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quot;中国quot;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一、“中国”概念之地缘内涵演变
（一）夏商周三代之“中国”概念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也有这种原始的地理观念。早在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应当说，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涵义。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商朝之时，被称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发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当时已出现“中商”、“大商邑”的称谓，而对周围各族则称之为“方”。周地处西方。周文王之时，为商朝命爵西伯。周武玉克商，昔日“西土”成了“中土”、“中国”。记载，西周初出现了“中国”的称谓，确证见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尊上的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国”称谓，至少具有四种含义：
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时的“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
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二）春秋战国之“中国”概念
春秋时期，周朝的“天下共主”地位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戎狄兴于西北，吴越兴于东南，并形成以齐、晋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诸侯，与以楚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诸侯，长期争霸中原，秦称霸西方的格局。战国时期，“七雄”合纵、连横，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代“中国”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首先，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民族更加紧密的大融合。秦国本是西戎的一支，并非“诸华”，因护送周室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遂霸西戎”，但它仍“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秦国实行变法，军力强大，先后向东、南、北三方扩展，不仅打败了六国，而且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了民族融合的骨干。其次，中国的一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体系。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秦时所及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兆、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就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而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再者，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的新的认同。秦帝国颁布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货币制，实行“行同伦”、“书同文”、“车同轨”。在、、伦理、语言、文字等方面，为华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统一的规范，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汉唐时期之“中国”概念
汉朝在秦朝的疆域上有较大的扩展，其进程和地区如下：定朝鲜，置四郡；逐匈奴，固北边；通西域，逾葱岭；平西羌，隔羌胡；平夜郎，置诸郡；平南粤，置九郡；平闽粤，定东南。汉武帝在全国划分十三州刺史部，巡察郡县。由此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均统称为“中国”的观念。如东汉著名的家玉充所论“古之戎狄，今为中国”。他认为，中国不仅郡县制度统一，而且四夷臣服，已为一统天下，而国家制度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君天下为天子”的统治制度。郑玄注《礼记·曲礼》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这反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国家元首称号在内地与边疆已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
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唐代文明昌盛，超迈前古，声威远播，西至葱岭以远，东南濒于海。唐朝以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在东部，唐朝与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东南部）文化交流相当密切，日本、新罗等国时常派学者来唐朝学习懦家经典和佛教经典。它西部，拓展了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与葱岭以西各国保持通商友好关系的有：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伊朗、中央亚细亚中部、中央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地区、里海之南、阿拉伯半岛以至东罗马帝国等。 （四）明清时期之“”概念
明代以国家区分“中”与“外”、“中国”与“西洋”的观念已经明确起来。明代中西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相当发达。明代有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一是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如《明史·郑和传》所说：“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诸番，宣天子诏”。但正如汉唐时代与西域诸国通商，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伴随而来一样，明代与海洋诸国贸易，西洋（泛指令南洋、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文化也伴随而来。而真正意义上的西洋文化，是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文化，尤其是意大利的宗教文化。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父叔从陆路来中国，在元朝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三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土利玛窦从海道来到中国，携《万国全图》入明朝。《明史·外国传》记载：“《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利玛窦以西方人的视野和观点，明确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存在和地位，并以历史的形式向世界传播。
