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特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化研究在90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灵活性。文化研究虽然不能没有"原则"，但是它更多地关心的却是策略。虽然在今天这个中国与世界的界限已经缩得最小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学术活动的国界也已经极大地模糊；文化研究的活力在于及时地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向我们提出了急待回答的与文化问题，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本章力图表明：扎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追随西方学术潮流，应当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根本宗旨。我们并不拒斥、也不迷信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态度应是高度策略性、灵活性与实践性的，是为创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为服务的。
* 对于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描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门非常复杂、没有统一界定的新兴知识探求领域。因此，笔者见到的每一种关于它的描述几乎都不相同。本书对于文化研究的特征梳理不是历史的而是逻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文化研究的梳理，可以参见： S·杜林《文化研究读本》（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Reader,Routledge,1993）"导论"、S·霍尔的《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赵斌的博士后工作报告《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陈光兴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思想文综》第四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
（1）、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2）、见 Polic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Policy Press，1994，P.1。
（3）、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动》，文化研究读本，第66页。
（4）、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出版第一辑。第二辑将于2000年4月出版。
（5）、比如李陀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丛书》1999年起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
1、文化研究：在学科之间游走
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知识探求领域。即使在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仍然是变化不定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据 L.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人编选的《文化研究》（集，1992）"导言"的归纳，文化研究的旨趣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时期的全球文化等。（1）但是该"导言"在列举文化研究的上述旨趣之后立即声明："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2）"导言"还指出：传统的界定一门学科的方式，常常是通过厘定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型；但是这两者都不适用于文化研究。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S.杜林（S.During）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se Reader,1993）的"导言"中则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地打破科学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正如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教授特纳（G.Turner）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4）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拥有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有人认为，就迄今为止的历史看，与文化研究关系比较紧密的几种理论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在何为"文化研究"上给出一个基本定义并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研究需要保持的正是对于出乎意料与想象、不请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性。"（5）对于文化研究的以上特点，著名文化理论家霍尔曾经写道：
在福科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
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起源，虽然当它最初以文化研究命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持有某种 立场。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从中产生的许多工作已经存在于别人的工作中......文化 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 （1）、（2）、见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编的论文集《文化研究》（Culrural Studies, Routledge,1992），版,第18页，第1页。
（3）、S.杜林(Simon During):《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英文版，伦敦，纽约，1993年，第1－2页。
（4）、G.特纳(Greame Turner)语，参见C.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
（5）、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导言"。
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
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 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1）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可逃脱的历史命运的时代，情形就尤其如此。比如格罗斯伯格就抱怨：文化研究正在以新的方式被制度化，"作为一个制度化场地，它被重新刻入自己一贯反对的那些学术和学科的礼仪规矩。"（2）他同时表达了一种矛盾与苦恼："我们这些致力于’文化研究’的人发现自己既想界定和捍卫它的特定性，同时却不想看到任何界定行动把正在进行的文化研究挡在门外。"（3）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反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从而导致僵化、封闭、排他与非历史化）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格罗斯伯格的下述观点值得重视："它（文化研究）不妄称总体性或普遍性，只祈求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以便达到某个地方（我们希望那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建立在平等和更公正的财富以及权力分配的基础上）。"（4）所谓"更好"、"更公正"，作为规范性判断，离开一定的标准、立场或"基础"是不可思议的。文化研究摆脱了固定的文化定性理论，认为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历史地建构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文化研究拒绝后现代主义中的极度反本质主义，因为这样将是对于文化研究的釜底抽薪之举。或者说，文化研究所持的反本质主义就其主体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格罗斯伯格对于反本质主义的理解是："反本质主义描述的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一切都无法预先保证，没有任何关系（对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特性是内在地固有的。那些’本质’可以是历史地真实的，但并非必然的。"（5）不是根本没有本质，而是没有超历史的本质。大多数文化研究者尤其反对把绝对的反本质主义引入政治与伦理的领域。格罗斯伯格说："文化研究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后现代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交叉；这并不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注意它对当代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6）斯图亚特．霍尔在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曾经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在选择一种理论或立场、观点的同时，必须坚持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坚持这点是文化研究绝对必要的。至少，假如它仍欲保持为一项批判的与解构的计划时必须如此。我指的是，它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它一直需要在理论化地前进/回归运动上发生作用。"他还认为他"对理论（theory）本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向外在的影响开放。"(7)
