主体的东亚区域内产业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分散化生产是指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而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国际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配置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直接表现就是区域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和中间产品为主体的产业内贸易大幅上升。到1999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泰国等经济体的区域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系数均超过了0.5，其中新加坡达到了0．641，马来西亚为0．608，中国台湾为0．595，韩国为0．593，泰国为0．505（李淑娟，2006）。
鉴于上述两个决定性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东亚区域内经济体相互之间依存度与互补度肯定将不断扩大和加深，由此其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会不断扩大和加深，从而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东亚共同体”从提出到形成共识的发展历程
“东亚共同体”从概念的提出到真正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大约经历了10年的发展时间。而这10年恰恰就是由于中国崛起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而导致的区域内贸易迅猛发展，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经济依存度和互补度不断提高和加深的10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美和西欧经济联合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也曾设想建立东亚经济圈，但当时提出那样的构想不但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反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引致了许多东亚国家的反感和怀疑。
有关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可以追溯到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倡议。他建议东盟和中、日、韩三国成立一个贸易集团，以应对欧洲和北美集团化的挑战。此举立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尽管东盟随即将其改名为“东亚经济核心”，但这项重新包装的倡议仍因美国的反对和日本的退缩而被束之高阁。
真正的转机是1997年的亚洲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国家痛感缺乏地区合作机制所导致的抵御风险能力差和缺乏互动合作机制给每个国家(地区)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中、日、韩对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重视和积极响应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开始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
1997年12月，首届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召开，正式开始了东亚10+3的对话，形成了东亚合作机制。
1998年，第二次10+3领导人会议根据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倡议，决定成立由东亚13个国家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VG)，研究东亚合作的中长期规划。
2000年11月，当中国主动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时，东盟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积极倡导其十多年来的一贯主张，希望在与中国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由此，同时召开的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顺利地就未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
2001年11月，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研究报告，建议由“10+3”框架向东亚机制过渡，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同时建议召开东亚领导人会议。这是“东亚共同体”目标在东亚各国领导人会议上的首次提出。
2002年11月，于前一年成立并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东亚研究小组”(EASG)在东亚展望小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终研究报告，并建议实施17个短期措施和9个中长期措施。当月召开的第六次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确立了各国共同努力、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国家在东京举行了特别首脑会晤。期间，日本不仅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又一次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但小泉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包括10+3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扩大的东亚共同体。
2004年11月，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并决定2005年12月在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东亚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
2005年12月，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同时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中说：10+3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主要手段，而建立有利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安全、繁荣和进步的东亚共同体则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各国要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而共同努力。这样，经过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就正式提出来并成了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
从2007年1月14日和15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十次10+3领导人会议起，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迈入了更加务实和具体化的进程。本次会议在加强战略规划、深化经贸与财金合作、推进安全合作、拓展社会文化合作、加强公共卫生合作等方面所进行的深入具体的讨论，无疑将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东亚的区域合作是从东盟的合作开始起步的，而且在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由东盟来努力推动的，因此它与目前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相比，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区别。它既不像欧盟那样由德、法这样两个地区中最强大的发达经济体作为核心来主导整个进程，也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由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率先来倡导和推动，相反它由这个地区相对较弱而且是以家群体为主的经济体——东盟率先推动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目前这个经济合作的进程实际上仍然是由东盟主导的，现在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们，每年都在东盟建立起来的对话机制和框架下进行对话、交流和协商。不仅如此，从中国开始，中日韩三个东亚的主要经济体，每个国家都把自己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起步点，设立在分别与东盟签订10＋1的自由贸易协定上。这说明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角色。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讨论是否接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些非东亚国家加入东亚峰会时，更加突出了东盟的核心和主导作用。东盟10国2005年4月召开外长会议，专门讨论了东亚峰会的日程、形式和参与国等问题，一致赞同东盟应在东亚峰会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该次外长会议还提出了参加东亚峰会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与东盟有实质性的和经济关系；第二，必须是东盟的对话伙伴；第三，必须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又建议东亚峰会定期在东盟成员国举行，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和日本都表示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根据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东亚峰会参加国的资格按东盟制定的标准确定，东亚峰会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同时举行，由东盟领导人会议东道国主办并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模式由东盟和其他参加国共同协商。这充分说明，在今后的东亚合作进程中，东盟毫无疑问仍然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按常理来说，任何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其主导力量和核心一定是这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大，最具经济凝聚力的国家。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就是如此。但为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会反其道而行之呢？东盟虽然是发起者，但还不足以说明为何中日韩都要围绕它这个中心来运转。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个地区里同时有中日韩这样三个经济上的大国，它们的经济实力各具千秋，在东亚地区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它们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大分歧，它们之间可能永远会存在既合作又防范的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因此，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今后也绝不会像北美自贸区和欧盟那样形成以一个或两个发达国家为主的单极主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韩国，谁都不可能争到这个地区“老大”或领导的地位，谁都不可能寻求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居于主宰和指挥的地位，相反他们都在与比自己相对较弱的东盟合作中，既能找到自己在建立区域合作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又不会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这就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会以东盟为核心和主导的奥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这个特点，正是促成它成功的关键。设想，如果没有东盟，没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弱小且对中日韩都不构成威胁的经济体来充当发起人和推动者的角色，就凭中日韩现在这种状况，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如何才可以开展起来呢？至于这种局面今后哪一天会改变，将取决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状况会不会发生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变化。
