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 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著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发表论文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