清代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明确疆域的主权国家，展开与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肋迫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参加这些条约的清政府官员就是以“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大臣”的名义，代表政府参加谈判和签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为了以所谓“合法”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和瓜分，使攫取的广大利益得到长久的保持，并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也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中承认中国的国际法主权地位。因为，中国独立主权的客观事实，是任何国家都否认不了的。
（五）近之“中国”概念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1840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打败了清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而且抢去或“租借”去了中国的部分领土。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并把中国的大片国土划分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但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孙中山强调实行“五族共和”，表明中国的主权归属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1912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向全世界严正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现代中国的历史，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既没有彻底铲除封建主义，更没有驱逐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软弱性和历史局限性，使之或者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或者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们不可能找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出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民族人民为实现新民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使数千年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怀抱的宏大志愿最终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实现了全国范围（除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之地缘要素
（一）中国之民族整体
国家的地缘概念中，民族是第一位的基本要素。民族和国家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国家与民族都具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但民族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以此相生相成，演出了人类社会一幕幕绚丽多彩的历史活剧。
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地域是指一个民族所居住、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因此，人类只有在共同地域内，才能世代相传地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民族。共同地域不仅是一个民族人口再生产和繁衍发展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确保民族内部经济联系的地理条件，还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民族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人文环境。因此，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一种以地缘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群体，是在一定地域内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整体。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及民族的共同地域特征，考察中国地缘概念中的民族要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而成的统一体。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她既不是从黄河中下游由单一汉民族向四方扩散而成，也不是来自中国域外的任何一方，而是由各族祖先在祖国大地上长期相互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
第二，中华民族整体是中国大地的共同主人。正如毛泽东所述，“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构成，除人口占十分之九的汉人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可见，“中华民族”的称谓已成为多民族整体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她的国名更加鲜明地向世界昭示，中华各族人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居住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的56个民族，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第三，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呈多元一体化的格局。汉族人口遍布全国，主要聚居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等区域，各少数民族人口少，但分布区域广大，主要居住在东北内蒙古地区、西北新疆地区、西南西藏地区、中南东南地区等四大区域，另外有许多少数民族散居在汉族居民区。可见，中华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是一种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局面。
然而，西方一些学者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地缘本质和特征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对封建史学家的正统思想也缺乏必要的分析，他们在论及中国问题的著述中，“汉族王朝即中国”、“汉族人即中国人”的提法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图谋“分化”中国的政客，不是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一视同仁地看待中国的民族地缘问题，他们否认中国多民族的存在，而是别有用心地用把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割出去，蛊惑人心地进行分裂中国的煽动。西方一些政客对中国民族地缘问题的歪曲解释，根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观的反动本质，他们把民族的发展看成是“弱肉强食”的规律，不可能真正把握民族与地缘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奥秘。