（1）、S.霍尔(Stuart Hall)：《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278页。
（2）、（3）、（4）、（5）、（6）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动》，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第67页，第68页，第72页，第70页
（7）、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思想》，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2、文化研究的实践性、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文化研究的学科模糊性（或跨学科性）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特征。固然，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工程是开放的，它拒绝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元话语或宏大话语，也不固定于任何一种研究视角。它是一个永远向自己尚不了解、尚不能命名的领域开放的工程。任何视角在文化研究中都没有对于批判性质疑的豁免权；但这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多元并存"，也不意味着无论什么都可以冠以"文化研究"的名号。正如格罗斯伯格说的：文化研究一方面拒绝把自己界定为已经完成了的、唯一的理论主张，"文化研究可以解读为在变化着的工程和思想资源中不断地重建自身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文化研究史没有疆界，每一种文化理论，甚至每一种文化和政治理论，在文化研究中都有其可行性。不能说文化研究没有同一性，而是说它的同一性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是多样的，总是变化的；文化研究是历史地阐发的’差异中的同一’。"（1）
首先，文化研究固然没有固定的、与众不同的方法，但这恰好意味着它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更是自我反思与语境取向的。用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提供思维方法、生存策略与反抗资源。"（2）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选择所依赖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则依赖于它们的背景。可以说，问题取向与问题意识本身就可以视作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它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它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但是这项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事先确定，因为它不能事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中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3）文本分析、语义学、解构、人种论、会谈记录、心理分析、综合研究等等，只要运用适当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洞识与知识发现。
其次，文化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一直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或者说它理解的"文化"本身就接近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指的是生活中一切非生理性的方面。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霍加特在文化研究的先期经典著作《文化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中即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工作、性别定向、家庭生活等--所建构的更大的系统。（4）而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先驱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同样批判了把文化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或把高级文化（high culture）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中分离出来的分析取向。他指出，把文化只理解为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说，文化也一整个生活方式"（5），"文化研究承担着研究一个社会的、信仰、机构以及交流实
（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第68页。
（2）、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导言"。
（3）、 参见格罗斯玻格等编：《文化研究》，第3页。
（4）、参见：R.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Penguin,1957.
（5）、参见威廉姆斯：《文化与社会》，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03页。威廉姆斯以此论证：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区别，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别。而所谓"生活方式"是整体性的，一方面，它不限于居室、服饰等物质层面，另一方面，当然也不限于知识或想象的产品的层面。前者表明，无产阶级拥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以后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后者表明，无产阶级虽然没有自己创造的知识与想象性产品，但它创造了机构。用威廉姆斯的话说：无产阶级创造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机构"。
践这样一个整体领域的使命。"（1）威廉姆斯还认为，文化应同时包括物质的与象征的领域，而且不应把其中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赋予特权；而是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分析》一文中，威廉姆斯区分了文化的三种含义。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种定义，就某些绝对和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第二种是"式"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第三种是"社会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的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2）威廉姆斯认为上述的三种定义与分析方式都有自己的价值，但是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更倾向于一种综合的分析，"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3）在他看来，知性与想象的作品、制度、日常生活等都是特定的文化活动--整体的文化活动的要素，它们相互关联但不能简单化约，不能赋予它们中的任何一种以优先性，也不能孤立地对这些要素加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我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的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4）
