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

　　要明确此次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和基本内容，必须深刻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否则，相关的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空洞、臆想的窠臼。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领域、多层次的。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增强。经验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国家竞争力的上升将有助于增强其整体实力，进而引发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各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现实也使其在技术领域需要依赖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只有不断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逐步降低这种依赖度，并逐渐使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可以预见，实现这一转变将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将趋于平衡。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产业机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都在升级，只是在不同阶段升级的速度有所差异而已。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变化迅速，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一降一升”。所谓“一降”，就是美、日、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的总份额从2001年的53%下降到2011年的44%。就国别和地区而言，中国对美出口从超过20%降至17．1%，对日出口从16．9%大幅下滑至7．8%，对欧出口则从15．4%小幅上升至18．7%。所谓“一升”，就是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大幅攀升。其中，东盟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7%升至9%，拉美则从3．1%升至6．4%。由此可知，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赖总体上有所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则有明显上升。《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如下战略目标：“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基于这一战略目标和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的贸易结构仍将延续上述趋势。而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第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结构将更为合理。一国的FDI与其经济发展方式、GDP总量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国际收支差额、外汇储备总量直接制约着该国FDI的规模，而其对投资领域和目的地的选择则不仅限于直接经济利益的计算，还有政治和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近年来，由于中国的GDP总量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国FDI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存量看，2003年为330亿美元，2011年升至4 247．8亿美元。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2011年，中国的O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就直接投资对象国看，最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从所涉及行业看，虽然分布广泛，但主导份额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均出现下降趋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境外投资战略目标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

　　第一，涉外中央部委的涉外职能将进一步凸显和扩大。这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还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都需要增强中央政府的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指导和服务能力。而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努力。

　　第二，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经济实力、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它们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将进一步上升。

　　第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将使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更为明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此相关联，普通公众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增加国内治理的难度，增加决策者和行政机构的压力。

　　总之，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它将引发多领域、多层次的变化，从而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态度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而这些变化和不同又会在不同层次上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关系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改变中国的全球、地区特别是周边环境，并将部分改变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行为方式乃至外交战略、政策和整体布局。因此，中国外交确实需要在恰当评估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以便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四 中国外交调整的原则要求与基本内容

　　对于何谓“外交调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些著述甚至根本就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本文认为，外交调整是一国对其外交的构成要素、层次、内容进行部分或者全部改变的行为总和。从构成要素上讲，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制等；从层次上讲，涉及全球、地区、双边等；从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外交调整的最高层次是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即外交战略的重大变革，它通常意味着一国外交的改弦更张甚至是另起炉灶；在其之下则有外交转型(diplomatic transition)、外交改革(diplomatic reform)等区间。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此次中国外交调整主要是政策、策略、布局以及体制层面的变动，而非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重大更改，其精髓应当是延续中的变革，坚守中的维新。因此，它并非外交革命，而与外交改革、外交转型有所类似。

　　从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外交调整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三个不动摇。首先，坚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不动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要塑造这样的环境，既取决于我们对外部环境走向的准确判断，也取决于恰当的战略设计。如果说之前我们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引发的全球、地缘和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有利的话，那么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一判断的基础则是发达国家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成长而可能引发的全球、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因为近期出现的重大外部挑战而丧失。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和信心。不仅如此，中国还应当着力经营好并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为暂时性、偶发性的事件所动摇，从而为实现在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真正崛起争得更多时间。
 

　　其次，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战略方针不动摇。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该方针存在激烈争论，国外学术界特别是欧美学术界对此贬多于褒，但在本文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涵，特别是弄清楚“韬光养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不为外部世界的鼓噪或者曲解而心烦意乱，不为词典中的解释所拘泥，其实是可以得出明确结论的。如果像戴秉国国务委员所强调的那样，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像曲星教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是在“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为国际新秩序之为”，那么这一战略方针就必须继续坚持而不是予以放弃。我们必须始终明确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会继续增强，国际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但速度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快，幅度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大；大而不强、无力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无法全面、有效地主导国际事务的进程，将是中国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在提升自身力量、扩展国家利益、改善国际地位、增大国际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又必然与既有的全球和地区体系、秩序以及主要行为体发生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摩擦乃至冲突。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甚至有可能较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当然，如何基于变化着的现实，在两者关系上进行适当微调，有所侧重，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应有之义。

　　最后，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动摇。“不结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原则同样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放弃或者改变这一原则，与有关国家结盟，联手对付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所构成的威胁。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并不久远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抑或是对未来的基本预测，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结盟的实践则是不大可能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或者极度简化的理论推演。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放弃了“不结盟”原则，某些结盟对象国也确有意向对此予以呼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加深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恶化而不是优化中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从而与结盟的主旨相背离。

　　第二，将更多的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从国际体系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极适应者真正转变为积极建设者、主动塑造者。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特别是两者的经济维度———的受益者；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