事实上，西方一些政客的鼓噪，不可能动摇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历史根基。今天，中华民族整体的空前团结，空前统一，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同缔造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在中国，汉族和当时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国，就是中国。”“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则为某一族主要是汉族统治者所独有，以君主（王或皇帝）和他们的朝廷（政府）为首领。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范氏所言至为精辟，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历史根源。虽然，早在17世纪中叶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整体进行分裂笔和肢解的罪恶活动，但是，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同外国侵华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英勇地维护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和完整。 （二）之整体
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基本涵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从国家的内部关系来看，它是一个内部的政治整体。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其社会地位和身份存在着重大差别；利益和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社会意识方面存在重大矛盾甚至冲突，但都同属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之内活动。当然，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是国家机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强力的方式加以维持的。从国家的外部关系来看，它是一个国际法上的主体。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具有独立的主权，有权按照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事务。
从上述两方面涵义可以直接得出国家的第三种基本涵义，亦即国家的地缘关系涵义。从国家的内部关系来看，国家政治整体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理关系基础上的，国家必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内确定自己的统治区域，必须在既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内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从国家的外部关系来看，国家间的区分是以既定的地缘关系基础来划界的，一个国家的领土空间在国际社会得到国际法的认可，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国家的基本对外职能。由此可见，国家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整体或国际法主体。
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政治整体的代表，它代表国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和相应的地缘关系基础上，对内建立国家的社会秩序，对外维护国家的权力空间。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不论是汉族地主阶级王朝，还是少数民族贵族阶级王朝，对内是实行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对外则是中国事实上的代表，或者说是国家法人主体。事实上，中国学家在论述某朝某代时，习惯于把“中国”与“朝代”名联用并称，或用“中国”来限定“朝代”（如“中国汉代”、“中国唐代”、“中国元代”、“中国清代”等），以标明各个朝代之“中国国家法人主体”的属性；或用“朝代”来修饰“中国”（如“汉代中国”、“唐代中国”、“元代中国”、“清代中国”），以说明某一王朝统治中央政权时“中国之历史存在”。
当国家处于高度统一时，国家政治整体所体现的“中国之历史存在”，与民族整体所体现的“生存空间”是一体化的，两种整体相辅相成，自秦朝建立起严密的封建集权统治以后，中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是由中央政权管辖的。但也曾出现过大统一朝代破裂后相对短暂的战乱与分裂局面，如汉代之后魏、蜀、吴三国鼎峙，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唐代之后五代十国林立，宋、辽、夏、金几度诸政权并存。然而，即便是国家处于政治分裂状态，中国地缘之中华民族整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一统机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整体固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各个并行政权之间，特别是内地王朝政权与少数民族贵族政权之间，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的臣属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存在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决定了国家经历政治分裂期间的相互冲突和争战的痛苦磨难后，又必然导致政治的统一。隋、唐的大统一，元、明、清的大统一，无疑是这种历史客观的真实写照。
（三）中国之文化整体
看中华大地，从神秘的世界屋脊俯视，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缓卧，其间镶嵌着四川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东去是丘陵地带和广阔平原，长江、黄河两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奔腾万里汇入茫茫大海。这样的东西落差三梯阶，南北跨度数十纬，所形成的大陆性地理生态结构，使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始终呈现多区域的丰富多彩发展格局。
中华民族所处的人文环境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即从东西方向看，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经秦长城，南至云南腾冲，形成了以天水为中点的一条斜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大部，亦即东部若干农业区域和西部若干游牧区。
秦始皇统一长城内诸农业区域，同时也完成了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所谓“四夷”即指：东夷、西戎、北狄、百越等），亦可以说是在农耕区域实现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兼容东、西、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结构已经形成。在汉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军事冲突与经济文化交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徒、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构造运动的基础上，隋唐的大统一实现了中国之文化整体发展史上的大飞跃，实现了东部农耕区域与西部游牧区域的两大文化区域的历史融合，从而形成了以中原汉族文化为核心，兼容东北蒙古地区、西北新疆地区、西南西藏地区等备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特别是元朝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大统一奇迹，清朝最后奠定的近中国版图的基础，对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铸造以及文化整体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具有伟大的历史贡献。
