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官商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一 官商概论
按照商人的概念，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应属于商人的范畴。商人的分类标准很多，〔1〕这里“以其是否承担政府任务”， 将商人“分为两大类”：官商和民商。〔2〕以下对官商进行论述。 （民商另文讨论。）
清初，中央和地方铸钱币的主要原料铜全靠国内供给。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部分铜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铜也随之减少。雍正时，进口铜的不足部分，采办国内滇铜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当时，滇铜一般是官运官销，也有招募商人采买的。但洋铜进口则主要是由政府招募商人，越洋到日本采买。康熙三十八年，“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3 〕五十二年，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处所办之铜，“交与内务府商人等承办。”同时两准、河东、广东、福建及闽海关盐差增铜，也“交内务府商人照定限全交。”两年后，采买铜由户部及钱法衙门专理，“停内务府商人采办。”到雍正年间，又恢复内务府商人办铜。〔4 〕所谓内务府商人，就是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十四关差所办铜斤，原系监督随时招商采买”。以后，政府又将荆州、凤阳、太平桥、龙江、西新、南新、赣关等常关和长芦、山东、两浙、福建、广东等地盐课应办额铜，招募商人承办。〔5〕乾隆元年，江南、 浙闽等省用铜，令各海关“招商承办”。〔6〕至嘉庆二年， 改由“长芦官商承办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六省洋铜”。〔7〕此外，乾隆十三年，山西“招商”分别从汉口和苏州采买铜斤。〔8 〕除了内务府、户部招募商人之外，政府也令各常关监督、各海关和省级政府招募商人办铜。这些商人买铜，一般由政府给与资本，规定运铜数量，运回铜斤，官方按规定价格全部收买。
乾隆年间，由于日本产铜减少，商人预先领币购铜多不足额，积欠款项甚多。于是，政府又招募了自备资本的商人，与原招募领公款作资本的商人共同出洋买铜，“令江浙督抚招商办铜，如有情愿自捐资本出洋买铜者，许其呈明该管官，听其出洋采买，俟各商回日，官为收买，以供鼓铸。”“如在京有家道殷实之商，愿赴洋买铜者，取具保结赴部具呈，由部奏明给予执照”，准许采买。〔9〕所不同的是， 对这些商人的管理采用总商制。乾隆二十年，政府规定江浙采买洋铜的商额，以自携资本的商人杨裕和等十二人为额商，其他愿办铜的商人，“悉附十二额商名下，如引盐散商附入甲商之例。”〔10〕额商实际上就是总商。关于总商的职责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些自备本金的商人采买的铜，官方按规定价格收买十分之六，剩余十分之四由商人按市价自行出售。而且，由于内务府商人自愿贬价交官铜，所以官方的收购价格也比领本商人运铜的价格低，〔11〕以此来保证洋铜的采运。
铸钱的另一原料铅，一部分也由户部招募商人承办。康熙二十三年“各关办运铅斤，由部发银交商人承办解局。”五十四年，“商领户部钱粮，办解宝源局倭铅。”〔12〕雍正十二年，贵州、湖南额铅“停商人承办”。〔13〕招募的铅商也是领政府资金运营，由官方按价收购。
另外，有部分木材由政府招募商人进行采伐、运输。顺治九年令，“各工需用木料，召募商人，自备资本出古北、潘家、桃林等口采伐木植，运至通州张湾地方，照数验收给价。……俟木植到日，部委官至通州张湾确估时价，部征三分，商给七分。”〔14〕商人采木除出入以上诸关口外，还有直隶永平府界岭口、山西边外的穆纳山和大青山木厂。顺治十三年“庄头韩朝进并皇木商人周二等，到本关【界岭口】出口采木。”〔15〕“穆纳山久奉封禁，乾隆元年绥远城兴建城工衙署营房，于穆纳山招商砍运，后因黄河冻结，令该商段士英等就近在大青山买用。”“大青山准商出赀砍伐。”〔16〕另据有人研究：内务府所属东北、山西、蒙古等处木厂的砍伐和运销，曾经由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张鼎鼐、张常住兄弟三人”承办。〔17〕工部招募自备本金的商人采伐、运销木材，也是先设立木商头，“部给木商头领十人执照，在口内砍木纳税，禁止本处人砍伐木植。”〔18〕木商头也就是总商，但文中未说明其是否有包税职责。新疆“伊犁南北山场，设立商头，官给验票，抽分木植”。〔19〕伊犁木商头对官府有包税之责。这里自备资本的木商，采伐和运销的木材，与自备资本的铜商一样，官方按规定价格收购其中的一部分，其余木材听商人自行销售。木商要逐年或隔年向官府申请照票，经过批准才能领取。“其各商出口，先期具呈到部，取身家住址邻佑并各商连名甘结，移咨兵部给批付商，照验出口。部给采木植批文，并移守关官确查出口人数，及进口木植数目报部。”〔20〕
