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产性支出：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 非生产性支出；代理成本；寻租成本
研究企业交易成本如何随着制度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且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并对已有实证研究进行概述，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非生产性支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以Coase（1937）开创的新制度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张五常（1987）将交易成本视作一种“制度成本”，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并且“除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社会中所有可以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同时，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的存在和变化也被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并且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 ① 。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交易成本，而在社会中专业化的利益巨大，交易成本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却各不相同。张五常（1998）认为，“这个尺度（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同时 “这一比率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埃格特森（2004）指出，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故对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组织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交易成本不仅影响了生产的契约安排，而且影响着人们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Wang，2003）。
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不相同。从市场微观结构出发，企业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分为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Spulber，1999）、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施加的额外成本。不同的交易成本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以下分述。
（一）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主要由技术进步及市场结构演化所决定，体现为市场上寻找价格分布、商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以及在市场上寻找潜在获利机会、订立契约以及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等。这类成本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予以降低，对处于同一市场体系下的所有企业都具有同等影响，并且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签约对象，以将这种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同时，由于价格机制作为“无形之手”，可以有效地协调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Smith，1776），因而上述成本可能并非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
（二）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成本，也就是代理成本
埃格特森（2004）认为，“当资源所有者的联合代替了一系列的单一型企业，一种交易成本就被另一种所代替：由一项交易代替一系列市场交易时，市场之内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但出现了新成本类型，即形成和维持生产者联合的交易成本——通常在中被称为代理成本。”这种交易成本无法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的方法予以消除，是一种契约签定后的成本，源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三）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政府）施加的额外成本
与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不同，这类成本具有特定性，即企业作为交易一方无法自由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政府，除非企业不进入市场。同时，这种交易成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可能并不相同，当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时，这一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寻租成本。已有研究表明，这类成本（如等待成本、获得经营行业许可的成本、贿赂官员的成本等）在转型经济国家显得更为重要（Dagnino和Farina，1999）。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构成一种成本，但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不可能是无成本的，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上述成本，因而它甚至构成了社会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同时，竞争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自发演进都使得上述交易成本在既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相对而言，后两类成本（企业的寻租成本和代理成本）则非社会价值创造所必须，主要体现为财富的再分配，构成社会的一种非生产性支出。同时，这类支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因此，后两类交易成本，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包括公司的代理成本和寻租成本，对企业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广泛存在，学术界却很少对非生产性支出给出定义。从政府支出角度看，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能够为私人生产部门生产性活动提供服务的支出，而非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对私人经济没有直接影响的支出（Aschauer，1998）。Bhagwati（1982）认为非生产性活动是一种“不产生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效用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依据前述概念，我们可以把非生产性支出定义为那些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不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产生商品或服务的支出。因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可视为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所有非生产性成本。其中，代理成本为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契约能否及多大程度上有效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寻租成本可视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宏观制度因素的影响。
二、非生产性支出的现状及相关研究
非生产性支出在我国具有现实重要性，公款吃喝和公费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生产性支出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的估计，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高达
3 700亿元，占当年GDP的2.27% ② 。由于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公款吃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或寻租成本。Cai，Fang和Xu（2005）研究表明，企业的娱乐餐饮费用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占销售收入的2%－3%。这些支出除用于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外，也被用于经理人的个人消费或作为公司支付政府官员“保护费”或“贿金”的手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和寻租成本在中国都是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表现形式，前者反映了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后者则反映了公共治理对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的影响，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重要性。
（一）内部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中的在职消费
已有文献中，Smith（1776）实际上把在职消费视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认为在职消费是由于高管人员的“疏忽和挥霍”，源于高管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此后的财务学文献中，在职消费通常也被认为是经理人代理问题的体现（如Grossman和Hart，1980；Jensen和Meckling，1986等）。与前述观点不同，效率观认为公司从在职消费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可能超过高管个人获得的利益。Rajan和Wulf（2004）认为，公司为经理人提供在职消费的目的在于提高经理人效率，或者强化经理人地位与权威。
高管人员在职消费在各国公司中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且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中国，尽管缺乏十分准确的在职消费数据，但根据公开数据披露来看，在职消费总额非常惊人。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企业经营者公开年收入低于10万元，50%以上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仅0.2%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与此呈鲜明对比，一些企业经营者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经营者的职位消费水平一般在其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 ③ 。根据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的一项调查，经营者专车消费（包括司机、维修保养、折旧、油耗、车位等相关费用）每年一般在15万元以上，企业高管的年均专车消费高达15万元。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的研究与前述结果相近，他们对1999－2002年之间的公司在职消费总额和经理人薪酬总额的比较，发现不论是按照中位数还是均值进行比较，经理人的报酬均远远小于在职消费，平均只占十分之一左右。他们进一步分析表明，可能是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导致了高管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
（二）外部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中的寻租成本
在取得快速、各地区市场化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也逐步显现，寻租成为一个被学术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对象。据报道，1992年至2002年10年间，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县级以上官员数量每年高达数千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寻租问题的严重。尽管不同学者对我国租金收益与租金规模的估计不尽一致，但都令人震惊（胡鞍钢，2004；齐仲锋，2006等）。这表明，我国行政权利配置社会资源的色彩并未褪尽，的成本中，还蕴涵着如何与政府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资源，或以更为有利的价格获取资源这一重要交易成本。Cai等（2005）的研究首次涉及了政府行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系统地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陈晓、李静，2001；陈冬华，2002） ④ 。同时，由于各地市场化进程不一、治理环境有别，地方政府对公司的干预方式和力度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并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形成了可观测的影响（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夏立军、方轶强，2005） ⑤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造成了可观测的影响。陈信元、万华林（2007）研究进一步表明，治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公共治理变量，可能系统地影响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并进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综合我国非生产支出现状及现有研究可以发现，非生产性支出是一个对企业颇具影响的重要问题。从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因素看，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以及治理环境因素都非常重要。总体而言，地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薪酬管制越弱，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水平就越低。这表明制度和治理结构差异是影响企业交易成本——寻租成本和代理成本的重要因素。
三、理论与政策含义
研究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一种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从社会角度看通常不具有价值创造功能，因而在技术约束既定的条件下，有效地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应有之义。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可以说正是尝试降低交易成本的伟大实践。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长期、大范围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我国寻求建立的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由此可见，产权的清晰界定不仅涉及法人产权的界定，更涉及公共权力与法人产权的清晰界定。政企不分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或不恰当干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因此，为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公共治理的改善至关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由于公共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治理环境的改善不仅影响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从宏观上影响着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影响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也会通过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契约进而影响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因此，在企业层面也需要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不仅是我国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
【主要】
[1]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 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2）：92～101.
[2] 陈信元，万华林. 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非生产性支出.工作，2007.
[3] Hongbin Cai,Hanming Fang & Lixin Colin Xu.Eat,Drink,Firms and Government: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
ment Expenditures of Chinese Firms.working paper,2005.
[4] Raghuram G. Rajan and Julie Wulf,March.
Are perks purely managerial excess?.working paper,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