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李云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新建设;村落社区;社会资本
  论文摘要: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尔德井村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村庄外部的链接、内部关系的整合及规范秩序的重建,既获得了社会资源,又增强了能力。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和体制的分化与转型,都为村落社区开发、利用社会资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程,需要整合、协同农村的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通过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能有效提高村庄内外资源的整合、利用效度,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一、社区社会资本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作为“资本家族”的新成员,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学界在相继提出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及人力资本之后,新提出的一个资本构成要素。它被认为是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什么是社会资本?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科尔曼认为,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信任关系和权威关系,也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息网络、规范以及各种“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而普特南则把它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此外,亚历杭德罗·波特斯、弗朗西斯·福山和林南等也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不同的定义。
  可见,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资本,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可解释性。社会资本似乎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及核心要素的理解是大体一致的:其一,与其它资本形式相同,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为行动主体带来收益的资源,即社会资本中的“资本”二字意味着,它能使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增值,即创造新的价值或降低交易成本;其二,与其它资本形式又有不同,社会资本既不存在于参加者自身中,也不存在于产品的物质成分中,而是存在于参加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即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二字标明,这类资本是“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无形资产;其三,尽管存在不同的理解,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应当是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依附于其中的信任、规范等。
  社会资本既可以为个人所有并享用,也可以为团体所有并使团体受益,因此林南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和团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沿着林南的分析理路,一些学者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解为四个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个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及国家社会资本。笔者着眼于社区社会资本层面,试图说明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意义。
  村落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村落所具有的、有利于村落发展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网络、关系和文化。网络是指村落成员所具有的外部联系;关系指村落的内部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互惠合作关系等;而文化则是指为村落成员所共享的文化,如共识、规范和价值观念等。一个村落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发展能力越强;反之亦然。换言之,与个人社会资本相比,村落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它归属于村落群体,并为群体利益而服务;而个人社会资本却属于“私人物品”,它归属于个人。并为个人利益而服务。就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而言,村落社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作为一种“黏合剂”,村落社区社会资本意味着其关系网络内的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并保持着密切的互惠交往和互动,因此它使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摄取其中的隐性资源(如信息、资金、技术、构思等)成为可能,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把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粘连在一起,动员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资源匮乏者带来各种各样的资源收益,因此,挖掘、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克服新农村建设的资源瓶颈。
  第二,作为一种“润滑剂”,村落社区社会资本还意味着成员间和谐交往,遵守规范,因此它能够润滑社区发展的车轮,进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村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村容整洁、村风文明以村庄共识性规范的建立为前提条件。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在当前的村落社区,村民原有的规范意识以及村庄的治安秩序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积极建构村落社区的规范资本,能够有力推动村落社区和谐秩序的建立。
  第三,作为一种“强化剂”,村落社区社会资本也意味着其成员具有明确的“社区归属感”,即“在这一社区中,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强化了村落成员的“我们”意识,推动了村落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的产生,因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社区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公众参与网络。如果村落建立起以各种社团和活动为载体的村民公共参与网络,那么村民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就会逐渐产生互相信任感,并增加对集体利益的“兴趣”,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进而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可见,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对村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村庄集体利益的增进及村落社区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无疑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尔德井经验”及其启示
  
