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
摘要：基于产业内贸易理论，本文主要运用Grubel-Lloyd指数和Bruelhart指数测算了静态和动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长期内FDI和增长与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负相关性，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主要仍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G-L指数Bruelhart指数
一、引言
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IIT）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Krugman和Help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新贸易理论。它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局限性，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探讨了同一产业内差异性产品的国际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作为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贸易活动，是衡量产业竞争力和国民福利的重要指标。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产业内贸易是由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需求多元化和国际投资引起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及其实证分析是近2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综述
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是Verdoorm(1960)在对“荷比卢经济同盟”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中发现这三个国家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不同分支之间。之后Balassa(1966)在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以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体系划分的商品组内，而不是在商品组之间。Grubel and Lloyd (1975)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是一部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的专著，其在Balassa(1966)的公式基础上提出的测量IIT指数的公式，简称G-L公式，到现在还是国内IIT指数的主要公式。Marius Brülhart(1994)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概念(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MIIT)，并提出了测算MIIT的公式。
在实证方面，在Toh(1982)和Greenaway and Milner(1984)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Marvel and Ray(1987)和Clark(1993)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Sharma(2000)对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和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由于产业内贸易最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晚。在我国国内，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从90年代开始。周戈、任若恩（1999）分析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现状，得出中国产业内贸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认为增加产品多样性和寻求规模经济是增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娅玮（2001）通过对时间序列对中国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马剑飞、朱红磊、许罗丹（2002）的通过跨行业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同样发现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外商进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陈迅、李维、王珍（2004）的跨行业截面数据实证分析指出，外资引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规模经济则表现出较好的正相关性，不过影响系数较小。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G-L公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该指数是测度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静态指标，因此只适合于某一个单一时期；其次，该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国内目前用Brülhart的MIIT指标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文章较少，朱允卫（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泰1996-2003期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做了比较研究。陆文聪、梅燕（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国与欧盟1996-2002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做了比较研究。而对于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影响中国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做静态和动态的比较回归分析目前仍是空白。本文旨在此方面做一些简单分析。
三、研究方法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该指数由Grubel和Lloyd于1975年提出，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度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标准的Grubel-Lloyd指数(简称G- L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GLi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i为从0到9的整数， GLi的取值为:0≤GLi≤1，当GLi= 0时，即有Xi = 0 或Mi = 0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 GLi= 1时，即有Xi = Mi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而衡量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 L指数是:
2. Bruelhart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由于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G-L指数无法衡量出某一产业进口的增加(或减少)与出口的减少(或增加)之间的关系，若某个产业某年进口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与出口的减少量或(增加量)相等，则G-L指数算出的IIT指数是不变的，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不能反映出时间序列的变化，是一个静态的指标。Bruelhart于1994年用边际的概念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以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以贸易变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简称MITT其公式为：
四、实证分析
1、数据说明：
1992-2005年各分类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定标准(STIC REV.3)为基础统计的一位数分类层次上的统计数据。1980-1991年的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5年的以1990年为基年美元表示的中国GDP数据、1983-2005年GDP价格指数(1990=100)的数据同样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库，而1983-200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本文中，用FDI除以GDP价格指数(1990=100)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FDII表示。
2、用G-L指数的计算结果与静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1)及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算出的我国各分类的GL指数和综合指数见表1，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 建立二元回归模型：
GL=59.14861+0.00017DGDP-0.136881DFDII-0.071741DFDII(-2)
(27.05) (4.89) (-3.84) (-1.98)
F-statistic=10.28328，Prob=0.000627，R2=0.672845，Adjusted
R2=0.607414，D-W=1..445528，LM(1)=0.258487，Prob= 0.611161，LM(2)=0.384872，Prob=0.824947，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White检验nR2=6.675790，Prob=0.351873，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GDP的增长对IIT指数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影响系数较小。FDI的增长对IIT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有滞后的负效应。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3、用Bruelhart指数计算与动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3)结合原始数据测算MIIT指数，结果见表3，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可以看出MIIT各指数的波动性明显变大，初级产品（0-4）虽然波动性变大，但各产业MIIT指数并没有明显上升的现象，而工业制成品（5-9）在波动性变大的同时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体的MIIT指数有缓慢的上升趋势。可见MIIT指数从边际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更适合做动态的时间序列分析。下面用MIIT结合GDP和FDI做回归分析。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 回归分析
MIIT=31.15036-0.352952DFDII+0.000764DGDP-0.000427DGDP
(3.69) (-2.79) (3.83) (-1.68)(-2)-0.228829DFDII(-3)
(-1.98)
F-statistic=6.585608，Prob=0.004005，R2=0.669568，Adjusted R2=0.567897 ， D-W=2.014364， LM(2)=0.629206，Prob=0.730079，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系，White检验nR2=9.129957，Prob=0.331452，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该回归方程关于FDI得出了与前面相似的结论，不同点是GDP的增长对MIIT有滞后的负面影响，且其影响系数大于当期GDP增长的正的影响系数。
五、结论
从增长的角度看，虽然综合的IIT指数和MIIT指数比起改革开放前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从各产业MIIT指数的变化情况看，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稳定，起落较大，且初级产品的MIIT相对较低。回归结果更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从长期看是负相关的，这也证明的新贸易理论关于产业内贸易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观点。相比较而言，我国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的现象，也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的贸易主要集中于产业间贸易，即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还是依赖于比较优势。而FDI与产业内贸易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替代性的产业间贸易。90年代以来，外商的大量涌入，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且其中有大部分商品就地销售，挖掘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加大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探索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途径，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
[1]Balassa，B(1966)，European Integr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3.
[2]Dixit， A. and Stiglitz， J. E. (1977)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7.
[3]Greenaway， David and Chris Milner(1984):“A Cross Section Analysi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U.K.”.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25，pp.319-44.
[4]Grubel ， H，G. and Lloyd， P. J. (1975)，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Macmillan， London.
[5]Helpman，E.(1981)， “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1， pp.305-40.
[6]Krugman，P.(1979)， “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
[7]Marius Brülhart（1994），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30， pp. 600-13.
[8]周戈、任若恩：《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制造业的竞争力》，《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6期。
[9]徐娅玮：《中国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成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2期。
[10]马剑习、朱红磊、许罗丹：《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11]陈迅、李维、王珍：《我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2]朱允：《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13]陆文聪、海燕：《中国与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2期。
[1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