他如：军需品，康熙五十六年，因商人采买铜斤亏欠钱帑，无法填补，“内务府会同户兵两部，议将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营驿应补马匹，交与商人承办”。〔21〕“每年遣人赴张家口，向商人王纲明等领受马匹。”到五十九年，停止商人王纲明买马。〔22〕煤，顺治十年令，京师“递年应用之煤，照时价招商办用。”〔23〕军火，乾隆四十九年，甘肃肃州硝磺“即令在牛尾山招商采买。”〔24〕粮食，康熙三十二年由户部“招募身家殷实富商，给以正项钱粮并照验文据，听其于各省地方购买粮米，运至西安发粜，所得利息听商人自取之，待西安米价平后但收所原银。”〔25〕纸张，纸商李世裕“自祖父以来承办官纸已历数辈。每年李世裕家采办纸张，在苏州藩库领银，泾县、宣城、宁国三县槽头到苏公［？共］同承揽，于四月领价，八月底在芜湖交纸。”“李商领价，每张一钱二分，连包裹运脚一切盘缠使费均在其内，给槽户的纸价是九分一张，还办有加一余纸，也是一样给价的。”〔26〕还有皮张、丝绸、布疋、玉器、玻璃等商品，国家需要时也招募商人采办。招商采买，有的是预先给币；有的是商人自备资本，官方或按时价收购；或待商人销售完商品，归还官方预先付给的资金。
以上是国家招募商人采办部分商品的情况。还有部分商品，因国家对其有特殊需要，规定为专卖商品，也招募商人运销。如：茶叶，国家要用茶叶与边疆民族易马，以利其统治。于是，茶叶就成为专卖品。专卖商品一般采用引票制，只有承领引票的商人才能运销。当时有江苏等十省办茶引。康熙五十五年，浙江省“商人有愿备本银及水脚银两，将每年应办黄茶解交内库者，给予执照，领引置茶。”雍正五年因“浙江省产茶独多，销引数倍他省，专设商人二名，每年自备纸价银四百六十二两，于藩司衙门详给咨批赴部交纳，请颁额引，到浙呈送布政使司挂验转给收存，俟各商贩置齐全赴北新关输纳税银。管引商人，每年办解”黄茶。政府招募的总商，自备引钱领引，其他茶商分隶总商名下买引运销，然后由总商向政府解交茶叶。在茶马贸易的甘、陕两地，也是“责成总商稽查。”〔27〕道光年间，甘肃茶商毕新兴“充当茶务总商，承引办课。”〔28〕商人自备资本领引买茶，“每引行茶一百斤，内交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即为商运茶，令其售卖。”以后，西安、凤翔、汉中、同州四府商人采办茶叶，改征折色，“每封折征银三线。”至雍正十三年，虽然“停止以茶中马”，但官府还收缴一定的茶叶，所以甘、陕两省茶商仍采办茶叶。乾隆十三年，“甘肃省商人领引照茶，每茶百斤，附茶十四斤，以五十斤为官茶，交甘省官库；以五十斤为商茶，商人运甘自行发卖。其附茶亦听商人自卖。”茶引“各限豫年请领，年办年销。”〔29〕
人参，顺治元年，“许于南京、扬州、济宁、临清四处开肆贸易。”六年“停止各省贸易人参”。〔30〕此后人参成为专卖商品。康熙年间，先是令“开采参山，刨取人参，交内务府办理。”后又“谕采参人照盐引给予参引”。雍正八年，“乌苏里、绥芬等处参山，招商刨采，给票一万张，随身红票十张，令商人雇夫一万名。每票一张，收参十六两，十两交官，六两给商作本。”乾隆九年规定，“参票改为官办，嗣后官雇刨夫，于各项备存银内，帮给刨夫银两。”盛京、吉林、宁古塔等处行放参票，“改官雇刨夫”；乌苏里等处，也改归官办，交内务府查收。〔31〕人参的采挖、经营，在乾隆九年以前，基本上是由内务府商人经营。此后转归地方政府发放参票，“领票曰揽头，挖参曰刨夫”，“每票一张，交京钱五百吊，包给揽头，刨夫代为交参”。“准揽头、刨夫挂号变卖。有苏州、山西参商来买者，亦有揽头、刨夫自赴苏州去卖者。”“富足揽头自出己资请领多票，盈余亏折，尚足彼此相当。”〔32〕人参的经营也是由参商或揽头领票，雇夫刨挖，参商和揽头向官府包交人参。乾隆二年规定，领取参票的商人“每票一张，应交官参十两，参商收本参六两，余参留给领票之人，如刨夫售卖，参商多收，均著该将军巡查御史指名参处，官参不敷，著落参商赔补。”〔33〕
盐，运销实行总商制，由国家招募总商领引，包缴税课和各种款项，其他引商向总商买引运盐。雍正三年规定，于盐商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核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成管催追。”〔34〕两准，长芦、山东的盐引，都是总商管理，引商运销。河东盐引乾隆五十七年以前，也是引商运销，以后改为民运。〔35〕有人认为，广东盐是官运官销。〔36〕实际上广东盐也是总商负责下的引商运销。康熙二十一年“增茂名县百五十四引招商办课。”三十二年，“广东省认埠行盐，三年一换，今定大埠招商二名，小埠一名，公平贸易者令永远承充”。雍正元年，“责埠商运盐纳课”。乾隆“五十四年议准，广东省河各盐埠并为一局，公举老成谙练者十人定为局商，总司其事。”此外“分设子柜六处。”商人“分赴公局及各柜领盐运销。每年所获盐利尽数汇归公局，为完课运盐之用。获有余利，即按原出资本之家均匀分给，……如有短欠惟局商是问。”〔37〕这里的局商实际就是总商。除了总商管理，引商运销之外，还有民商运销，陕西的一些地方、贵州、云南亦改为“民运民销”，“商民买盐运销”。也有官方运销，云南盐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都是官运官销。〔38〕福建也实行官运官销。〔39〕广西盐因商人无力承办，自雍正元年起“令官运官销。”至乾隆三十二年，怀集、平乐等二十八州县埠及临桂等三十八埠，都先后“改招商办。”〔40〕民商运销和官运官销中，有时也有引商参与运销，不过，这两种形式的运销只在少数地区实行，大部分省区的盐是总商负责，引商运销。盐引与茶引、参引不同，可以子孙世袭。〔4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官商是由户部、工部、内务府、及国家令各级政府招募而来，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清代的国家财政由户部掌管，皇室财政由内务府掌管。尽管内务府的职能是为皇室服务，但皇帝常常把一些政府的经济任务委派给内务府商人采办。因此，可以说无论什么部门招募的商人，只要其承担政府的经济任务，就可以称之为官商。
