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
　　历史将会表明，不论是自甘卑贱而又加倍压迫摧残弱者的主奴根性，还是回避和无视苦难与挑战，在个体自足的欢乐中泯灭民族进化生命力的阿Q精神，都会被人们无情抛弃。不论中国人如何乐观，今天已经处于一个痛苦的文化选择之中。基辛格就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远远超过技术问题。中国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自认是大地的龙种，有登过峰巅的光荣，自觉有能力，有才华，满怀美好理想，却总不能实现它。
　　文化的核心永远是人，只要我们能正确地选择一个整体的文化目标，重构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在解放人、发掘人的潜能方面真正倾注热情和取得成效．那么，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大战中，中国将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