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出路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向 红 时间:2013-02-14
和国家主权“弱化论”,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利润至上逻辑的政治战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制度,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意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领域。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难度,而且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因为追逐资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7](PXIV)西方发达国家还依靠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发展不易受到来自弱势力量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例如,在长达200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8](P29)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言听计从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战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发展中国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手段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些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产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协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64。9%的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9](P36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地区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的舆论氛围,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地区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使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方法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果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么美国动用军队开拓全球市场,其战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地区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代理人深化对这些地区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10](P90-93)。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

  总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著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P277)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77国集团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9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9%,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5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7%,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74%。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12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1。3%、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4%、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5%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1。5%。[12](P77)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13](P41)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20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12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12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130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2。26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14](P158)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2005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20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6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82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75%。[15](P41-44)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9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4倍。[16](P23)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30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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