其次，经营国家专卖商品的商人也是官商，如上述的盐商、茶商、参商等。总之，凡是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就应该是官商。
有人认为：“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资经商或开当放债；有皇室、藩王、贵戚、官僚等兼商；有兼任职官或兼虚衔的商人经商。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权力或倚仗政治权力而进行商业活动者，都应视之为官商，属于这个问题的研讨范围。”〔42〕皇室人员、官员是兼职经商，经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皇室人员、官员本身的职业并没有因经商而改变，所以不能称其为商人。官衙经商也是委托给商人，或者由官员直接经营，官衙、官员都不是商人，所以皇室人员、官员、官衙都不能算作官商。商人兼官职或挂虚衔经商，是依靠政治权力，为个人经营商业。他们没有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所以，他们也不是官商。
清代官商的产生，早在“崇德初年已经存在”，并“受到户部堂官及其家人的勒索，显示出他们受户部管理和控制”。那些“勒索官商的官吏被明令处罚，说明官商有自己的地位和经济地位。”“清朝入关前，曾派官商与朝鲜贸易，天聪、崇德、顺治、康熙诸朝一直如此，皆由户部管理。”“雍正时依然如故，官商从户部领借皇币，向户部纳息，受户部管理。”〔43〕官商最初由户部招募，以后内务府也开始招募商人。所不同的是，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先被招入内务府籍，著名的山西商人范氏家族，至第七代范永斗时即入内务府籍，被赐产在张家口定居。以后，直接受内务府委托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由户部，或国家令其他部门招募的商人，是设立总商制，通过总商或商头来管理属下众多官商。因此，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是终身制的官商，他们可以父子、子孙相传。另外，由于盐引可以世袭，有些总商和盐商也是终身制。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商，他们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当他们不再被招募承充经济任务时，他们就不是官商了。因此，官商不仅可以兼为皇室服务；也可以兼营其他商品，并参与民商的经济活动。乾隆八年七月至八月，陕西巡抚塞楞额奏称：“一月之内，运往出境者已不下二十万石矣。无如晋省麦价倍于陕省，近日山西盐商在陕行盐者，俱抽出盐店资本，亦纷纷收买麦石。目下陕省时价，业已日渐增昂。”〔44〕官商与民商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民商中的部分人可以被招募成为官商。官商不再被招募时，就变成民商。一个商人也可以在不同时期，充当不同性质的商人。
一般来说，官商是具有数百万、上千万资本的富商，至少也有数十万的资本，往往也正是这些家道殷实者才能承受政府的招募。总商、商头、揽头就是政府招募的殷实富有商人，所以他们也是官商中的大商人。但官商中也不都是富商，内务府就有“二等买卖人”，“三等买卖人”。〔45〕户都等管辖的官商中也有小商人，宁夏“茶商原非素封之家可以应当此任者，皆强迫数人顶认一名”。“商人任称贤等，止为纲领，将茶引派散于宁镇两河各堡穷民。”〔46〕安徽茶分为八万七千八十引，“分发微商一千二百三十五引，本省州县小贩一千四百三引。”湖北“均州荆门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粗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47〕盐商中也有本小利微的商人。乾隆十七年，河南“水商本小利微，难令亏折，应令上蔡、西平、遂平等商赴淮办盐之时，即将办运引数，报明该县转报盐政，饬知淮北纲商。”〔48〕官商中的中小商人，资本虽然不算多，但他们经营专卖商品，经济上有保障，可能比同等情况的民商要富裕一些。二 官商与政府的关系
从政府方面来讲，通过设立总商制，直接派官员，对官商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其成为国家财政管理的一种工具。总商或商头一方面对国家税收负责，另一方面，又以经济关系辖制属下官商。由此，形成了盐商、茶商、木商、铜商、参商等贩运商品的固定组织和运销。政府在引或票上规定运销路线、地点、行销时间，同时也规定商品价格、商品额。官商必须在规定范围内经营商品，有时沿途的地方官，按引盘验，经过关口还要将茶引截角；铜商也有往来时间限制。所有规定，官商都不许违犯，如发现违期、无引张照票贩运、路线不对等，都要拟罪。