  尔德井村位于陕北靖边县城北32公里处,全村总土地面积21平方公里,辖11个村民小组,257户,1247人。长期以来,尔德井村因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风沙滩区,气候干旱少雨,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因而素有“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之说,是个“天生”的穷村,发展资源相当匮乏。但从2003年始,仅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该村人均收入就由2003的不足900元迅速增至2006年的3500元,特别是万丰泉村民小组的人均纯收入达20000多元。同时,该村的村容村貌、社区秩序等都有较大的变化。由此,尔德井村不仅受到省、市、县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而且受到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日报》曾以“大漠惊现欧洲村”,《陕西日报》曾以“荒漠里崛起的新农村”、“沙漠里的欧洲村”为题予以广泛报道。据调查,尔德井村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就与该村积极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加强村落外部网络的链接
  任何建设能否成功,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资源的吸纳。长期以来,尔德井村的自身积累和发展资源相当匮乏。但从2003年起,该村尽可能通过外向化关系网络获取资源。
  第一,利用垂直关系网络摄取资源,即尽最大可能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资助与支持。2003年,当陕西省水保局把靖边县海则滩乡和红墩界镇确定为治沙示范基地,并拟选取若干村作为示范点之际,村干部利用省水保局负责人出身于该村这一地缘、老乡关系,积极活动,努力争取,最终使该村被确定为治沙示范基地的首批辐射带动村,即生态循环经济建设试点村,由此率先抢占了发展的先机。
  通过垂直关系网络,尔德井村向上筹集到的主要是有形的物资援助和无形的政策支持和领导支持。到目前为止,有关政府部门已为该示范村先后提供捆绑项目扶持资金100多万和专项资金60万。这些资金分别用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动植物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手段的更新,以及村庄公共设施如村委会办公室、卫生所、文化站等的建设。当首笔资助见效后,各级领导纷纷来村考察指导。如此一来,尔德井村在县、镇政府眼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此在贷款、政策支持等方面也得到更多的优惠,“办起事来更加方便”。可见,向上争取政府部门的资助与支持是尔德井村摄取资源首要的、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步。其动用的垂直关系网络是上下级的正式关系与老乡关系,以及经配合与合作后所形成的信任关系的糅合,因此这部分资源并非完全的正式组织资源,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源。
  第二,利用水平关系网络摄取资源,就是尽力争取非政府部门的援助。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寻求的资助。该村建第一座砖厂时,经一位政府官员兼老乡的协调,由某企业无偿捐助20万启动资金。其二,谋求科研院所的帮助。经老乡牵线,村级组织曾多次邀请技术培训单位到该村传授并现场演示实用技术;与某农林科技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既派村组干部参加该校举办的乡土人才学习培训活动,又争取该校某研究所把本村作为研究基地。其三,与营销商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与整个示范区内的销售商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还通过亲戚朋友的穿针引线,及外出打工者提供的大量的信息,积极拓展营销网络。目前,尔德井村的洋芋、“万丰泉”1~4号辣椒等都有较为固定的营销网络。
  通过水平关系网络,尔德井村摄取到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这部分资源的摄取,实质上也是对各种关系资源的利用。
  
  (二)促进村落内部关系的整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同中国大多数的村庄相似,该村村民的生产、社会活动高度分散,村民之间、邻里之间的互动交往日趋减少,村落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特征,因此,村落社区的信任合作资本持续流失。
  新农村建设以来,村级组织通过引导、推动社区组织的创建,客观上修复、整合了村落内部关系网络。其一,组建了股份合作制砖厂。2003年9月,村干部领导村民在万丰泉村建起了第一座年产1200万块砖的砖厂。村民以自愿人股的方式筹集了30万启动资金。2006年初又在王家洼、杨家海则,由五个村小组的村民共同入股,建成年产2000万块砖的第二座砖厂。其二,组建了“辣椒协会”。辣椒,特别是自主有机品牌“万丰泉”1~4号辣椒是尔德井村温室大棚蔬菜的主打产品。在与市场打交道的过程中,村民们深感各家各户的“单打独斗”缺乏博弈能力,于是由村组织牵头成立了“辣椒协会”。全村凡种植辣椒的农户几乎全部入会。尔德井村社区合作组织的创建,把本已“原子化”的村民纳入到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内或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村民间的互动交往由此趋于频繁,村落社区断裂的人际网络得以织布。

  这首先推动了村落社区信任水平的提高。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低度信任主要由家庭提供,表现为家族内部的团结协作主义;高度信任则由社团组织提供,表现为内部成员问的互惠互利、信任合作的团体主义。砖厂的股东协议和辣椒协会的章程蕴含了村民互动交往的准则,防止了个别村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推动并保证了村民间互惠互利、信任合作关系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该村在建设新居时,村民经共同协商一致同意,砖厂免费为各建房农户供砖,超过部分在下年利润中扣除;同时,村民间也普遍相互换工,互相帮忙,结果各建房农户的建楼成本因此而降低1/3。可见,社会资本的确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收益之功效。同时,村落社区组织化或公共参与网络的构筑,也增强了村庄的集体凝聚力和行动力。譬如砖厂建设初期,村民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男女老幼齐上阵,结果仅用83天就建厂成功。

  (三)推动村落规范秩序的重建
  规范是规约人们交往行为的框架,它既为正当行动提供便利,又对不当行为予以限制,因而能使群体行动目标更容易实现,因此,福山认为,规范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叫尔德井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民间的经济、土地、家庭等纠纷越来越多。尽管村子很穷,但喝酒、赌博十分盛行。村民的规范意识、村庄的治安秩序不尽人意。