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是中国之文化整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各族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东部农耕文明区域与西部游牧文明区域两大文化运动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各种典章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因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耕文明”，又不能把“农耕文明”归结为“儒家文化”，也不能说是懦、法、道、墨、释的合一。
事实上，秦始皇为实行“新法”而“焚书坑儒”，但秦帝国的典章制度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模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唐太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则以佛教《大云经》“女王下世，威伏天下”语而符命称帝，都曾开创天下盛世；古代中国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国度，然而墨家的“小国寡民”思想一直没有占居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近代中国，逐渐演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思想文化却始终没有主宰中国的意识形态。历史表明，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观念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观、文明冲突观，都难以解释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
中华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或思想精华，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维系中国之“民族整体”、“政治整体”和"文化整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之“民族性”精华，即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之“民主性”精华，即是中华各民族之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追求自由平等、勇于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之“革命性”精神，即中国文明“顺乎天而应于人”，不断“革命”，“以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中国文明延绵几千年，久经不衰的持久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革命性”精神。《周易》曰：“刚健文明”，“自强不息”；“刚中而柔外”，“内文明而外柔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文明的“内刚强而外柔顺”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不被历史上传入中国的任何文化所吞噬，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外来文化；中国文明的“顺天应人而革命”、“变通而持久”的革命性文化特征，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不断“易穷”而“革故鼎新”，不断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开拓前进。秦汉文化，完成了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融合统一；宋元明清文化，完成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统一；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完成了吸收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列主义，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开放性”和“革命性”特征的生动体现。 三、之地缘结构
（一）中国地理之化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陆轻海的大陆性国家。中国大陆的天然疆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西南为崇山峻岭，东南有散落着的南海群岛。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要成功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上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置多级军政管理机构。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级政权，指挥军队快速调遣，保持商品有序流通交换，促成庞大帝国的良性运转，还必须特别建立庞大的道路体系。
从秦帝国开始，筑路修桥，辐射四面，通达八方，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坚持不懈举办的重要政务。“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接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枝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这种网络化的道路，可为国家所综合利用。首先，国家建立起为传递中央指令文书的驿站；其次，这种驿站同时也是报知敌情和转运军用物质的兵站；再者，社会商品流通也借以形成网络化市场。如此这般，以运输网络为基础设施或物质载体，而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Conveyance-1ine Net）、通信邮递网络（communication·pesiNet）、商品流通网络（Commedity-trade Net）、军事情报网络（Intelligence Net）一体化网络体系，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C3系统”。
这种较为严密的网络系统，从政治上、军事上、上形成了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纽带。其中，市场网络体系对维系国家的连续与统一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式市场网是由每一个地区的集散升高到上一层的集散地，再往上升高到更上一层的集散点，这种一层一层的升高，遂建立网络，然后全国的物质经过这种网络而流转于全国各地，构成通盘的供求关系”。由此可见，在一体化网络中，与国家的政治力量由上而下的作用方向相反，社会的经济力量是由下而上的作用方向。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原理，是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机制。当国家处于统一状态时，政治的控制力与经济作用力是相辅相成的；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弱化或出现部分失控，但自组织、自调节的社会经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百家衣”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古希腊文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文明。相对地，古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但罗马帝国的公路网，也仅限意大利靴形半岛。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以半岛为核心通过水路与四方连接，但内海港口则是点状的分布。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决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难以长久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难以避免内部结构的分裂。