政府利用官商，进行专卖商品的经营，以保证财政收入；采买铸币材料，解决财政中的困难；参与对外蒙古、朝鲜等国的贸易；运输军需物资，金川战争的军需，都是“招商包运”的；〔49〕驻西北边防的军队，由官商“承运军需籽种”；〔50〕此外，官商还运输军粮、农用工具及其他物品；减灾赈灾，每当各地粮食缺少，价格上涨时，各地方政府都招商运输粮食，道光年间，“江淮等属被水成灾”，“奉恩旨招商采买米麦，运往灾逼【附近】销售”。〔51〕当然，在这些情况下，也不是全都招募官商进行，还有临时雇用民商运输。总之，国家把官商“当作施行财政政策”的一种工具。〔52〕
官商是应国家需要而产生的，又直接为国家经济服务，所以，没有独立的经营权，一方面既享受国家给与的经营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官商享受优惠政策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有免税特权。茶商自卖的茶叶不纳税。乾隆九年规定，铜商办铜“经过各关免其纳税，每年额办之外，如有多余，听其自行贩卖。”〔53〕
其二，从官商的实际利益上讲，他们可以从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中得到好处。官商办铜都是“预领价银”，“每因限期宽裕，将本年所领币项，营运射利，新旧挪移”，从中取利。〔54〕康熙时期，国家多次下拨款项借给盐商，四十二年，借给两淮众盐商周转资金一百万两；四十三年，又借给长芦盐商张霖、查日昌等八人周转资金七十万两。 〔55〕雍正时开始由盐商付利息，“当领本之初，虽或不无折扣， 而尚有现领之银可资周转。且完息仅止一分，不觉其为累也。”〔56〕一般来说，借给盐商的利息是不高的，这从盐商们把国家发放的帑银视为重要财源就可以说明，重息并非重过于赢的利润，否则盐商就不会视为财源，而视为累商了。作为商人只要赢利大于借款的利息，就有利可图，若反之，商人是不会贷款的。如正有人指出的：“内务府的币银利息大大低于当时社会上的高利贷，其出借条件并非苛刻，还有展限，恩免之说。币银带有扶植盐商含义这一点就是毫无意［？疑］义的了。”〔57〕有人引用一条史料，即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为止，共借给帑利银六十万两，俾作运本，庶该商等赀本充足，得以转运。”据该商等禀称，“将来缴还所借银六十万两外，情愿再加利银六十万两，共缴银一百二十万两”〔58〕，来说明借给盐商的款项利息重，而引文表明的恰恰是盐商“情愿再加利银”，显然这是盐商的报效而不是借款的利息。
其三，官商经营专卖商品具有经营垄断权。经营盐、茶、人参、铜等专卖商品，无疑可以获得厚利，贩铜置货，“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59〕而民商则不能经营这些商品。当时丝是禁止外运商品，但铜商可以“每船配搭绸缎三十三卷”，“准配二三蚕糙丝一千二百斤”，“其非办铜商船仍不得援例夹带”〔60〕官商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可以迅速获得的厚利，民商不能与之比拟。因此，在清中期以前，富有的商人愿意充当官商。
另外，政府还为官商设立商籍，使官商子弟可以参加科举，为他们创造了升迁和享有一定特权的机会。明代设有盐籍，“濒海有盐灶，……毕以其业著籍。”〔61〕在两淮、河东设立运学额，“淮扬长卢等盐场行盐商人子弟俱附籍应试，取有额例”。“万历二十八年，巡盐御史叶永盛”请在浙江设立商学，“奉旨该部议奏，议覆允扎行提学道牌行运使编立商籍，录送考取入学”。“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吴】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设立商籍，上疏报可。”〔62〕明代专为盐商子弟设立运学，万历年间，又在浙江设立商籍，时盐籍即商籍。
到了清代，顺治十一年，“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陕省向未设有商学，……惟每科乡试内有甘肃省宁夏府商学生员”，陕西实指宁夏设有商学。〔63〕】六省商学。”康熙六十年，“设立广东商学。”〔64〕虽然继承明制，但与明代略有不同，“商籍，（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奉天地方贸易商人不准于该处入籍。”〔65〕清代的商籍包括盐商之外的商人。但商学并非在各省都设立，而且，从有关的记载看，〔66〕大概绝大部分应试之人是盐商子弟。“学政姚梁条奏，以商籍子弟原例因其不能回籍应考者，准在行盐地方入籍，若本省之人在本省充商，均令归入本籍州县应考。”〔67〕有人指出：“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盐商家庭出身而以商籍应试的考生。如死于署陕甘总督任上的沈兆霖（1801～1863）”“（盐商另立学额）显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而是考虑到他们的经济资助而给予的一种特殊优遇。另立学额使他们取中的机会要多得多。”〔68〕