可以说，不管是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还是其他传统的文化研究，都是要辨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6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进入了有意识的建构时期，当时的知识领域与政治领域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可以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中找到国际性的迅速蔓延）使得文化研究更加强调文化与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的不可分离性。作为对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剧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阐明：文化（作为知觉与意识的社会性生产与再生产）应当如何在与（生产）与政治（社会关系）的关联中得到阐释与说明。由于福科、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影响，文化研究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这就是说，文化研究不是把现存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看成是必然的或天经地义的。在它看来，正是文化使得社会分化与等级秩序变得合理化与化。因而也可以说，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通常是指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不平等被合法化与自然化了，其方式则是模糊这些不平等与经济、政治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然，反过来说，文化也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总之，文化是争夺、确立与反抗霸权的领域。英国著名的学者汤尼·本尼特在90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由于"文化研究"具有太大的差异，"使用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权宜之计，用以说明相当纷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但是"尽管这些立场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但却都从它们与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角度并从这种关系内部共同致力于考察文化实践。"正是这一点表明了文化研究与审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义的文化分析的区别。（5）
这样，文化研究的视角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批评"（caltural criticism）与文
（1）、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导言"。
（2）、（3）、（4）、威廉姆斯《文化分析》，参见《文化研究读本》第125-126页，重点号引加；126页，130页。
（5）、汤尼·本尼特：《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中》，罗钢：《文化研究读本》第96页。
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的视角。对于传统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而言，文化是艺术 与审美的自主领域，它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文化研究所 要解构的正是这种艺术与审美的"自主性"的神话。它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正如S.杜林(Simon During)指出的："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文化’不被认为是具有跨时空永恒价值的’高级文化’的缩写"，"在这一点上，它不仅不同于（表面上）客观的社会，而且不同于较古老的文化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的形式，后者认为政治问题与文化鉴赏只有外在的相关。"（1）文化研究关心的不是（某种文化产品）多么好或者为什么好，而是（某种文化实践）为了谁的利益、站在谁的立场上。所以，"有教养的"与"没有教养的"人或实践之间的差异这一从传统文化批评的精英主义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区分，在文化研究中被用阶级或其他社会权力关系的术语加以解释。在它看来，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评价与"排除"系统本身，不过是文化霸权与统治意识形态的表征，其目的在于是掩盖其在再生产阶级地位与其他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正是它成为文化研究的反思与批判对象。
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的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分析方式（highly engaged form of analysis）。它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立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样的、财富、健康等资源，同时，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2）套用一句人家喻户晓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文化研究。"正是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自觉地反对以"客观性"相标榜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它从来不标榜价值中立，相反，其"斗争精神"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研究不仅以描述、解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为目的，而且也以改变、转化现存权力结构为目的。"（3）这种描述与介入的双重承诺使得文化研究持有干预主义或行动主义的信仰。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文化领域，即是注定需要干预的地方（反抗的场所）。在文化研究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冲击下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虽然超越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但其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则依然如故。（4）
（1）、S.杜林(S · During):《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版，第2页。
（2）、（3）、J.D.Slary L.A.Whitt:《伦与文化研究》（Ethics and Cultural Studie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573页。
（4）、关于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的变化，可以参见的斯拉里（J.D.Slary）与惠特（L.A.Whitt）的《伦理学与文化研究》，载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此文对于文化研究历史上的几次伦理学转向作了概括。他们指出，总体而言，文化研究工程建立在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支配性文化与社会机构的道德与政治批判的基础上，尤其是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有内在道德价值的人的工具主义还原。这是文化研究伦理信念的核心。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伦理学的转向。第一阶段是在文化研究的早期，汤普森、霍加特、威廉姆斯等人受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学说的影响，关注并为工人阶级的内在道德价值辩护，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把工人视作工具而不是目的（即异化理论）；第二个阶段，对于亚文化、性别与种族的伦理关注替代了对于工人阶级的伦理关注。随着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群体的分析的进一步深入细致，"阶级"、"工人阶级"等概念显得大而无当，不足以解释各种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何况在工人阶级的内部也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性别上、代际上等），比如青年亚文化不仅表现了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表现了对于自己的父母－－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而女权主义者则更进一步，批评亚文化研究中对于女性的忽视甚至再生产对于女性的压迫，指出性别
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这是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的根本原因。霍尔强调："文化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务或工程，而这一点深刻地铭刻在有时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的东西上。"（1）由此不难理解，文化研究对于那些表明弱势集团用以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文化话语与文化实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热情。比如在霍尔等人70年代的研究中，与中心处于对抗状态的亚文化（如秃头青年、小流氓、嬉皮士、赶潮流者的文化）被当作"通过仪式进行对抗"的例子加以研究。（2）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正处在关注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的进展开始挑战对于男性亚文化活动的单一关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阶段。