  在新建设中,村级组织也努力重建村落社区的规范与秩序。一方面,引导村民制定了村治制度体系。其主要包括被称为“治村小宪法”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各项专门性规章。这些制度规章比较全面地规范了村政的运作和村民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使各种制度规范内化于村民的日常行为,村级组织还领导村民开展了“五星级评比”和“中心户联户自创”活动。“五星级评比”就是用遵纪守法、明理诚信、团结互助、关心村务、热爱五项指标对农户家庭进行评比,若全部符合就授予“五好家庭”的荣誉,并将小红星贴在农户家门上。“中心户联户自创”活动则是由民选的8个中心户长带领村民共同开展“治安管理”、“文明村庄”的创建活动。其主要职责是做到:矛盾纠纷化解到户,重点对象帮教到户,联防联治组织到户,履行义务督促到户,扶贫帮困服务到户等。此外,中心户长还要当好“两员”:当好调解员,即发现家庭和邻里纠纷以及打架、斗殴等问题,要协助劝阻、参与制止或报告村组干部处理,尽可能把纠纷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好禁毒员,即对一般赌博人员要进行说服,对惯赌、大赌、聚赌者要立即报告治安主任或派出所,依法予以查处。“五星级评比”和“中心户联户自创”活动的开展,着力于村民的共同参与,用一位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强迫村民自治”。其结果是,尔德井村的安全文明创建活动进村、入户、到人,形成户户争创文明家庭,人人参与综合治理的局面。村落公共参与网络的形成,使该村社区秩序明显改善,人际关系趋于和谐。
  由综上所述可见,尔德井村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就,一方面是该村充分建立、运用社会资本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使该村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增值,换言之,尔德井村新农村建设的显著成效为其进一步赢得上级的支持、媒体的关注及社会各界的援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尔德井经验”的启示是,开发、利用蕴藏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多样化资源,能够扩大、增强村落社区的发展能力,有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运用社区社会资本的现实基础及应注意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限于篇幅,下文着重探讨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现实基础问题。
  首先,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及其实施,为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是阻碍资源流入乡村的主要屏障。但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央不仅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乡村建设的公共财政投入,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方针,而且一直鼓励、动员社会各界对新农村建设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这就为村落社区摄取各种各样的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新农村建设先进村基本上都是通过积极动员各种“关系资源”而争取到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各类甚至“富商”的物资援助的,因而能够率先发展,把本村的新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有些村庄组织则步调缓慢,“坐等”上面拨款拨物,不主动争取,结果至今未见“半分钱”,村容村貌依旧。可见,善于动员“关系资源”是村落社区摄取资源的一个有效路径。
  其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仍然具有特别的适用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由亲情、乡情、友情连接而成的各种圈子之中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注重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个组织。”基于此,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关系与义务仍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亲情、乡情、友情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仍然是维系差序格局和乡村发展的强劲纽带,由亲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关系网络仍然具有极大的能量,因此,积极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既有一定的必要性,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分化与转型,也为开发、利用村落社区的社会资本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及社会成员都具有单一性、同质性特征,一切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调配,因而村落社区的物质支持主要依靠自我积累,从外部摄取资源的空间极为有限。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转型中,不仅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一些非公经济实体、社会组织大量出现,而且传统的资源配置权力和范围日渐缩小,地方政府、非公经济实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的资源配置权相应大为增加,这就为村落社区的资源摄取战略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往往把运用社会关系资源当作不正之风甚至是腐败的代名词,以至于把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与社会资本的正常运用混为一谈;新闻媒体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的作用。这与国外多数研究重视社会关系的积极功能的趋向正好相反。英国学者韦恩·贝克认为,既然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处于关系网络中,那么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管理好社会关系。这既是成功的前提,也是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够为人们带来利益,而且还能使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使社会更加美好。换言之,如果是为他人、为集体利益而建立、管理关系网络,那么这是合乎道德规范的。
  当然,毋庸讳言,关系社会资本也有消极的一面,若运用不当,确实会导致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地排斥关系资本,而是应当辩证地扬弃。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建构、利用关系资本时,(1)应当依法对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使用范围、渗透界限、介入边界予以清晰地界定或规约,否则会使中国政治生活缺乏法制精神,会使政治权力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相结合,名正言顺地成为非正当性摄取资源的力量;(2)应当鼓励在政策空间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运用关系资本摄取资源,以发挥政治权力应有的正当作用;(3)还应积极培养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此监督、保障政治权力与人际关系链接的适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