不过，尽管国家格外帮助和关注，大部分官商还是先后衰落破产。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官商的管理和限制，不符合经济，阻碍了官商的经营。国家规定的运销地点、限定的销卖时间，实行的价格管制，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如：陕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规定在榆林、怀远、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乾隆年间，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销往蒙古，官引在这一带滞销，官商受到损失，致使无商领引贩茶。当时私茶、私盐充斥，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官商没有独立的经营权。据有人研究指出：在乾隆以前，日本铜源丰裕，采购较易，运到日本的国货价贵易销，运铜成本较低，铜商获利较多，政府却不准在每年二百万斤定额以外多购多运。到了乾隆年间，日本铜产量降低，出口铜也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按每年运足二百万斤的额数，令铜商贩运。铜商请削减运铜数量，政府不允许，以至官商难以完成定额，只能作为挂欠，转帐于下一年度的交铜额内，因此官商欠帐年年增加。范氏请求“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政府也不批准。〔69〕货源发生变化不许改变定额，造成官商亏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官商一旦负债累累，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政府则立即对其查抄逮捕，以家产抵偿债务。范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给与的特殊政策和热心关照。发家致富的，他们经营过许多专卖商品，可以说享受优惠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到了破产的境地。像范氏家族这种当时官商中的资产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数官商都难免落得此下场。范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政府与官商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皇商范式家族破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腐朽生产关系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严重压抑。”〔70〕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以范氏家族为代表的官商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官商是政府为了自身目的而招募的，政府努力帮助官商赢利以供财政之需，绝非愿意官商破产。这从官商享受的许多优惠政策，就可以反映出来，给官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至少也能说明政府不轻视官商。实际上给与官商诸多优惠政策本身，就不能说清政府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官员对官商的勒索严重，造成官商破产。〔71〕所谓勒索主要表现在捐输上。问题当从两方面看，政府官员的腐败、受贿和勒索，会给商人经营带来影响，官商有时是不情愿捐输的，但官商更多的是依靠捐输、贿赂来取得某种特权，以便从经营中获取利益，所以捐输、贿赂对官商来说，并非仅仅是“一种荣誉”，没有实际好处，官商是不会做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官商在即将破产时，不得以捐输，但这不能说明所有官商都是如此，也不能说明该官商发家时，投靠政府的情况。因此，对大多数官商来说，捐输、贿赂官府并非一定等于破产。有人指出，在1750～1800年间，运盐商人每年可获利润500 万两。〔72〕另有人说，盐商平均每年捐输近百万两。〔73〕盐商大概是官商中捐输较多的商人，他们捐输的款项也只占全年利润的五分之一，可见捐输、报效只占官商利润的一部分，大部分利润是官商投入再生产；或者自己消费；或者作他用了。另一方面，即使官员腐败，也不能由此说明政府是严重压抑官商的，尤其是政府的各项商业政策和规定，更没有以压抑商人为目的。不过，官商的破产确与政府有关，这就是国家采取的管理官商的制度，从主观意志出发，人为管理，统制过死，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正是这种管理体制，才使官商走上破产的道路。与此相反，政府对民商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许多方面没有统制，致使民营商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民商的发展也比较正常、稳定、迅速，由此也可以说明清政府不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还有的人认为：官商的衰败与国家商业政策有直接关系，“封建专卖总体上是以抑商为核心。”但是又指出，康雍乾之际，政府“比较认真执行”‘恤商裕课’的方针。”自“乾嘉而后，随着政治环境恶化，‘恤商裕课’的机制削弱，抑商功能强化。”〔74〕这也值得商榷。清代国家各时期的商业政策有一定的继承性、连续性，嘉庆时并非商业政策有什么改变。只是嘉庆以后国家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与国家经济命运相连的官商，其经营也不会再出现什么兴盛的局面。实际上官商的盛衰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官商产生本身正说明了这一点。 注 释：