五、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果说前面所讲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东亚区域生产得以建立是东亚共同体能够形成的两个根本的经济要素的话，那么东盟的核心主导作用和中国的积极加速推进作用就是东亚共同体能够形成的两个根本的非经济要素。
众所周知，1997年危机后，中国对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这是由于崛起的中国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盟国家在中国崛起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下，改变了长期以来紧盯欧美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把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目光转向中国市场。这种相互的需求以及双方贸易、投资及其他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使得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深化，也使双方都感受到建立自由贸易区是符合双方利益的重大战略选择。
正是由于上述深刻的原因，从中国总理朱镕基2000年11月参加第四次10+3首脑非正式会议时提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进展非常迅速。这项提议从开始到现在仅仅6年，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在经济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于2005年7月实施，双方7000余种商品开始全面降税，贸易额持续增长。2006年，双边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到2006年底，中国—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已由5个扩大到10个，这些领域包括：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能源、文化、和公共卫生。在这期间双方还签署了若干谅解备忘录。这些活动促进了双方在应对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新挑战以及更多人员交流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此外，大湄公河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也在顺利实施，中国—东盟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也已启动。在其他领域，双方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在原有七个部长会议机制的基础上，双方又增加了电信部长和卫生部长会议机制，并举行了首次会议。
双方合作的最新进展是，在2007年1月14日第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讯领域伙伴关系北京宣言的行动计划》和续签了《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尤其是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为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奠定了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突然加速，正是源于中国对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度的根本转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迅速起步和顺利进展，对日本和韩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日本长期以来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就十分热心，但是它所提出的构想，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以日本为主导和核心的基础上，因而为中韩乃至东盟国家冷淡，几乎没有任何成效和进展。相反，由于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对只限于东亚区域且以东盟为核心建立的双边自贸区计划始终持保留的态度。直到中国开始采取行动，要在10年内与东盟缔结FTA，日本这才开始感觉到“再不采取行动的话，恐怕不仅东盟的主导权、连东亚区域的主导地位都将被中国夺去，这才如梦方醒，希望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重建日本的主导地位”（天儿慧，2006）①。
于是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在对东南亚六国进行访问期间提出了与东盟建立“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2003年10月在巴厘岛峰会与东盟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又对东盟通过的《巴厘协定II》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在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他还对反对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活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计划、组成亚洲债券市场作为地区融资的另一选择办法等努力表示支持。从2004年开始，日本同东盟就10年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协商。日本将同东盟的6个主要国家在2012年前缔结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心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而同越南等4个东盟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则在2017年前签订协定。
其实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表示担心，并且要力图积极加入这个合作进程从而削弱乃至抵消中国影响的，又何止是日本和韩国，印度甚至俄罗斯都争先恐后地要加入到这个进程中来。美国也对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
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我谓之“中国崛起效应”的现象。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由于欧美日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强烈的警惕和戒心，也由于太多的舆论和媒体狂热炒作“中国威胁论”，因此只要中国关注哪里，世界各国的目光就都开始蜂涌地聚焦在哪里。正如现在非洲也由于中国关注而成为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关注和争夺的焦点那样，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就是这样成为“香饽饽”的。因此说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毫不过分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参加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努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因而日本、韩国以及印、俄、新（西兰）、澳等国对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也会越来越积极，它们与东盟各国合作中所采取的态度、目标和要求也会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摆脱利己的阴影。
我还乐观地判断，日本和韩国不但都会如期实现与东盟建成自贸区的目标，而且还会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六、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尽管我们在前面指出，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核心和主导力量是东盟国家，但是毫无疑问，就共同体能否建成并且能够建成什么样的共同体而言，起决定因素的还是这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三个国家——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关系。
目前，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大晚于和落后于东盟自贸区。但三国相互之间的双边合作则已经迈出了步伐。例如中日方面，2006年10月，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在这个基础上，新当选的安倍首相成功访问了中国。2006年11月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会见了安倍首相。这些举措都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日韩方面，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日本访问期间，首次提出了两国应在新世纪建立新的双边关系的建议。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部门的合作以及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中韩方面，2000年10月两国首脑决定探索两国中长期经济合作方案，2001年双方就共同设立“21世纪中韩（韩中）经济合作研究会”事宜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共同加强中韩经济的中长期合作研究，将合作研究成果作为向两国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依据，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此外，中日韩三方自2005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工作磋商以减少贸易壁垒。
中日韩三方合作最新的进展是，2007年1月14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领导人就增进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交换了意见，并达成5项共识：一是要加强三国领导人交往，保持现有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三国领导人可视需要轮流在三国举行不定期会晤。二是要建立三国外交高官定期磋商制度，首次会议将于2007年在中国举行。三是促进贸易、投资和能源合作。四是加强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合作，将财金、科技、卫生、旅游、物流、青少年交流确定为新的合作领域。五是促进文化交流，确定2007年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 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此次会议坦诚、务实，富有成果，进一步确定了今后三方合作的方向。 会议并发表了《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所要构建的东北亚自贸区也许是难度最大的。尽管这三个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越来越接近，而且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强，应该说具备了相当有利的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条件，但实际上却由于各种敏感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这三国所要建立的经济共同体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更超过东盟自贸区的建立，甚至也超过其中任何一国与东盟所建立的10+1自贸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是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能否实现的关键，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种现实可能性。因为即使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协定，也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所以我的判断是，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它将是最困难和最复杂的一个门槛，是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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