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