〔1〕参阅唐力行：《商人与近世社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9页。
〔2〕〔52〕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 载《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3〕〔5〕《清朝通考》卷十四，钱币二。
〔4〕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零四、二零五，户部，钱法。
〔6〕〔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零五，户部，钱法。
〔7〕《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
〔8〕〔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
〔11〕参阅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0～185页。
〔1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二，工部，鼓铸。
〔13〕〔5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五，钱币三。
〔14〕〔18〕〔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二，工部，关税。
〔15〕顺治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巡抚直隶董天机揭帖，见《明清档案》，内阁大库版，第32册，B18022。
〔16〕《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七，乾隆十一年五月是月。
〔17〕〔45〕吴奇衍：《简论清前期内务府皇商的兴起——清代内务府皇商专题研究之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中华书局1992年。
〔1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一，工部，关税。
〔21〕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王澍奏， 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452页。
〔22〕《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八，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庚午。
〔2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一，工部，薪炭。
〔2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五，工部，军火。
〔25〕《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四，市籴三。
〔26〕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安微巡抚闵鹗元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1辑，第224页。
〔27〕〔29〕〔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二，户部，杂赋。
〔28〕《清宣宗实录》卷二零八，道光十二年九月丙辰。
〔30〕《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二，市籴一。
〔31〕〔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二，户部，参务。
〔32〕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 清代吉林盐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9页；101页。
〔34〕〔4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三，户部，盐法。
〔3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四，户部，盐法。