如果把上述特征综合起来，则贯穿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在文化研究看来，知识的生产永远是：要么体现了掌权者的利益，要么体现了挑战掌权者的那些人的利益。强烈的参与精神、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使得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必然属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他必须站在知识分子的理论工作的前沿，他必须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懂得更多。假设你正在与霸权周旋，那么你必须比"他们"（掌握霸权的人）更聪明，更了解霸权的实质与运作机制。这是知识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有机的知识分子不能推卸传播知识、把知识运用于反抗实践的使命，必须把自己获得的知识通过知识分子的功能而传达给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除非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作战，否则你就只能获得知识上的成果而不能对政治工程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能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有机的知识分子必须把知识与理论当作一个政治实践加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了解世界，而更在于改变世界。在霍尔看来，葛兰西本人就是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的榜样。 3、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
格罗斯伯格在他的《文化研究，现代逻辑以及全球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只
（接上页注）与性别排除系统实际上是跨越阶级与亚文化的，在工人阶级以及它的亚文化中同样存在性别歧视与对女性的工具主义还原。霍尔对于种族问题所持的立场与此相似；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文化研究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放弃原子主义的视角，把结构作为道德分析的单位。这种转向又被称作是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化。结构主义认为，人只能通过文化的范畴－－这种文化范畴是无意识的结构－－来分类，而这些范畴不是来自个体经验，相反经验是结构与范畴的结果。是文化范畴言说主体而不是主体言说文化范畴。在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论中，对于统治性结构的批判必须被当作道德批判的首要论据，主体是统治性的结构--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因而必须在道德上对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评价，结构--主体得以从中生产出来的总体性社会条件－－是十分复杂的，不是原子式个体的集合；第四个阶段，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要的冲击下，文化研究的伦理信念受到严重的干扰，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但否定总体性概念，而且否定主体、目的、乌托邦、人的本质等，这样，也就失去了作出道德判断的基础，甚至没有藉以判定何为结构何为权力的标准，不存在什么划分人类与非人类的内在价值；第五个阶段是走向生态文化与生态伦理。这种伦理立场既是对于前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信念的超越，也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超越。其核心是把总体性的概念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整个生态系统。
（1）、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278页。
（2）、霍尔等编：《通过仪式进行反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London:Hutchinson,1976。
能被界定为一个知识的实践，一种"把理论政治化、把政治理论化的方法。"他把这个实践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六点：1、文化研究在面对相对主义的时候，寻求新的知识权威的形式，它并不向相对主义投降；2、文化研究认识到文化与权力问题必然使人们超越文化领域进入一系列其他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跨学科的；3、它是自我反思的，--不是根据个体的身份，而是根据机构的关系的结构；4，它是由政治关切而不是理论关切驱动的，它的问题从来不是来自自己的理论实践，而是来自其与"真实的"权力组织的相遇；5、它服从理论的必然性，虽然它拒绝依据纯粹的理论术语来界定自己；6、最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他指出："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a contexual theory of context）。（1）
格罗斯伯格概括的前五个特点我们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现在需要特别谈一下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中再次加以强调，指出："本雅明所说的理论’切入现实’的能力是由理论在回应它面对的具体权力语境时所能表现的政治立场和方向来衡量的。"这使得文化研究"能够对付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2）他认为，"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用英国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置身的英国特定情景和历史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3）文化研究的语境化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前者是就时间维度上说的，文化研究要求密切关注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变化，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都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从而保持批判话语与反抗策略的历史开放性；后者则着眼于空间维度。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正重新语境化。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根据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自我反思性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在真实而具体的社会空间中体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准确定位支配性的压迫与话语霸权，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批判对象与方法。彻底的语境化是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语境化是对于"批评实践的社会条件的关注"（莫里斯语），也是对于"理论的文化特殊性"（特纳语）的关注。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与价值取向应当是历史地、语境地不同的，只有这样一种研究才有希望对当代政治运动中变化着的复杂权力关系作出有力回应。否则，文化研究就会变得机械僵化。
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而言，在跨越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使用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话语时，尤其要警醒这一点。否则，文化研究中的理论移植就可能带有极大的误导性。曼尼（L · Mani）曾经警告说，当后结构主义对于霸权的读解被应用于一个尚未达到霸权（hegemony）而只达到统治（dominance）水平的殖民地国家时，就可能是误导的。（4）这不是说非西方国家不能援用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与概念、方法，而只是说不能抽象简单地搬用。也就是说，应当在非西方国家自己的本土历史与社会环境中把西方的理论再语境化，防止它成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
（1）、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2）、（3）、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第68、70-71页。
