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共享：浅谈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涵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更是将这种思想主张作为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然而，他所阐述的德政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君主的政治目标是“修己以安百姓”。也就是说，君主(当然也包括整个统治集团)，他们的道德修养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的道德境界的提高，而且必须要使其道德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之中，必须使百姓能够享有相应的社会财富。因此，孔子强调指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无论是基于个人的人生体验，还是立足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孔子深深地体会到，“贫而无怨，难。”因此他告诫统治者:“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统治者在社会政策的推行上，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在孔子看来，“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显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仅与尧舜以至周公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也是对春秋时期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
    继承孔子思想衣钵的孟子，以他的仁政理论而立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然而必须注意到他的仁政理论是以“制民之产”为手段的。孟子用历史事实证明:“莱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而得民心的主要途径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富共享。“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毋施尔。”孟子还为此设计了一幅十分唯美的田园生活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氦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毋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可以说既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财富共享的标准。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同样也把君德的内涵指向财富共享。荀子的思想体系以“隆礼重法”为核心，因此，他的财富共享标准乃是“上以法取焉，下以礼节用之”，即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按照“礼法”这一标准，使社会各个等级都能够“合礼”、“合法”地享用与其身份地位相当的社会财富。他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礼与法的标准:“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人相掩，必时藏余，谓之称数。“称数”，就是合乎礼法的标准。在荀子看来，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秩序的建立，都必须遵循这样的标准。“君子即得其养，又好其别。易谓其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而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坚持这一财富共享的准则，就是德政的标志。他还告诫统治者:“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三
    经过春秋战国的思想论战和各诸侯国政治实践，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中国，试图以“法”为标准来实现社会的财富共享，却二世而亡。继起的西汉帝国便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模式的确立。汉初七十年，既是对“无为而治”统治理念的实践，也是对新的政治理论模式的探索。然而，无为而治的统治实践，在“与民休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财富分配标准的极大混乱。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使大批失地农民无法生存，纷纷“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因此，统治集团在反思“秦政”的过程中，在应对各诸侯王不断挑战皇权的过程中，真切地意识到确立社会财富分配标准的重要性。从陆贾到贾谊，汉初学者们都以德政思想为依据来批判秦王朝所推行的法家“暴政”，都试图用儒家的“礼”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终于在吸取先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周公的政治理论模式，在皇帝制度的架构下建构起新的政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由于皇帝制度的确立，君主的地位已不容置疑，因此董仲舒对“天”、“君”、“民”三要素赋予了新的内涵:首先，“天”不再是公正的，而是仁爱的。它不再具有“惟德是辅”的属性，也不再以“德”为标准而选择尘世间的“君”，它只是通过“谴告”、“符瑞”等手段来监督“君”是否推行了以“仁爱”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其次，“君”是“天”的儿子，察赋着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教化臣民、力行德政是他不可推脱的责任。最后，“民”察赋着教而不善的“斗瞥之性”，因此只能听命于“君”的教化。很显然，通过“奉天法古”、“屈民伸君”、“天人感应”等手段，董仲舒为皇帝制度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模式。
    在董仲舒所确立的政治模式中，其具体内涵同样也指向了社会的财富共享。西汉初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董仲舒深刻地认识到“土地私有制”是导致财富不均的根本原因，他说:“秦用商鞍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撷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柑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氦之食。……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之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在董仲舒看来，这种土地私有的制度及其所导致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违反“天”的仁爱之心的。“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在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董仲舒不仅从“天”的仁爱本性来论证财富共享必然性，而且还从“民”的角度来揭示财富共享的必要性。在董仲舒看来，察赋着“斗臂之性”的百姓，对于财富的追逐是出于一种本能。“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这也就是说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人们的求利心理，也无法杜绝人们的逐利行为。统治者只有满足民的求利心理，才能得到民的认同。“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由此，他提出了财富共享的标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治人道而差上下者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才不匾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也就是说，“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不仅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过程中必须把握的尺度，同时也是维持统治秩序、构建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
    董仲舒所建构的政治模式，由于奠定了皇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基本理论模式。而他的“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财富共享标准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