〔36 〕〔74〕鲁子健：《清代食盐专卖新探》，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7〕〔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七，户部，盐法。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九，户部，盐法。
〔3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六，户部，盐法。
〔41〕参阅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载《清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
〔42〕阮明道：《清代前期官商研究》，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43〕张建辉：《关于清代生息银两制的兴起问题——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一》，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4〕《档案》1990年，第3期。
〔46〕顺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车克题宁镇茶课应减三分之一事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中华书局1984年。
〔49〕《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乙亥。
〔50〕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山西巡抚恒文等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第740页。
〔51〕道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江苏巡抚林则徐题本，见钞档。
〔53〕《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
〔55〕〔69〕〔70〕参阅韦庆远：《清代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一》，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6〕左宗堂、徐宗斡：《会奏减免兼征帑息疏》，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五，户政二十二，盐课四。
〔57〕李克毅：《清代盐商与币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58〕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六日穆腾额奏折，转自林永匡等：《清代盐商与皇室》，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
〔59〕清佚名：《东倭考》，转自傅衣凌前引书。
〔60〕《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二。
〔61〕《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62〕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四，商籍一；卷二五，商籍二，人物。
〔63〕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陕西巡抚富纲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第597页。
〔6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八，礼部，贡举。
〔6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
〔66〕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八；三八一。
〔67〕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国泰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6辑，第648页。
〔6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院出版社，第79页注〔6〕；第80页。
〔71〕李克毅：《清代的盐官与盐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72〕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转自王根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73〕魏林：《鸦片战争前后的商人资本及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问题》，博士。