事实如此，罗马帝国与汉朝帝国，在疆域面积、对疆域进行统治的行省制度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等方面，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但由于罗马的点状分布地缘结构缺乏汉朝帝国线状网络分布地缘结构所固有的坚韧的维系力，所以在外部北方蛮族的压力下，帝国一旦发生分裂，就难以复原其大一统的格局。以至于在帝国崩溃之后，尽管曾出现过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的结构已被打破，帝国的重心已游离开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半岛，并且在疆域上也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更有甚者，其寿命也是非常短暂的。可见，发展的机遇一旦过去，关于“统一欧洲”国家的种种说法，就只不过成了一些雄心勃勃政治家的梦想而已。
相反，与罗马帝国大约同期的汉朝帝国崩溃后，唐朝不仅复原了汉朝帝国版图，而且扩展了疆界。因此，我们说，中国连续与统一文明特征的历史根源，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之外，对中国独特的网络化地缘结构也不能忽略。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二）之核心枢纽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历史上，能够成功地维持国家统一的择都模式大致有：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灭夏后，“汤都西毫”，洛阳为都邑。
“偏心圆”模式。秦崛起于西北，统一关东六国后，无法保持这种地理均势，于是乎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形成一个扇形网，以保持咸阳的国家中心地位。“偏心圆”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变型。
“哑铃”模式。西周兴于渭水之北，定都镐京（长安附近）后，为了控制东方发达地区，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至洛阳，以洛邑为东都。中国历史上，国家中心呈现“哑铃”之势的，往往是崛起于西北、东北之地的统治集团，他们为了控制较为发达的东部、中原地区而采取这种战略举措。“哑铃”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复制。
“枢纽”模式。北宋时，国家的中心东移，于是择“四达之会”开封为国都。开封当时是漕运四河（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的交汇点。元、清两朝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后，都选择了既不远离发祥地，又能通达中原的燕京为首都。因为对北方的民族来说，北京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其外有四条交通要道的四大关口（即居庸关、松亭关、山海关、古北口），其内有通往中原的战略要道，尤其是控制南方乃至当时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抠纽。
“外御”型模式。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周朝和秦朝的中心，有山川险隘作屏障，《史记》称为“四塞之国”。西汉时，匈奴南距长安只有700里，轻骑一昼夜便可兵临城下。当时汉高祖仍建都长安，主要考虑到防御匈奴是国家政务的重心，只有稳坐长安才能控制全国。唐都长安时，李世民也是力排众议，反对东移迁都的消极逃跑政策，主张以长安为军事重心，进行积极反攻，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
“复合”型模式。13世纪70年代初，忽必烈以北京为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元朝以北京为大都，实以北京的战略“枢纽”作用，为入主中原的大计；明朝由金陵迁都北京，实以北京三面邻虏的“外御”作用，为国家命运所系，并以大运河与繁荣的苏杭形成“哑铃”之势。清朝定都北京，与元朝的战略意图相似。近代，沙俄和日本从东北、蒙古地区，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构成了“钳形”夹击之势，清政府更以北京“北枕居庸，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左环沧海”的战略地位，为尤关国运的“同心圆”中心。20世纪初期，北京成为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阵地。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解放战争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京。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北京，这座闻名世界的古都获得新生，成为伟大祖国的心脏，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三）中国之边疆
中国历代明君贤臣，都充分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唐朝翰林学士陆贽的一段奏章就是对这种认知的最明了的表达：“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戒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中国古代国防力量配置的重心在京畿，并适时加强边疆的军事实力，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古人把这种京畿与边疆军事力量适当配置和交相运用的“中心——外围”机制，看作是安邦定国的至关重要的安全体系。
从中国边疆的地理特点来看，其地缘战略的功能和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一是中国边疆绝大多数处于高寒雪地，沙漠草原，崇山密林，为国防要冲。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通信不畅，边疆往往可能面临各种危机。因此，凡是强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加强边疆的军事防守，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国家领土被蚕食、被肢解。二是边疆幅员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国家的繁荣兴旺，与边疆的开发、发展密切相联。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往往通过实行屯田和移民边疆的政策，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三是边疆地区人口密度低，少数民族聚居，各民族杂居。因此，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是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举措。四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接壤，既是直接向世界展示国家的主权威严和国防实力的“前沿阵地”，又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窗口”和“通道”，边疆在国家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
中国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极为纷繁复杂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区域问题，属于“内界”，不具有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另一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问题，属于“外边疆”，具有类似现代国家边疆的地缘特征。依此而论，中国古代的区域和疆界问题，多数属于内界，但在西域则多属于外边疆。因为历史上的中国西域，曾与现代的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存在疆界问题。所以，中国西域更具有现代国家边疆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对边疆的地缘特征得出如下认识：第一，边疆是国家统治区域和主权范围的重要标志，具有绝对的排它性。虽然在不同的朝代，边疆的范围和界限有所区别，但国家之间不存在交叉重叠的地理区域。第二，边疆与国家领土之间具有完整的同一性。无论是封建中央王朝国家，还是现代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疆域是固定不变的。边界疆域的变化，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更改。第三，边疆是国家地缘结构的外壳或外缘。国家之间的疆域以历史形成的人文地理划界为基础，它是一种“性”的“硬边界”。在现代国际社会，国家通过法律工具和手段，即使用军队、警察、海关等强力工具，来维持这种“硬边界”。因此，正确处理和发挥边疆的对外屏障作用和对外开放作用，对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四、与世界之地缘关系