（4）、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8页。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G.特纳（Graeme.Turner）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一文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此文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以及它在其他的政治或民族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特纳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机构化，它正面临成为一种教学法事务而不是一种批判性或政治性事务的危险。英国的文化研究曾经致力于抵制与反抗普遍主义，为此，它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新的学科，更反对自己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新的正宗或普遍话语；"而现在，却的确存在一种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输出与发展而造成的普遍化的动势。"（1）他还援引了鲁思文（K.Ruthven）关于威廉姆斯的《关键词》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鲁文批评了《关键词》一书隐含的普遍主义，指出：对于这些所谓"关键词"的辨析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过程的产物"，而这个阐释过程则是"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地特殊的。对于这种特殊性，威廉姆斯本人可能不会否定；但是此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威廉姆斯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他的工作被赋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特纳通过大量的分析表明，《关键词》一书的"正宗化"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已成为对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性（相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遮蔽与压抑；如欲解除这种遮蔽与压抑，就必须把英国的文化理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殊性中重新语境化。比如，通过比较性的、对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关键词"的辨析才能重新发现这种差异性。特纳提请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理论－－特别是逐渐被人们当作"正宗"加以接受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论－－与生产它们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更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2）而一种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它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就会普遍化、自然化，从而阻挠新的发现与突破。在特纳看来，人们对于理论的实践价值的认识往往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热衷于把一种新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分析中；不那么清楚的则是理论与理论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那些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话语，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话语。比如著名文化理论家莫里（D.Morley）的贡献是对于全国范围的观众（nationwild audiences）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编码/解码过程的检验。（3）
从语境化的角度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视点当然是地方性的（虽然它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然而这种英国式视点常常被无意识地扩展与普遍化。比如，在传媒的研究中，特纳发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英国电视的文本与结构特征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它们是标准式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只是提供了这个标准的"变体"。在70年代许多关于新闻与时事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传媒的指义实践的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一般的传媒指义实践的研究。更有甚者，英国的传媒研究把其他的传媒系统综合到它的变体中，而后者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特殊性则被忽视。（4）
特纳把这种倾向称作"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英国的文化研究只说"大众文化"而不说"英国的"大众文化，只说"电视技术"而不说"英国的"电视。英
（1）、（2）、特纳：《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d Australian Film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第641页。
（3）、D.莫里的研究成果参见其《"全国范围"的观众：结构与解码》（The’Nationwild’: Structure and Decoding,1980）。对于解码与编码过程的研究可以参见霍尔的著名论文《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
（4）、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1页。
国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与欧洲的中心自以为是地向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与"指示"，而"边缘"地区的视点是很少被考虑的。特纳深刻指出："对于文化之间而不是文化内部的差异的不敏感性，或许正是当代文化研究实践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疾病。"（1）其结果常常是悖论式的：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被搬用到不同的语境中时很可能丧失其批判性与边缘性，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比如，在谈到英、美两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时,特纳说：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反抗策略的重新发现，在大众文化的
定义中求助于此类策略，－－这在英国的文化研究内部一直都是重要的、正确的发
展。但是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
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
对于观众的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
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2）
熟悉英、美两国文化传统的人知道，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远、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比较严格的国家，其大众文化（注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70年代之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于大众观众（popular audiences）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低估。70年代以后以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理论家试图扭转这个传统，倡导大众观众在文化的接受与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建构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3）但是，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却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因为美国文化本来缺少精英主义传统；相反，大众文化的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很大，乐观的大众主义盛行不衰。在这样的语境中，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出口"就失去了其在英国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由于特纳本人是澳大利亚的学者（就教于昆斯兰大学），所以他特别关心的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产生的效果。他直言：他"担心这种影响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离我们的生存处境，站在所谓’全球’角度说话，从而把不同语境之间的差异性降低至最小。"（4）澳大利亚虽然是发达世界中的一员，但在发达世界它又处于边缘，"虽然人们都不想继续处于边缘，但是一头扎向中心常常带来淹没差异、否定矛盾、掩盖对立的不利后果。然而，这也是整个文化研究的问题。毕竟，对于我所描述的普遍化过程，文化研究应该加以露而不是加以再生产。"（5）
在文章的结尾，特纳重申："我的目的是强调，有必要承认即使是理论也有某些的定位与特定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理论为特定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就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没能质疑这种支配的本质与结果。......文化研究可以从边缘得益颇多，它应当尽其所能去研究边缘文化的特定状况要求修正来自别处的解释的途径。文化研究的这种扩展至少可以阻止新的普遍主义的。"（6）
4、文化研究与语境
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
（1）、（2）、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2页，第649页。
（3）、费斯克的研究可以参见他的《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London, 1987）、《理解大众