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来看，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呈现为以黄河中下游为文明中心，分层次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结构，“同心圆分层结构”观念，早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建立起来了。夏禹平天下，定九州。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是夏的统治疆域。当时，夏是以都城为中心，以地幅为半径，分层“五服”设防的行政与军事区划。夏人依据环境与地理位置，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分层统治，抵御外族，保卫国家。这个“同心圆分层结构”的思维方式，对后人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K·费尔巴克，也企图用“同心圆分层结构”来歪曲中国处理外部关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外部关系》一书说：“中国对外关系，选择同心分层方式。第一层关系，叫做‘中国化圈’，包括朝鲜、越南，暂或日本在内；第二层关系，叫做‘亚洲内圈，由中国附近的非中国民族或部族构成，包括满洲里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土耳其人、西藏人；第三层关系，叫做‘外圈’，通常由远居海外的野蛮人构成，包括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中国人要求其势力所及范围的全部民族和国家，为中国进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此种论调如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便是包藏着为分裂中国和“中国威慑论”制造理论根据的险恶祸心。因为，在西方一些政客和御用文人中，制造分裂中国论者，总是利用所谓“亚洲内圈”的说法，把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排斥出中国版图之外；而制造“中国威慑论”者，又总是利用所谓“中国化圈”的说法，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此荒谬的地缘观，我们必须加以甄别和批驳。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之地缘关系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只有把握历史的主流和总的趋势，才能正确地解释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构。在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发表过一篇宏论《中国史叙沦》，他是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解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兹摘录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竟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梁启超的历史分期“三段论”，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演变的及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依本人对中国之“整体”的理解，将此“三段论”分期稍作解释和修正，更能说明中国之历史演变的规律性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地缘关系。
“中国之中国”，经夏、商、周三代，华夏核心文化形成与发展；经春秋战国的历史磨合，秦一统天下，形成中华一体化的基本格局；又经汉帝国约400年的历史融铸，才完成了中国之“整体”的最后定型。当然，中国之“整体”的发展与巩固，在“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阶段也有着丰富的内容。至于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中国与罗马帝国梢枝末节的、文化交流，乃是通过亚洲的大夏、安息等国间接进行的，即便是与后者的关系也是十分有限的，因而称不上“世界之中国”的开端，只可说是“亚洲之中国”的重要先导。
“亚洲之中国”,从隋唐始计至宋元明清，约1300年。当时，处于中国“整体”边缘的中南半岛列国、朝鲜等，有的有时名义上藩属于中国朝廷，但实质上终究是独立的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在这个时期，起源于亚洲的世界三大宗教及其它教派先后传入中国。印度的佛教，西汉时期传入中国，隋唐进入鼎盛时期；中东伊斯兰教，唐朝传入中国，元明清时期完成中国化过程；叙利亚化的基督教称景教，唐初传入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受到了印度文化和中东文化的挑战和影响。中国在同亚洲其它古典文明以及重要国家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之“整体”，进而确立和巩固了中国在亚洲中的文明古国地位。中国对周边国家及其亚洲的影响，主要从西部和东部两人区域的大规模的对外交往中显示出来。西部地区，主要是指西域地区，位处东亚、南亚、西亚三个最古老文明发达区域的交接地带，中国西部并不因为人口稀少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在隋唐元三代，中国西部对于亚洲的中东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这三人古老文明的汇聚交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东部沿海地区的作用在元代突出起来，到明代达到顶峰。郑和七下西洋，经历东南亚、南亚、中东30余国，最远涉及红海口和非洲东岸，实际上是为了联系和促进中外关系，扩大中国在亚洲的影响。
“世界之中国”，历经一个半世纪之多。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海盗式掠夺和拓殖活动，早在明代的16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但只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沿海与长江各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据点；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两广等陆地边境地区，或者大片领土被鲸吞，或者面临被分割肢解。中华民族濒临“灭种亡国”的边缘，蒙受巨大屈辱的命运，使中国人民更增强了中国生存“整体”的意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构成了“世界之中国”的独特画面。特别是在各族人民的先进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坚强地团结起来，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文化围剿，但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不吞苦果，不做附庸，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人民以坚强的意志和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们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主题，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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