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1989）等书。
（4）、（5）、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
（6）、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
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但是应当说，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1）
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批判也已成为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是，相当多的此类批评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没有把中国的大众文化放置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分析。"文化"概念在很多学者的文章中仍然是被认为是指涉一个超越、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许多人机械套用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及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观点，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商业主义倾向与平面化、机械复制、感官刺激等文本特征，而没有能够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型，把大众文化的出现与特征放置在这个整体性转型（尤其是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中来把握。结果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个人情绪色彩以及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把文化视为超越自主领域的思维取向，另一方面则因为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这个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缺少总体把握。结果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范式与评判标准基本上与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没有多少差异。事实上，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2）如果说在英、美这两个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比较相近的国家，大众文化研究的"出口"尚且需要谨慎对待（如特纳分析所示），那么在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大众文化理论的移植就必须更加慎之又慎。（3）
而在关于社会道德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常常"道德滑坡"以及为什么"滑坡"的话题形式出现），大量此类批判文字常常把社会道德问题片面地视作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或文学问题，把社会的所谓"道德滑坡"片面地归结为个体人格或所谓"境界"的滑坡或者是文学艺术在90年代的被冷落的处境。因而不难理解，批判者为道德问题开出的药方也必然是提升个体的道德人格与精神境界，这种理想化了的道德人格经常被拔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这一文化批判的取向实际上恰好没有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精髓，即文化，包括道德，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与其说是取决于个体道德人格，不如说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无论怎么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但是，一旦在社会层面上谈道德与文化，忽视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社会环境的联系无疑与西方文化研究南辕北辙。
还有一种现象是把社会道德与人的精神问题片面地等同于文学或审美问题。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王晓明说："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共文化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4）这里，"文学""公共文化""人文精神""精神素质""精神生活"都是被当作同义词使用的，所以才认为文学的危机就是公共文化、精神素质、精神生活等的危机。即使我们不讨论90年代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等是否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这个实质性的话题，我们也不能同意把文学与公共文化、精神生活等同的思维方法与论述方法。因为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显然包括比文学多得多的内容（比如公民的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等），同样也就不能只因为文学的被冷落就
（1）、（3）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第650页。
（2）、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
（4）、《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重点标志为引者加。
得出公共文化与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这典型地表现出人文精神论者一种非常普遍的思维定势：谈论是整个社会文化或精神状态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方式却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总体，而只是取文学自律论或或审美自律论的视角。这种把文化等同于文学艺术的思维与论述方式与威廉姆斯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点极为不同。"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个界定带有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只是包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去认识的个人倾向、态度或理念，更不是等同于经典的文学艺术，"同时也必须通过社会理论去认识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公众行为和行为空间、人际互动机制等等。"（1）这样，即使讨学的所谓"危机"（姑且承认文学的确存在这样的危机）或边缘化，也需要从转型时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文学在大众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位置的变化。而且从"文学危机"中也不能随便地得出审美精神的危机的结论（因为审美活动的范围显然大于文学），更无法得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或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状况的分析必须涉及文化的各个纬度，因而需要采取整体分析的方法。
在后殖民批评与第三世界批评领域，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而是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这种批判假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是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社会文化关系，他们所要解构的是相同的文化霸权--白人男性的文化霸权。它所犯的正是在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如上所述，西方文化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形构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从而它不承认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支配性力量，在另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则完全可能是弱势的被支配力量；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在西方第一世界业已位居主流的支配性话语，在非西方第三世界可能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话语；同样，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早已成为过去的原始压迫形式，在专制国家却仍然可能是现实的统治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些非西方的、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的竟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或启蒙主义！这样，如果我们不是根据文化研究的语境化要求形成本土的问题，必然使得在一个语境中极具批判性、颠覆性的激进边缘话语，在另一个语境中却蜕变为支配性、压迫性主流话语的同谋，它所起到的正是扼杀边缘话语与弱势群体的帮凶作用。不管这种同谋与帮凶的本质是如何巧妙地掩盖在激进的外表之下（在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判中，不难发现此类在激进姿态装扮成的同谋者）。职是之故，我以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实践品格与批判参与精神来批判本土的支配性压迫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在积极地为简单搬用西方文化批判话语与话题辩护的各种声音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是所谓"全球化"。在某些人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差异正在消失，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正在迅速趋同。"地球村"正伴随信息时代而到来；他们更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
（1）、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89年后的中国文化讨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页。
这种西方化过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已出现，而今天则愈演愈烈。西方化导致中国的自我"他者"化（即西方化），源自西方的性话语或启蒙话语以及它所携带的一整套
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已经成为必须解构的霸权与神话，于是乎中国目前的文化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这种"现代性"霸权，反思中国文化的被殖民化的过程。其中一个未曾点明的潜台词是：全球化以及更早地在中国发生的西方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如美国）之间变得没有或几乎没有差别，在西方已经成为霸权的现代性在中国也已经"称王称霸"；西方知识分子所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即是中国知识分子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于是乎大兴。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调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跨国运作、文化的跨国渗透，或信息告高速公路的神奇魔力，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依然不能等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带着自己的传统（从古代中国的旧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进入所谓"全球化"过程的。何况，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本土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已经或将会导致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导致一种全球性的统一的文化认同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幻觉（无论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还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引发了强烈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的冲动。这就是所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实际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后冷战时代两种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并发性的现象。正如霍尔指出的，认为全球化将简单地摧毁民族身份似乎太简单化了。它更有可能同时产生出新的"全球的"与新的"地方的"身份。
同时，经验更告诉我们，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在西方已经是霸权的东西在中国还处于艰难的边缘处境。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判断一种话语在某种社会文化系统中是否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标准，不应当只看文化活动的表层，而应当深入到文化体制以及更大的权力系统，尤其是政治权力系统（文化场域始终无法脱离权力场域的牵制与支配）。离开政治权力系统来谈文化霸权只能是瞎子模象。瞎子模象的寓言告诉我们，瞎子们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触及象的身体部位，而是错把局部（或鼻子、或尾巴、或耳朵）当成整体，于是贻笑大方。在中国，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成为霸权的最好的判定标准是，它是否已经在文化与政治的体制中扎根（即充分地体制化），甚至成为压制其他文化的力量。中国很大，谁也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中国，谁也不能垄断关于中国的阐释权。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坚信：中国文化批判的对象绝不可能与西方人完全相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是相当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会因为所谓"全球化"而消失。从而，本文的结论合乎逻辑地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绝不能机械地"进口"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尤其是话题。
当然，强调中国具体历史与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对于西方理论的借用。杰姆逊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就"理论是否能够翻译"的问题回答说；"非常清楚，若要理论有跨越国界的兴趣，必须先有某种文化和思想境遇的共同性。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相信后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使那些境遇不断趋同，逐渐倾向于使所有国家面对一种相似的境遇，那么在我看来，即使理论不可绝对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至少它肯定是可以翻译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理论问题。在一种全球性的境遇中，我们都关心理论的翻译性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已经在运用理论，已经在跨越国界分享这些理论的条件。非常清楚，理论是由问题和争论构成的，而不是由地域性的解决构成的。那些理论确实通过翻译而常常被修改，法国理论到达美国后被修改了，美国理论到达中国后也被修改了。某种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可以在理论里表现出来，理论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突出其民族差别
（1）、参见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Modernity and Its Future,edited by S．Hall,D．Held,T．McGrew,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304。
并为之斗争的场所，我不否认这些，理论仍然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1）就中国的情况看，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思想境遇"的"趋同"现象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共同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笔者同意这个判断），那么，全球化/美国化在改写的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改写。不仅中国的大众，也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美国化的选择性"接受"都是十分显见的。全球化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今天中国不同于以前的中国，但是它当然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美国。全球化在中国生产出来的许多结果（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世界市场、信息高速公路等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单独能够解释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由于与某些权力集团勾结而导致腐败的加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完全归咎于所谓"全球化"。因为同样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就没有产生类似的后果。对此的正确诊断因而必须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某些权力集团是如何互动的。
1998年
（1）《杰姆逊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它》，发表于《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天津社会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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